闵宗殿：农史名词琐谈

农史名词琐谈

闵宗殿

一、山药名称的来由及其他

    山药原名薯蓣（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是种多年生的缠绕藤本植物，食用部份是薯蓣的地下肉质块茎。名字最初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主望少泽，其上多草藷藇”。后来由于受避讳的影响而而名为山药，唐代的第十一代皇帝是代宗李豫，因蓣豫同音，为避李豫讳，改薯蓣为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赵曙）即位，又由于薯曙同音，为了避讳，人们又称为将薯药改称为山药。从比薯蓣之名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载：“山药，即本草所谓薯蓣者也。唐避代宗嫌名，（按：唐代宗名预）故民间呼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讳，（按宋英宗名曙）遂改曰山药，自此全失其本称矣。”由此可见，山药之名完全是古代避讳制度的产物。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礼制,它是指对当代君主或所尊者在文字上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其他方法来加以回避,这种方法就叫避讳,那个不得直称的名字,就叫讳。这是封建社会中“尊祖敬宗”宗法思想的一种反映。避讳起源于周代，战国时讳名的习俗已经在社会上流行，秦汉时代，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断巩固，讳制也更盛行，并开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业上所用的名词，有些也涉及至到当代君主或所尊者的名字，由于触及避讳制度，因而也受到了避讳的影响。

   这种影响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汉高皇后姓吕名雉，按避讳制度，雉必须避讳，代名野鸡。《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原文应是“雉夜雊”，因为避讳，而改成了“野鸡夜雊”。现行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蜇”，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蜇”，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刘安在《淮南子》中将“启蜇”改作了“惊蜇”。 

   汉代以后，这种因避讳而改名称的事累累发生。十六时，石勒建后赵国称帝，事物中凡与他名字相同的，都得避讳，据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记载，因避讳而改名的作物有罗勒，“兰香，本名罗勒，后赵石勒以罗勒犯已名，改为兰香，至今以为名也。”诃梨勒，“本出南海诸番国，胡人谓之诃梨勒，后赵时避石勒名，改曰诃子，故今犹云然也。”石勒本人是羯人，羯在古代统称为胡人。石勒又讳胡，凡带胡字的都得避讳，例如胡荽“石勒改曰香荽。”据《植物名实图考》卷四引陈藏器谓：黄瓜本名胡瓜，“石勒讳胡改名。”

    唐代又将讳名发展到讳姓，唐王朝是李家的天下，因鲤和李同音，唐代公然规定不准吃鲤，不准叫鲤鱼，只准称“赤鯶公”。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武后时，武则天编了一部农书叫《兆民本业》，由于要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书名便改成了《兆人本业》。

    唐代末年，军阀割据，各自称王称霸。钱鏐占江南，杨行密据扬州，因为是土皇帝，也照例推行避讳制度，一些农作物因而亦被改名。《野客丛书》九：“钱王讳鏐，以石榴为金樱 ”，又说“杨行密据扬州，扬人呼蜜为蜂糖。”称石榴是为了避鏐，称蜂糖是为了避密。

    上述只是作者搜集到的部份例子，没有搜集到的肯定还有，可见古代的封建宗法避讳制度对农业也是有不少影响的。虽然它在生产上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它对物名造成了混乱，给人们在识别农业名物时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不便。（2003/3/31） 

2、关于玉米的名称问题

    玉米原产于美洲大陆，当地称为麦兹（maize）。明代中叶传入我国以后[1]，是我国人民给它另取的一个名字，并不是玉米的原称，它实是美洲“麦兹”的中国名。

    不过一开始并不叫玉米，最初的名字据嘉靖三十四年河南《巩县志》记载叫玉麦，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记载叫番麦，又叫西天麦。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才有玉蜀黍之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玉米之名才见记载，书中说：“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黍，盖亦从他方得种。”可见玉米是一个后出的作物名称。后来因为用得多了，才成为通用的名字。

    随着玉米的传播，各地又跟据自已对玉米的认识，取了许多名字，因此便出现了许多异名，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传播》中统计有99个，郭松义在《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统计有133个。其异名数量之多，是中国其它农作物中所少有的。这些异名，大多是当地百姓比照我国已有作物而取的名字（有的是同名异写），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麦、黍、秫、梁、粟、穄、芦、米、谷、豆、其他等十一类，如下：

    1、麦类：御麦、玉麦、番麦、西天麦、黍麦、戎麦、包麦、苞麦、番大麦 、红须麦、夷麦、西番麦、玉林麦

    2、黍类：玉蜀黍、玉黍、玉稻黍、金稻黍、玉大黍、玉糜黍、大蜀黍、番黍，玉芦黍、蜀黍

    3、秫类：秫、玉蜀秫、玉秫秫、秫秫、玉秫、大秫秫

    4、梁类：玉膏梁、玉高梁、大高梁、玉梁、御高梁、独膏梁

    5、粟类：珍珠粟、鸡头粟、观音粟、意粟、苞粟、天方粟、珍珠芦粟、饭包粟、鸡豆粟，荷包粟、乳粟、遇粟、意粟、芦粟、罂粟（和作鸦片的罂粟异物同名）、高粟、金豆子粟、鹿角粟 、包胎粟

    6、穄类：玉芦穄、芦穄、秫穄、球穄、珠穄

    7、芦类：苞芦、腰芦、苞萝

    8、米类：珍珠米、玉米、包米、包儿米、棒米、六角米、鹿角米、御米、巴尔米、番米、包梁米、丈谷米、芋米、棒子米、观音米、（米丰）子米、包子米、包粒米、老芋米

    9、豆类：番豆、金豆、玉豆、玉芦豆

    10、谷类：包谷、苞谷、舜王谷、六谷、西番谷

    11、其他：玉茭茭、玉榴、玉子、戎菽、玉籽、粟包、稖子、玉露、玉蜀、玉穟、腰边豹、苞果、包菽、包罗、棒子、棒椎、芦蜀、榜子、棒槌、苽、稷、包苽、苞果不过这些不同的名称，并不是随便起的，大多有一定的含义，例如：

    包谷：民国《茬平县志》卷九：“实有黄白红三色，密排成行以青叶包之，故名包谷。”

    苞芦：光绪《海宁县志》卷二物产“苞芦，茎叶如芦，穗外有包，故名。

    棒子：民国《德县志》卷十三：“玉蜀黍，形如捶布棒，名为棒子。”光绪《临朐县志》卷八：“俗呼棒捶，以形似名。”河北《迁安县志》物产：“土人以其形似棒，呼曰棒子。”

    玉蜀黍：民国《莱阳县志》卷二之六：“玉蜀黍，秫之别种，以种来自蜀，其洁如玉，故名。”

    玉秫秫、玉茭茭：山西《寿阳县志》卷一：“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似玉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僞。”

    玉榴：河南《光山县志约稿》物产志：“玉榴，谓子密如榴也。”

    六谷：《镇海县志》卷三十八：“御麦，俗呼六谷，土人谓五谷之外又一谷也。”民国《象山县志》卷十二：“案，谷当作陆谷，言其大也，亦言陆地之谷也。”

    玉蜀秫：民国《桂平县志》卷十九：“玉蜀黍当作玉蜀秫，黍、秫声近而义异。

    珍珠粟：道光《新昆两县志》卷八物产：“实累累如珠，故名珍珠粟。”

    玉米的名称多而杂，往往使人摸不着头脑，但细细琢磨，仍有规律可循，可弄清其所指的。 

3、秥稻考

     明清时期南方的地方志中，不少府县在讲到水稻品种时，都提到秥稻。但在我国传统的水稻分类中只有秈、稉、穤三类，那末，秥稻是什么？现在的字典、辞典，都未收录此字，《康熙字典》虽收有此字，但只转录了南北朝时梁•顾野王《玉篇》，书中说，音“女占切”，义“禾也”，指出它是一种禾谷类植物，但所释简略，难明所指。明代《七修类稾》始有秥为稻类之说，指出它源于占城稻，书中说“宋真宗闻占城稻早，求种分给，故作秥。

    那末，占城稻为什么称秥呢？这是一个名词不断简化过徎。宋真宗时，占城稻在江淮、两浙传播时，开始时都称占城稻，日子一久，人们便开始将它简称为占城，南宋时的《四明志》、《赤城志》、《会嵇志》上都称占城稻为占稻，江西、湖北进一步简称为占，如绍兴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李纲在《申省乞旋粜纳晚米状》中说“据洪州申，缘本州管下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文中的早占之占，就是占城稻的简称，这便是一例。

    占的本意是占卜，为了避免占稻和占卜混淆，人们便在占稻之占前面加上米字，以示其为占城稻，于是便出现了粘字。元代郭翼《雪履斋笔记》在记载四川峨眉县水稻品种时说，峨眉县的水稻口种有“青秆粘、紫秆粘、广安粘、盖草粘、柳条粘，……”等同时还列有“红糯、白糯、尖刀糥、芝麻糥，……”等糥稻品种，这一事实说明元代已用粘代占城稻，但粘稻并非糥稻。

    然而，粘字又是黏字的俗字，有人为了“匡俗正误”，又将粘字改成了黏字，黏字又成了占城稻的简化名。明代李时珍已指出用黏代占城稻是错误的，他在《本草纲目》中说占城稻“种自占城国，故谓之占，俗作黏者非矣。”为了摆脱粘、黏的混淆，人们遂将粘字的米旁改成了禾旁，从而出现了秥字，这就是《七修类稿》所用秥字的来由上面所说的历史说明，秥稻是由占城稻→占城→占→粘→黏→秥，局步演变而来的，不同的写法都代表占城稻 ，而且秥不应读Nian 而应读Zhan。

    那末秥稻是什么稻种呢？历史上对此都有记载，《宋史•食货志》；“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事物纪原》：“粒稍细，耐水旱而成实早，作饭差硬。”是一种粒小、无芒、早熟、性硬能耐水旱的非穤稻种，从“作饭差硬”来看，应是秈稻的一种。《广东新语》说：“黏米似粳，而尖小长身，其种因闽人得於占城。故名占。”更说明秥稻是一种区别于稉稻的秈稻，由于历史上曾将占城稻简化为粘和黏，给人造成了误解，认为是种穤稻。有的地方因此出现了以占称穤的笑话，清代刘宝楠在《释谷》中说：“今江北，凡腴田所生之糥皆称占稻，其米曰占米，则亦称名之失实者也。”至今在农学界对秥稻的来历和性质不甚了解的还大有人在。

    说明弄清秥稻一词的来历和性质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非是单纯的咬文嚼字，同时也说明，对一个事物的起名，或其名称的简化，都要十分郑重，否则就可能造成人为的混乱。 

4、古今农史两“三农”

    三农这个词，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由于古代也出现和使用过三农这个词，因而有人误认为今日的三农，来源于古代的三农，而且是由古代的三农发展而来的。其实古代的三农和当今的三农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其所以都称三农，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涵义上并没有内在的联系。

    历史上的三农，文献上有三见，一见于战国时的《周礼》一书，该书的“天官•大宰”中有“三农生九谷”记载。汉代郑众注解说：“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二人用词虽异，但所释意义相同，指的是耕作于平原、山区、低湿地的三类不同的农民。这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三农名词。二见于汉代张衡的《东京赋》：“三农之隙，曜威中原”。指的是春、夏、秋三个农时。三见于清代乾隆时的农书《三农纪》，书中用耕父、老农、牧童三者来代表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指的是一种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三农，指的只是农业生产或农业经营。当今三农这个名词 ，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核心，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由此可见，当今的三农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古代的三农相比，它的来源和内容完全不同，因此二者是不能混同的。

[1] 一般认为，玉米是十六世纪中期引入我国的。其所据为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肃《平凉府志》，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485页便如是说。但据作者所见，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由御医刘文泰编纂的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中在说到薏苡仁时，插有一副玉米图，画的是一株玉米植株，顶有雄穗，株干叶间从上到下画有三个果穗，同现在见到的玉米完全一样，估计那时玉米还未取名，因为长的形态和薏苡相似，故将它收在薏苡图中。可见玉米在十六世纪初已传入我国，要比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县志》早半个世纪。但此事还得充分论证，故目前尚难断定。以明代中叶传入我国说比较稳妥。

原载：《中国科技术语》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