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前社长邓拓自杀前的抗争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这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离开《人民日报》

开辟“三家村”专栏

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全体同仁为邓拓送别，邓拓当场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对邓拓的境遇，他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此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起吃饭商议为《前线》写稿事宜。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提出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抵制“姚文”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没发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

吴晗很快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

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作了三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等单位，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但很快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留下遗书，告别人世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

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调子，这样的大案没有相当长的年头是改变不了的。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

第一封信，他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 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他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当年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是何等灿烂情怀，写过不少耐人寻味的优美诗章。但是，最后面向死神匆匆走去时，他已经没有时间措词于诗词了，亦可以看出邓拓决心赴死何等急切。

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