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钩美元的历史宿命

中国20世纪以来的恶性通胀都与美国有关。与美元脱钩，而自身的纸币缺乏信用与经济实力支撑造成通胀，是中国通胀的大致路径。

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通货紧缩与四十年代的恶性通胀都与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有关。

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这导致全球白银价格大涨，当时最大的实际银本位制国家中国全面紧缩。美国试图以提升白银价格的方式，让中国成为出口市场的梦想破灭，因为中国经济萧条既毁灭了内需市场，外需也成为无本之木。

从1934年开始，中国的大量白银储备开始外流，出口贸易严重受挫，1934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出口量只有1930年的21.8%，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以1926年为基数，上海的出口产品物价指数跌到72%，对外贸易额以1933年为基数（约12560万海关两），1934年下降为80%，1935年下降为76%，而进口下降得更快，分别下降到77%和68%，到最后白银几乎成为了中国那时唯一可以出口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走私商品。

实体经济下降，资产价格不振，1934年，上海的中外资银行抛售白银致使政府和实业债券下降10%，上海中心地产价格下降15%，工业债券下降7%。通货紧缩成为噩梦，中国的批发物价指数1934年比1931年下降了23%，当年下降了6.5%，1935年又再次下降2.5%，农产品价格1934年下降了6.9%，1935年再下降3.7%，同时由于信用收缩，1934年7月的市场利率为5%，到9月的时候就上升到了12%。

白银本位无法维持，信用货币登堂入室。这正是与黄金脱钩的西方国家希望看到的结果，增加中国人的国际购买力。他们忘了，当中国无法创造财富养活自己时，货币升值带来的不是活跃的贸易，而是普遍的饥荒。

白银体系很快摧毁，1935年11月4日，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正式实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曾与美、英、日进行多次谈判，各国都希望中国新发行的信用货币挂钩于他们各自的货币，这样可以让中国成为他们的货币附属国与出口基地。

民国政府打赢了货币战争第一仗，却没能打赢支撑货币的实体战争的关键一战。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决策者成功地从英美等国筹措到足够的准备金，没有让法币与任何一种货币挂钩，而是直接实现了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决策者“维持货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成了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同时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平衡预算，提高了民众对新货币信心。这是币制改革难得的成功。

但在实体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却步步失算。

首先是浩大的军费支出使纸币贬值。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最后的一击是解放战争时期，法币彻底失控，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

法币已经无法维持，此时惟一的举措是休养生息，恢复货币信用。但当时的决策者完全相反，进行经济国有化和与民争利。

经济国有化表现在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两大方面，抗战时期的临时国有化成为长期举措。

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被国有金融机构控制。而根据《剑桥民国史》的记载，与战前工业的最大的不同是，战时工业体系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却相当于69%的总资本，与私营工厂比较，它们更大，利用的机械动力更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器）。战后，国有体制得到增强。日本人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一个正在扩大的国有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分，电力和矿业划归政府控制。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38家纱厂、6家毛纺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转入新建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控制的股份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

战争消耗的财富与战后的贪腐摧毁了一切经济基础与信用，当政府不得不用金圆券取代法币时，注定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路，金圆券是搜刮国民财富尽入国库的过程，最终金圆券成为一张废纸。所有的人都在抢购、投机黄金与外汇，政府的打老虎如同儿戏，因为打的是正是本集团的利益。

历史轮回六十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货币面临巨大的压力，人民币被要求货币自由浮动，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一步步地试行汇率自由浮动。但是，当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时，最大的障碍是，实体经济能否与出口脱钩？如果实体经济不足以支撑人民币信用，所谓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就是内部通胀的另类表述。

与六十年前一样，人民币在成为全球通用的信用货币的过程中，面临两大拦路虎。

第一，经济以低效的企业为基础，无论企业性质是什么，最终都会导致民众为企业和银行的坏帐买单。目前强势的国有经济如果效率低下、贪腐横生，则将成为中国货币的第二次深不见底的陷阱。第二，是否通过货币改革与民争利。最近的十年是中国货币急剧增加的十年，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糊口经济背后是多数人的财富没有随着经济与货币同步增长，一旦超过临界点，货币信用将毁于一旦。

货币主义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表示，“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

过于激进地想收割中国的羊毛，不给中国留出足够的改革空间，美国是否会重蹈常1934年的覆辙。他们想开辟一个新的贸易市场，却让日本通过白银走私获利，并最终摧毁了一个有前途的新兴市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