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阙邦火：认识刘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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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初，我刚到人民日报社不久，就听说报社有一个“顽固右派”，名叫刘衡。
第一次见到她，则是几个月后的一个偶然。那是一个穿衬衫的日子，我从报社餐厅吃完饭出来，走到原王府井报社大院编辑楼和行政楼相连的“天桥”下面时，忽听身后有人喝问：“刘衡，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右派！”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刘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令我惊异的是，并没有看到在一些电影中常见的“顽固反动派”的狰狞，也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桀骜与蛮横，我看到的是一个弯腰驼背、一脸皱纹、面色发灰、头发蓬乱，看样子已有50多岁，手指轻轻一点就能被戳翻的老太婆（其实当时她才四十五六，正当中年）。她走路有点摇摆不定，但回答问题却坚定不移：“我不是右派！”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年轻人围住了她，说要斗她。他们簇拥着她来到院中一张方形台案旁。那是一张安装老虎钳的铁台子，长、宽不足一米，约有饭桌那么高。一位年轻人爬上台案，像抓小鸡一样把刘衡提到了案上，强迫她低头弯腰，坐“喷气式”，并用命令式的口气让她回答：“说！你是不是右派？”刘衡问：“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那，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右派!” 于是，她的脖子上便留下了几道钢丝弹簧鞭抽打的红印。……
实在想不到，我会以这种方式认识刘衡。对于她的处境不免有些同情，但不敢说。
转眼到了70年代，从1974年初到1979年夏，我在小汤山“五七干校”种了5年半的庄稼。而刘衡是1968年秋“五七干校”刚开办就去了，当时干校有一个监督改造“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专政对象的监改队，人们称之为“牛棚”。别人都是被揪斗之后“扭送”到“牛棚”的，而刘衡是主动要求投奔“牛棚”的，因为她感觉“牛棚”内比“牛棚”外更安全。“牛棚”内有人监管，而不进“牛棚”，随时可能被批斗、打骂、游楼。回到北蜂窝宿舍，家属们也天天逼她低头请罪，还要天天挨小孩们的踢打，终日不得安生。我去小汤山干校时，“牛棚”已不存在，原来在“牛棚”接受改造的许多人都已回报社恢复工作，而刘衡不仅没有工作，家也没有了，她把全部家具：一个旧衣柜、一张沙发床，还有几件桌椅板凳都搬到了干校。那些家具都已看不出原色，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老旧不堪，此时，也只有它们还在忠贞不二地与这个形单影孤的“老太婆”相依相伴。见此情景，不由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隐隐的伤感。
我在干校负责生产管理，刘衡被安排在饲养班负责养鸡，共有约200来只鸡，她成了“鸡司令”。她对那些“鸡部下”甚为关心，和它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些“鸡部下”不会造她的反，不会开她的批斗会，不会逼她承认“右派”，对于刘衡来说，进了养鸡场，犹如进入世外桃源了。但是，意想不到的灾祸还是从天而降：一场鸡瘟，刘衡的“鸡部下”全军覆没。这对刘衡而言，也是一个不轻的打击。但她不服输，找我要求再买一些鸡，她要从头养起。我没有同意，我说“算了吧，鸡不是那么好养的，你不懂养鸡的技术，再死了怎么办？”可是刘衡不罢休，过几天又来找我，并向我保证：现在已经有经验了，绝对不会再养死了。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再买一批小鸡让她养。新买的鸡果然没再死亡。后来我才知道，小鸡成批死亡的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但陆续死亡的情况还是有的，刘衡为了让小鸡成活率高，在买小鸡时从自己极有限的生活费里偷偷花钱多买了一些，好补充公家的损失。
刘衡在长期经受不幸遭遇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两不动摇：一是决不承认“右派”，不论是组织决定、造反派批斗、还是好心人劝告，她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我不是‘右派’”；二是坚信党有错必纠，总有一天，所有被错划“右派”的人都会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刘衡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在她经受了21年的磨难之后到来。1978年底的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遇见刘衡，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啦！”这是我认识她十余年来，第一次看见她发自内心的笑容。
后来我去了西藏，未听到刘衡的任何消息。若干年后，她曾告诉我，摘掉 “右派”帽子后，她就立即提出要求回记者部当记者。可得到的答复是:“你已经57岁，该退休了。你20多年没工作，谁要你！”在没有任何部门接收的情况下，她以“独立大队”自居，独自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到一个地方就采写一篇稿子发回报社，她要用事实证明自己还能当记者。前几天，刘衡让照顾她的侄女给我送来一本她写的书——《我的采写故事》，读过之后我才知道她恢复工作后这些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令我慨叹不已。
慨叹之一：在漫长岁月里，刘衡遭受的政治打击、精神折磨、人格侮辱、肉体摧残、家庭破裂等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女人，没有被逼疯，没有寻短见，已属非常不简单。而没有一点气馁，没有半丝消沉，依然信念不移，一旦沉冤昭雪，便毅然重赴新闻一线，去圆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此精神更让人钦佩！
慨叹之二：20余年的专政、孤立、与世隔绝并未让她成为“桃源中人”。她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还能做记者，而且做得很出色，她所采写的报道，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改革开放精神，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甚至比一些一直在工作岗位上的编辑记者更深刻、更到位。这也是让我不能不佩服的。
慨叹之三：优良作风保持不变。从延安整风运动时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之后，刘衡就开始学会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学习群众语言。反“右派”以前，她的新闻作品都是运用群众语言写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故事。重新工作以后，她依然是深入农村、渔场、工厂、工地、部队，采写工农群众、基层干部、知识分子、部队官兵。在她的新闻作品中，见不到令人厌恶的大话、虚话、套话、空话、假话。她用朴实而又生动的群众语言写的通讯，人物栩栩如生，读来脍炙人口。我很喜欢她写的人物通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范敬宜同志在给刘衡的信中说：“这样引人入胜的人物通讯，真算得上是经典作品，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从我第一次认识刘衡，至今已经40年，现在终于对她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她从18岁在西北大学写科普小说《一道难答的题》时起，辩证唯物主义就成了她坚定不移的信仰；坚持讲真话，讲实话，决不随风附和，决不讲违心话，这就是她的品格；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了解群众，学习群众语言，是她坚持一生的工作作风。
刘衡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党的老新闻工作者。
（作者是人民日报退休干部）2007.3.
五柳村2007年4月3日收到
第一次见到她，则是几个月后的一个偶然。那是一个穿衬衫的日子，我从报社餐厅吃完饭出来，走到原王府井报社大院编辑楼和行政楼相连的“天桥”下面时，忽听身后有人喝问：“刘衡，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右派！”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刘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令我惊异的是，并没有看到在一些电影中常见的“顽固反动派”的狰狞，也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桀骜与蛮横，我看到的是一个弯腰驼背、一脸皱纹、面色发灰、头发蓬乱，看样子已有50多岁，手指轻轻一点就能被戳翻的老太婆（其实当时她才四十五六，正当中年）。她走路有点摇摆不定，但回答问题却坚定不移：“我不是右派！”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年轻人围住了她，说要斗她。他们簇拥着她来到院中一张方形台案旁。那是一张安装老虎钳的铁台子，长、宽不足一米，约有饭桌那么高。一位年轻人爬上台案，像抓小鸡一样把刘衡提到了案上，强迫她低头弯腰，坐“喷气式”，并用命令式的口气让她回答：“说！你是不是右派？”刘衡问：“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那，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右派!” 于是，她的脖子上便留下了几道钢丝弹簧鞭抽打的红印。……
实在想不到，我会以这种方式认识刘衡。对于她的处境不免有些同情，但不敢说。
转眼到了70年代，从1974年初到1979年夏，我在小汤山“五七干校”种了5年半的庄稼。而刘衡是1968年秋“五七干校”刚开办就去了，当时干校有一个监督改造“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专政对象的监改队，人们称之为“牛棚”。别人都是被揪斗之后“扭送”到“牛棚”的，而刘衡是主动要求投奔“牛棚”的，因为她感觉“牛棚”内比“牛棚”外更安全。“牛棚”内有人监管，而不进“牛棚”，随时可能被批斗、打骂、游楼。回到北蜂窝宿舍，家属们也天天逼她低头请罪，还要天天挨小孩们的踢打，终日不得安生。我去小汤山干校时，“牛棚”已不存在，原来在“牛棚”接受改造的许多人都已回报社恢复工作，而刘衡不仅没有工作，家也没有了，她把全部家具：一个旧衣柜、一张沙发床，还有几件桌椅板凳都搬到了干校。那些家具都已看不出原色，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老旧不堪，此时，也只有它们还在忠贞不二地与这个形单影孤的“老太婆”相依相伴。见此情景，不由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隐隐的伤感。
我在干校负责生产管理，刘衡被安排在饲养班负责养鸡，共有约200来只鸡，她成了“鸡司令”。她对那些“鸡部下”甚为关心，和它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些“鸡部下”不会造她的反，不会开她的批斗会，不会逼她承认“右派”，对于刘衡来说，进了养鸡场，犹如进入世外桃源了。但是，意想不到的灾祸还是从天而降：一场鸡瘟，刘衡的“鸡部下”全军覆没。这对刘衡而言，也是一个不轻的打击。但她不服输，找我要求再买一些鸡，她要从头养起。我没有同意，我说“算了吧，鸡不是那么好养的，你不懂养鸡的技术，再死了怎么办？”可是刘衡不罢休，过几天又来找我，并向我保证：现在已经有经验了，绝对不会再养死了。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再买一批小鸡让她养。新买的鸡果然没再死亡。后来我才知道，小鸡成批死亡的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但陆续死亡的情况还是有的，刘衡为了让小鸡成活率高，在买小鸡时从自己极有限的生活费里偷偷花钱多买了一些，好补充公家的损失。
刘衡在长期经受不幸遭遇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两不动摇：一是决不承认“右派”，不论是组织决定、造反派批斗、还是好心人劝告，她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我不是‘右派’”；二是坚信党有错必纠，总有一天，所有被错划“右派”的人都会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刘衡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在她经受了21年的磨难之后到来。1978年底的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遇见刘衡，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啦！”这是我认识她十余年来，第一次看见她发自内心的笑容。
后来我去了西藏，未听到刘衡的任何消息。若干年后，她曾告诉我，摘掉 “右派”帽子后，她就立即提出要求回记者部当记者。可得到的答复是:“你已经57岁，该退休了。你20多年没工作，谁要你！”在没有任何部门接收的情况下，她以“独立大队”自居，独自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到一个地方就采写一篇稿子发回报社，她要用事实证明自己还能当记者。前几天，刘衡让照顾她的侄女给我送来一本她写的书——《我的采写故事》，读过之后我才知道她恢复工作后这些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令我慨叹不已。
慨叹之一：在漫长岁月里，刘衡遭受的政治打击、精神折磨、人格侮辱、肉体摧残、家庭破裂等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女人，没有被逼疯，没有寻短见，已属非常不简单。而没有一点气馁，没有半丝消沉，依然信念不移，一旦沉冤昭雪，便毅然重赴新闻一线，去圆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此精神更让人钦佩！
慨叹之二：20余年的专政、孤立、与世隔绝并未让她成为“桃源中人”。她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还能做记者，而且做得很出色，她所采写的报道，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改革开放精神，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甚至比一些一直在工作岗位上的编辑记者更深刻、更到位。这也是让我不能不佩服的。
慨叹之三：优良作风保持不变。从延安整风运动时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之后，刘衡就开始学会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学习群众语言。反“右派”以前，她的新闻作品都是运用群众语言写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故事。重新工作以后，她依然是深入农村、渔场、工厂、工地、部队，采写工农群众、基层干部、知识分子、部队官兵。在她的新闻作品中，见不到令人厌恶的大话、虚话、套话、空话、假话。她用朴实而又生动的群众语言写的通讯，人物栩栩如生，读来脍炙人口。我很喜欢她写的人物通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范敬宜同志在给刘衡的信中说：“这样引人入胜的人物通讯，真算得上是经典作品，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从我第一次认识刘衡，至今已经40年，现在终于对她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她从18岁在西北大学写科普小说《一道难答的题》时起，辩证唯物主义就成了她坚定不移的信仰；坚持讲真话，讲实话，决不随风附和，决不讲违心话，这就是她的品格；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了解群众，学习群众语言，是她坚持一生的工作作风。
刘衡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党的老新闻工作者。
（作者是人民日报退休干部）2007.3.
五柳村2007年4月3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