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写《三元村志》-苏南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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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侃史》之四十
我写《三元村志》
苏州 胡伯诚
2008年8月20日13:52
义乌培德堂 其匾额为林则徐所书 最近老胡有点忙，《老胡侃史》也写得少了。忙什么？忙写村志。沧浪区组织一帮人写六个村的村志，这在《苏南视窗》发过消息的。写村志，这在全国解放后绝对是桩新鲜事，从来没这样做过。从1949年上溯至有文字记载，中国历史上有过村志，但绝少，绝稀有。
中国历史上的编志，下到地方，是府、县一级领导的责任。为官一任，为官一方，总要留一部志下来，撰成文字，刻成版子，这是地方官必须做的。至于这志印了多少，是不计较的，只要能应付公差就可以了。宁波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在明朝做兵部侍郎的，他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各种地方志书，并借到书版，印行出来收藏到天一阁。因此而我疑心，明朝纂修的地方志除了提供给文史馆外，也许还要送交兵部。方志中少不了要介绍山川地理，这正是领兵打仗必须知道的。范钦在兵部侍郎的职位上，自然是近水楼台，所以他的天一阁，以收藏方志而著名。
府、县以下的志，就不属于官修的了。那往往是地方士绅，珍爱家乡的文物山川而诉之文字。属于民间私修的志，体例当然也更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史料的价值并不低，苏州地方志办公室曾收集了71篇志和记，编辑出版了《吴中小志丛刊》； 苏州文化名人王稼句先生编辑的《苏州文献丛钞初编》，收有苏州地方小志30篇，于苏州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受到苏州地方文史学者的极大欢迎。
我想，我的《三元村志》，瞄准的应该是这样的目标。
顺便交代一下，三元村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三元一村至三元四村这一带。
修《三元村志》，发现了“培德堂”。
【培德堂牡丹】培德堂在三元村有二层意思：一为地名，一为古建筑堂名。村里老人只告诉说，过去放棺材的。解放初，尚有专人清扫管理。本志编撰查阅了台北市苏州同乡会于民国七十三年，即1984年编印的《吴门要览》，居然发现在《园林》条中收录了“培德堂”，全文如下：吴中豪家右族寺庙会馆，喜植牡丹，以为玩赏。阊门外桐泾培德堂，栽种更多。每年谷雨后数日，士女游观，远近踵至。明沈石田赏玉楼春牡丹诗有“春粉腻霞微晕着（本志编撰：着，疑为看字之误），露红浙（浙，疑折之误）玉淡生痕”之句。
阊门外桐泾培德堂，就是三元村的培德堂。
但苏州本地作者编著的园林著作，却不见培德堂踪影。如邵忠先生的《苏州园墅胜蹟录》，不收。魏嘉瓒先生洋洋大观的45万字的《苏州古典园林史》，也没有。
培德堂的牡丹，当不是台湾游子的梦呓吧。幸好撰写《江南牡丹志》的沈善栋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也写到了培德堂的牡丹，他说：“我于1920年进苏农（江苏省立苏州农业学校）时，在学校附近只有阊门外的培德堂栽有牡丹数十株，花时娇艳动人。”
有了两条证据，可以确认，当年培德堂的牡丹花，在苏州城里是很有点名声的。随后，好消息继续出现，《苏州市志》记录了培德堂，虽然仅15个字：“在白莲桥浜，乾隆42年绍兴府人公建”。但信息量很大，字字派用场，将培德堂的地址点得明白，连建造时间、房屋性质及屋主都说得清清楚楚。其中的白莲桥，在三元村有限的文史资料中，十分显眼和重要，是三元与外界交通的一个标志性地名。
《苏州市志》印证了《吴门要览》的说法，培德堂是旅苏绍兴人的会馆。作为会馆，存放同乡的棺材，是极其正常的。
本志编撰另从网上查到，浙江义乌也有一座培德堂，不仅与苏州有关，而且有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书写的堂名匾额。该培德堂与本志培德堂有否有相关关系，不敢妄作联想。谨收录在此，备考。
【链接】义乌佛堂田心的培德堂，格局为三进二弄二天井。头进厅堂上首，挂着清代义乌籍翰林院侍讲王芳题写的"惟勤"匾额；林则徐所题“培德堂”匾额悬挂在二进大厅正中的上首。其匾额长2.8米，宽1.85米，字 阳刻鎏金，三个大字各约0.83米×0.7米见方，上款为“道光乙未岁”（公元1835年），下款署“少穆林则徐”，并盖有朱红篆刻方章一枚。
说起建造培德堂，倒有一番来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林则徐受朝廷之命，到江苏担任巡抚。三年后苏州城内瘟疫四起，染病的百姓上吐下泻，痛苦不堪。官府正为无法控制瘟疫蔓延而着急。此时，义乌佛堂田心人王恒魁正在苏州开设“慎可火腿行”。这王恒魁不仅经商，也懂些医道。他在《本草纲目拾遗》书中得知，火腿猪爪可治肚泻。他回到商行里，立即命人把全部火腿猪爪截下，肉煮汤、骨研末，分送给患者服用。凡服用者，病情大减，终于控制了瘟疫的蔓延。林则徐得知此事，深为王恒魁匡世济民的义举所感动，遂书“培德堂' 匾额一块，赠给王恒魁。王恒魁把赠匾悬挂在商行里，使王恒魁火腿行的去脚爪火腿身价培增，几天之内抢购一空，王恒魁由此发了大财。之后王恒魁护匾回田心建造一座新厅，起名“培德堂”，以志纪念。
【链接】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录》也记录到培德堂。文字如下：“至积善古刹，门联云：水抱莲泾一路枫桥人唤渡；寺藏竹院三吴梅社客寻诗。吴荫培题。寺左积善律院碑，康熙三十九年江宁布政使刘殿衡撰并书。寺僧不法，窝藏盗匪，日前事发被拘，寺封锁不能入。南建培德堂丙舍，东瘗僧塔十余”。本志编撰按：三元培德堂之北，当为铁佛寺，李根源所谓之积善古刹，即铁佛寺耶？存疑。
【链接】台北市苏州同乡会于1969年7月成立于台北市。严家淦为名誉理事，钱大钧为首任理事长。会员400人，散居台湾省各地，以台北地区为多。1979年钱大钧病故，1980年由赵廷箴接任理事长。该会每月举行一次会员活动。为清明时节怀念旅台同乡、历代祖先举办祭祖大典、苏州文物习俗座谈、青少年联谊以及敬老活动等，会员暨眷属等参加极为踊跃。（见1994年版《吴县志》）
天主堂：三元村一处重要的历史宗教建筑
【天主堂在三元村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天主堂又名七苦圣母堂。位于苏州市三香路190号。明万历十年（1582）由传教士利玛窦传入我国，不久就有教士到苏州传教。至清康熙年间，教徒已达500余人。乾隆十三年（1748）发生苏州教案，此后，教徒锐减。相传此天主堂原为教友殷某的私宅圣堂，咸丰十年（1860）毁于火，后由渔民教徒集资重建，成为渔民的聚集之所，俗称“网船公所”。建国以后，这所教堂是三元村最好的公共建筑，三元村的村公所，学校，甚至工厂，都在天主堂里安过家，历时三十年。1958年曾被用作“苏州市社会主义学校”，就是专门教育资方，如何准备着进入社会主义的。苏州华盛造纸厂的股份老板，就在这所社会主义学校上过课。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强行封闭，神职人员受到冲击，被迫“献堂”。1981年，国家重新整理宗教政策，修复了天主堂并对外开放，交天主教苏州教区保护管理。 1991年，杨家桥天主堂作为优秀民国建筑而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天主教会上海佘山修道院江苏分院设在此。
天主教在苏州落户，情况比较特殊。教民中以江南渔民为多，所以在杨家桥天主堂的周围河浜，常常聚集了上百艘渔船，俗称网船浜。在复活节（每年春分以后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大致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和圣诞节等重大瞻礼日，更有千艘网船将杨家桥河浜塞得水泄不通。渔民依托天主堂形成一独立的社会体系，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闯入别人的生活，别人也别闯入他们的生活。譬如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方便自己的子弟上学，外界称“网船小学”，他们自己聘了老师，有罗老师，张老师等。杨家桥天主堂的建筑，也曾经由他们出资重修，事在咸丰十年。所以，杨家桥天主堂是太湖渔民精神世界里的物质形态。由于他们长年生活在水上，处在一个相对封闭和漂泊的生活状态，对陆上的政治风暴感受甚少，甚至感受不到。所以，他们是信教群众中最无邪的一类。
1950年10月始，国家大力镇压反革命，没有户籍，寸步难行，这才惊动了他们。渔民开始在三元地区登记户籍。所以，在1954年左右，三元地方有了一个水上村。在80年代，杨家桥天主堂过复活、圣诞两节时，来的网船还十分的多，有几百条船的光景。进入90年代，就明显的少了。原因很多，大致有这么几条，一是渔业生产从捕捞转入养殖，网船的实际存世量少了。一是渔民转入陆上定居了，渔民与网船不再是不可分的，他可以弃船登车，用更加便捷的交通工具。一是水上管理部门不允许捕捞船进入航道，在苏州周遍洋关、枫桥等地，这样的关卡很多。最后还可以说一条，苏州的水网系统早已不成系统，主航道还可以，次航道只能走着瞧。
【链接】天主教于明朝晚期进入中国，在传经布道间，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思想。明万历年间，一批有思想的知识中国知识分子相继皈依天主教。其中包括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上海徐光启、在桂林殉难的抗清民族英雄、常熟名绅瞿式耜。明清时期的几个皇帝如崇祯皇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也都接受了天主教带来的西方文明。而最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影响极大。他们在开启中西文化交流上，是最初的拓荒者。他们所肩负的文化身份远远超出了他们本来的宗教身份。他们在数学、几何、地理、天文、医药等方面对中国的贡献，无可取代。他们没有将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化，而是自己被汉化了。利玛窦在中国念了廿年的中国话，说了廿年的中国话，终于成了“西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汉学家。
建国初轰动全市的一件大事
【在三元村枪毙双枪陆阿四妹】解放前，出没于太湖中西山、冲山、漫山等岛屿的太湖盗匪十分猖獗，抢掠、绑票、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当地居民、渔民受尽祸害，怨声载道。当地流传一句俗语：“拔不完田里稗草，捉不完太湖强盗”。
活跃在吴县（苏州西部）的太湖强盗，以“水火帮”头目朱文孝和其老婆陆四妹（人称双枪陆阿四妹）为首。“水火帮”以“水浒帮”自许，大部分成员都是信奉天主教的网船上人。但老百姓以其十分凶残而称其为水火帮，因为苏州有句老话，水火不好惹的。
朱文孝在日伪时期就投靠日本人了，专事杀人越货。1945年春，曾将另一帮王雪芳一家16口满门杀绝。解放后，朱文孝以开鱼行为掩护，网罗门徒，有船8艘，长枪3支，短枪2支。
从1949年的年初开始，国内政局动荡，物价飞涨，6月间，中粳米每石从金圆卷1000元涨到3．8万元。太湖强盗开始抢粮。仅6月份的一个月，247户人家被抢。抢去粮食21278公斤，人民币1．2万元，民船及大批家畜家禽、日用品。朱文孝抢了枫桥乡的多家米行，抢去大米7500公斤。朱文孝还冒充解放军在黄埭征集军粮，民愤极大。1950年6月，朱文孝在甪直水上抢劫，被解放军吴县总队包围捕获。1951年5月6日，在苏州体育场召开四万人的公判大会，朱文孝、陆阿四妹等七名水火帮骨干被判死刑，拖到三元村的俞大坟枪决。朱文孝等水火帮匪徒常年骚扰杨家桥天主堂，于此结束。枪毙陆阿四妹在苏州城乡影响非常大，本志编撰在年轻时常听老人说起。
【链接】俞士悦家族墓葬：1985年初建三元新村住宅时，在占地200余平方米俗称“俞大坟”的土墩下，发现明俞士悦夫妇及其父母子媳等10座墓葬。俞士悦（1387-1468），字仕朝，长洲（今苏州）人，明永乐进士，景泰时，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他与兵部尚书于谦是极好的朋友，天顺初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于谦被杀，俞士悦也跟着倒霉，被罢官发往辽东效力。到成化初年才被平反赦还，卒于苏州故里。经苏州博物馆清理，除其父母墓为砖石墓外，其余均为石椁墓。出土文物极少，主要有墓志石11方。该墓原有石翁仲，石兽、墓碑、神道，均已废毁。
三元大厦 
今日的三元村 （责任编辑：茗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