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卿: 美国性教育01

文章来源：《文化·道德·德育》，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美国“性自由”与“性解放”的代价
现在，还有人把中国人“羞于谈性”当作封建保守的性观念，加以指责。其实“羞于谈性”，可能是中国人摆脱了兽性、强化了人性的一种标志，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
20世纪的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的理论。在东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初期，也都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代价论”在实践层面上是以“性自由”与“性解放”为突破口，其理论依据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40年后，人们吃惊地发现，人类正在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一、对美国“性文化”的评说
美国20世纪60年代提倡“性解放”、“性自由”，并且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性放纵被视为正常，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如果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耻笑。有资料显示，在80年代的美国，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更早的一份资料表明：5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性关系。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小说充斥市场，以性暴露为宗旨的杂志如《花花公子》和《风尘女郎》长盛不衰，“儿童不宜”的Ｘ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而电视台晚上12点后播出的极尽暴露之能事的录像、电视片，则是成人们的特别“夜宵”……。
20世纪60代美国性自由、性解放的兴起，是自身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2001年8月 台湾《新新闻》第八期有一篇文章：《性派给台湾什麽启示》”大致介绍了美国性自由的历史及其背景，对我们大陆当今的中国人会有一些启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长大的一代，没有物质的匮乏与艰辛，他们无所事事、充满寂寞，渴望与别人的亲密接触，这就为性解放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潜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以与女人做爱来消解内心苦闷与彷徨。
20世纪60年代，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中，就属弗洛伊德最红，他的一些名言，被当时信奉性解放的美国青年挂在嘴上，念念不忘。弗洛伊德说：“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性快乐”；“精神官能症起源于不满足的人的性需求”；“不管在男人或女人身上，性干扰是造成疾病最强大的影响力量”。把这些话集中在一起，就产生了《花花公子》创办人海夫纳最自豪的一套“性的哲学”：人们需要性发泄，认真的性发泄造就健康的人。
1960年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让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这就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因而也让性爱与家庭之间的链条迅速断裂。性爱──不怀孕──不生孩子──不带进家庭的机制，才有真正的“性的解放和自由”。
1967年在弗尼吉亚州，对于一个白人娶了一个黑人作妻子的白人要进行审判。当时，在美国还有16个州的法律不允许白人与黑人结婚。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是“白人有权利娶黑人为妻”。这个判决，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青年们欢欣鼓舞。
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现了无法用抗生素治疗的疱疹和艾滋病，它们主要是通过性交过程传染的。这两种病，对于性解放者起道了一定的“阻吓”作用。人们发现，性解放和死亡挂上了钩！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家庭道德这类“保守”思想的回潮，还有浪漫爱情追求的起死回生。于是，性自由的喧器开始退潮。
以上，是美国近50年来“性自由”的大致回顾。从中我们至少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歌舞升平、蜜罐里泡大而又缺乏理想信念的新一代，容易成为“性解放”的“生力军”，性走近了儿童和少年，就可能使他们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变成了性的奴隶，并更加趋向动物化；其二、人与禽兽的“本能”无区别、“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等等“性哲学”，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和“商品”，它为性解放、性商业以至性犯罪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各种媒体的“性广告”以及大量性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为整个社会性的堕落并使得整个社会逐步容忍这种性的泛滥与堕落，制造了舆论和烘托了氛圍；其四、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性的堕落提供保护和创造条件，就加速了全社会的“性化”和“性文化大国”的确立；其五、艾滋病和各种性病的迅速蔓延，又给正在发展的“性化社会”泼了一盆冷水，刚刚获得“性的自由与享受”，又与“死亡”挂上了钩。它迫使人们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重新认识性的价值与神圣，重新体验两性的和谐、爱的共融与爱的聚会，重新恢复“人”的神圣与尊严，进而向传统“性伦理”和“家庭”幸福的回归。这一短暂的历史反复及其付出的代价，将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新自觉提供理性的支持。这5项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家庭解体降低了新一代国民素质
性自由导致了家庭解体。当一个国家的离婚率突破50％的时候，人们看到了整个社会基础的动荡等消极后果，就会重新审视性自由与性解放的的社会价值。那种“一个国家的离婚率越高，其文明程度就越高”、“家庭不断重组，能够提高婚姻质量“等等怪论，必将逐渐失去其招摇撞骗的市场。家庭大量解体的一个突出的恶果，是“破损家庭子女群体”的迅速膨胀。当一个国家青少年中的这个群体达到60％左右的时候，当此类子女在青少年犯罪率中突破80％的时候，人们就不难发现，长辈们的“欢乐”给后代酿成的“苦难”。
在20世纪的后50年，家庭解体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美国，离婚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与一个有20年婚姻历史的爱人离婚，就如同辞掉一个雇用了20天的佣人一样容易。美国有人说过：“为了爱情，就可以不断地离婚”。西方世界，从1960年到1990年，结婚率下降了30％；但从1972到1992年离婚率上升了230％。其中，美国离婚率上升了230％；瑞典上升了230％；法国上升了 300％；日本上升了150％。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离婚率多在50％左右。
在中国当今有有2.3亿个家庭。自八十年代初第二个婚姻法公布以后，每年离婚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1981年的离婚率是4.7％；1991年8.7％；1992年8.9％；1995年10％；1996年达到了12％。北京市的离婚率，原来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是，近在九十年代上升得很快。1981年是2.1％；1987年是5.27％；1988年6.37％；1889年9.44％；1990年15.2％；1991年16.5％；1992年17.7％；1996年达到了23.8％。16年来增长了11倍多。东京在1996年是30％，北京正在赶超东京。1996年上海是28％；天津是17％。
面对东方和西方，家庭解体的速度大大加快，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有人说这是人类向野蛮和愚昧的回归；有人说这是一种道德爬坡的体现；有人说这是社会道德滑坡。众说纷云，有待研究，更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但是，这需要时间，更需要付出历史的代价。
其实，家庭解体，不仅仅是夫妇之间两个人的私事，而涉及到子女教育、社会安定、未来民族整体素质等重大社会历史问题。
美国日益增多的离婚案，使400万儿童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其中有33 ％的儿童，就从来没有同父母一起生活过，有近50％的儿童是由母亲陪同住在外婆家，6岁以下的占52％、6--11岁的占30％、12--18岁的占18％。这400万儿童，占美国儿童总数的6％。美国社会学家维尔芬格的研究，这些家庭解体的子女，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们的婚姻解体的可能性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要大的多。
美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无父单亲家庭子女群体的膨胀。1994年有120 万个家庭离婚，其中有53％的人有未成年的子女。当今美国有50％的儿童在18岁以前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大约33.3％美国儿童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在美国现在有30％的未成年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黑人未成年的小孩中，有68％是非婚生子女。（▲埃菲社1997年.9月.7日 华盛顿电）
家庭解体的速度加快，导致了家庭对子女进行启蒙教育、尤其是品德养成教育的功能严重消弱，进而导致了美国新一代公民道德水准乃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迫使政府多雇警察，多建监狱。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新一代国民没有受到良好的和严格的道德教育与训练的话，那么，再多的警察、再多的监狱也是无济于事的。
英国，在1994年已有25％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2000年将达到50％。中国在一些大城市也有8—10％ 的小学生是破损家庭的子女。日本，在1991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77.7％ 的犯罪青少年属于无父母，有25.9％的犯罪青少年生长在单亲家庭，只有1.4％ 的犯罪青少年生活在完整的家庭之中。在美国的监狱中的青少年有57％的犯人是来自单亲家庭的。上述资料表明，家庭的结构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青少年中的性混乱对未来人口结构与素质的威胁
性自由导致了青少年中的性混乱、性放纵。
当一个国家在校的初、高中女生有过“性体验”者达到30--40％的时候；当每年有上百万15岁以下的“少年妈妈”与她们的上百万子女同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们会思考：
这代“孩子”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养成人吗？照此趋势发展，肯定会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学校，这种现象相当严重，美国有75％的高中女生、40％的初中女生都失去了“贞洁”，每年有100万15岁以下的女孩子怀孕、生下孩子，成为独身少年母亲，开始了一生的悲剧。这样一来，在美国每年就有100万个“未婚妈妈”，同时就有100万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婴儿，两项之和是200万人，照此下去10年就会累计2000万，接近美国总人口的10％。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对美国未来的人口素质与结构、以及社会的胁调发展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威胁。
对此，克林顿在1996年1月29 日说：少女生孩子在美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成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发誓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起一场旨在减少美国少女怀孕生孩子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在今后10年内把少女怀孕的现象减少1/3。克林顿说：“有很多事情我都希望在今后的四五年里能在我们国家里做好，但是，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少女怀孕减少一半，美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多麽不同的美国”。（▲路透社华盛顿1996年1月29日电 ）
1998年7月8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全世界少女怀孕的现象正在发展，每年有1500万名15--19岁的女孩成为少女妈妈。少女怀孕率高的国家有：刚果、利比亚，每1000名新生儿中，就有200名是15--19 岁的少女所生；沙特是1000:100；在泰国是1000:70；在美国是1000:60。
美国未婚先孕现象由来已久。在过去的５０年里，未婚生育率迅速攀升。2001年报1月发布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１９４０年，只有３．８％的产妇是未婚的；到１９９４年时，这一数字猛增到３２．６％；之后，未婚产妇的比例一直保持在３３％左右，某些城市的数字仍然高得惊人。如巴尔的摩，在2001年每４个分娩的女性居民中，就有３个是未婚母亲，在美国４０个最大城市中名列第一。（▲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１２月２７日文章 ：在某些城市单身母亲成为普遍现象（记者劳伦特．贝尔西发自圣路易斯）选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参考消息》）
在美国“无父单亲家庭”的女孩成为未婚妈妈的可能性，比生在双亲家庭的女孩要高一倍；这些家庭的子女，被学校开除或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在美国的监狱中的青少年有57％的犯人是来自单亲家庭的；在自杀的青少年中，父母离婚的占3/4；不满18岁的孩子成为杀人犯的人数，从1984年到 1994年的10年里增加了125％；1994年因凶杀、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被捕的青少年超过15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
四、性商业发达对社会道德的摧残
性自由使得性文化、性商业的日益兴旺和“性贿赂”成风。
世界的性商业年润是70多亿美元，排在贩毒和走私武器之后，为世界上最高暴利的第三位，仅北欧每年就需要进口30万名妓女。沦为“性商品”和“性奴隶“的绝大多数人，不是有钱有势家庭的子女，而是来自贫困国家、地区和家庭。在富人尽情“性消费”、“性享受”的背后，是穷人母女的的血和泪。难道这是一种“文明与进步”？事实表明，有文化、有财富的人，不一定有道德。性商业与性文化繁荣的背后是财富的两极分化。
《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报道：1991─1995年, 全国公安机关查获卖淫嫖娼的人数是153.3万，卖淫团伙3,2万个，卖淫窝点3万个，收容卖淫嫖娼人员7万多人；《中国教育报》1998年9月27日 “社会周刊”版上，陈中原的文章：《多国联手围剿网络色情》说，雏妓在全世界正在迅速泛滥。1996年制止雏妓国际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有130 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发表的公报中说，每年全世界至少有100万儿童被迫从事性交易。１、意大利有1万多名少女在妓院卖身；仅蒙特利尔市就有几千名儿童从事性交易；在西西里就有1000多名十分活跃的雏妓。２、菲律宾有雏妓10万人。３、越南有雏妓10万人。４、台湾有雏妓10万人。５、泰国有雏妓80万人，另有80万成年人卖淫。６、印度有雏妓40万人。
全世界最疯狂的色情网站点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欧洲、一是日本。日本与欧洲不同之处是其图像，使人更恶心、更是毫无人性的性虐待。全世界色情网站点最多的地区是北美洲，网络世界中仅儿童色情图像就有数亿幅，网络色情泛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性贸易”已成全球性犯罪。
欧洲联盟２０００年５月２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４００万人因性犯罪而遭绑架、强奸和拐卖，其中包括儿童。报告说：“各种指标表明，受害人数在上升，而且除了己有的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亚洲的受害者之外，源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受害者也大大增加。”总部设在瑞士的保护儿童权益的保护童真基金会主席霍梅拉．泽利尔说：“世界应清醒认识这个可怕现象。这是全球存在的对儿童和妇女进行性虐待的现象。这是— 个行业。拐卖者和恋童癖患者把人当作商品进行性买卖。情况已经失控。受害儿童的年龄令人震惊。”拉美联盟之家拉美地区事务主任布务斯．哈里斯说：“５年前，中美洲儿童被卖到妓院或卖给性游客的现象还不严重。如今，贩卖儿童已成为无数孩子的主要危险，特别是女童。她们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极度贫困的地区被卖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南部的无数妓院。”这些姑娘是被骗来的。骗子告诉她们：她们是去当女招待，可以离开自己饱受飓风袭击之苦的国家，挣钱寄回家，养活自己食不果腹的家人。哈里斯说：“她们带回家的唯一东西就是艾滋病。”（▲【美国《洞察》周刊2002年１月２１日—斯文章】题：“性奴隶贸易已成为全球危机”选自２００２年２月５日《参考消息》）
五、性自由给艾滋病的传播火上浇油
当今，哪个国家和地区性解放的程度高，性商业越兴旺，那里的艾滋病就越发泛滥成灾。美国至今已有8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有40多万患者离开了人间，在全国艾滋病感染者中，有13％是青少年，这使得美国人胆战心惊。在新的世纪，艾滋病在哪个国家和地区的疯狂蔓延，就会给那里带来“灭顶之灾”。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性自由、性解放给社会造成的祸害，不仅仅是以上那些直接的恶果，它间接地滋生出来的盗窃、抢劫、暴力、吸毒、贩毒以至黑社会，给民众带来的灾难与社会的动乱，更是触目惊心。 当人类看到自然环境的污染，给人类带来自然生态危机的同时，正在发现社会人文环境的污染给人类造成的道德生态危机。人类自身所制造的这两个生态危机，将使自身加速“异化”，受到历史惩罚。
性解放如同火上浇油，助长艾滋病在全世界迅猛蔓延。艾滋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癌症。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
1990年，有817.6万人；1992年，有1300万人；1993年，有1400万人；1994年，有700万人；1996年，有2260万人；1997年，有3000万人；2000年达4000万人。这就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一项统计。
在1996年11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 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2260万人；⑵全球每天平均有85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2000人是未成年人⑶、全年有40万儿童感染了艾滋病毒。（4）有150万人死于艾滋病感染有关的疾病，其中包括35万儿童。
在1997年11月26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⑴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总数已逾3000万人；⑵全球平均每天有1.6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有2000人是未成年人。⑶、全年有58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儿童超过50万人；⑷、全年230万人死于艾滋病，比1996年增加50％，其中妇女占50％，15 岁以下的儿童占46万人。报告说，这种流行的程度“比以前所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有90 ％以上的艾滋病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于艾滋病流行的程度了解的越多，形势就显得严峻。”
艾滋病及其病毒的传播正在抵消人类发展所取得的进步。这种流行病所带来的恶果令人感到恐怖：（１）病痛折磨；（２）家破人亡、家庭和社会陷入贫困；（３）卫生保健系统负担增加；（４）寿命缩短和死亡率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被发现以来，这一“世纪杀手”已夺走了1170万人的生命。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已有380万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被感染，其中270万人死亡。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已有820万儿童沦为孤儿。专家预测，到2010年将有近4000万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中一方或双方。从全球角度来看，每年有40万婴幼儿尚未出世或是刚刚降生几天，就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他们是在母亲怀孕、分娩时或哺乳期间被母亲或父亲感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位负责人说： ㈠、非洲是受艾滋病侵害最严重的大陆。⑴、1995年已有1000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占全世纪的一半以上；⑵、在全世界死于艾滋病的300万人中，有200万人是非洲人，使100 万儿童失去了父母； ⑶、有40％的非洲孕妇感染上了艾滋病毒；⑷、到2000年将有1000万不到 10岁的孩子因母亲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㈡、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居世界首位：⑴、有1900万人已受艾滋病病毒感染或患上了艾滋病；⑵、大约40％的孕妇受到感染。⑶、到2010年这个地区的9个国家人口，预期的寿命将下降到40岁以下， 平均下降10年。 ㈢、⑴、津巴布韦有大约22％的成年人受到感染，人口的寿命已经缩短了22年；⑵、博茨瓦纳是25％；⑶、纳米比亚是19％；⑷、肯尼亚因艾滋病使20万儿童成为孤儿，到2005年可能增到100万孤儿。
在中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的病人以来，10年后，1995年初达到1774例，1998年已经突破10000大关，到2000年将超过10万人。1998年8月的数据，中国有性病患者已经迅速上升到40万人、另有54万吸毒者，再加上100余万卖淫者，这200多万人都是艾滋病患者的后备队。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超过10万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超过多少？！历史证明，中国是受艾滋病侵害较少和最晚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如何避免成为艾滋病高发地区？是一项十分紧迫和艰巨的课题。
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力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性的文明与传统。那些与“性自由”、“性解放”绝然相反的性文明与性传统，本来具备与艾滋病进行抗争的功能。只要分析一下当今艾滋病在全世界的分布，就会一目了然。
1994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和2000年12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先后公布的世界各地艾滋病感染者数字：
地 区 1994年／2000年
西欧 50万人／54万人
东欧、中亚 5万人／70万人
北美 100万人／92万人
南美 200万人／140万人
北非和中东 10万人／40万人
南部非洲 1000万人／2530万人
东亚 5万人／64万人
南亚和东南亚 200—300万人／580万人
澳大利亚 2.5万人／1.5万人
世界合计 1672.5万人／3571.5万人
1994年的数字是标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的，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光明日报》上。在全世界50多亿人口之中，有1600万人感染上了爱滋病毒，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约有13—16亿人口的地区，只有 5万人感染了爱滋病毒，这不能不说，与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性文明，传统的家庭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2000年的数据表明这个地区艾滋病感染者剧增的比率与速度远远超过了南部非洲，文化传统与传统性文明的堤坝一旦遭到毁坏，艾滋病的洪水必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肆虐泛滥，南部非洲的厄运就难免降临东亚。
西方人通过“性旅游”、“性观光”，把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输出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艾滋病就加速流行。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这种“输出”的受害者。“性自由”、“性解放”的程度与艾滋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速度成正比。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旦让西方的性文化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性文明，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
过去，人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性观念、性道德，现在应当作一点反思了。现在，还有人把中国人“羞于谈性”当作封建保守的性观念，加以指责。其实“羞于谈性”，可能是中国人摆脱了兽性、强化了人性的一种标志，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难道不“羞于谈性”，人人都把“性”挂在嘴上，难道所有文学作品、声像制品，各种广告、杂志封面都以色情和性刺激为主旋律，才是值得提倡的“现代文明”？这些人，天天批判东方“羞于谈性”等等“传统性观念”，而对于西方性自由、性解放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放肆地泛滥，从来不吭一吭。我们应当对于那种打着批判中国的、东方的“传统性观念”，为西方的性自由、性解放开拓市场的舆论导向提高警惕。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提倡在结婚之前要“守贞”，不与异性包括已经定了婚的未来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历来提倡在结婚之后要“忠贞”，反对各种形式的婚外性行为，夫妇双方彼此“忠贞”是巩固家庭的基础。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万恶淫为首”，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坚决反对贪图酒色的酒色之徒，坚决反对荒淫无度、荒淫无耻之徒。对历史上的商纣王、秦始皇……腐败亡国的教训，中国人一直念念不忘。儒家主张“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这个观点，已经被批判近百年了，认为它是对妇女的歧视与压抑，是一种封建礼教。但是，如果把这里的“节”，理解为“贞节”和“气节”，就应当更多地从正面加以发扬了。难道为了不饿死，就可以不守“贞节”、不讲人的、国家的、民族的“气节”？
2000多年前的孟子曾经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确定了一种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人应当世代代要坚持下去的气节。尤其是“富贵不能淫”这一点，在今天的反腐倡廉，从严“治吏”，进行“吏德”和廉政建设，也仍然有其重要的价值。
失败的性教育
进行适当性科学知识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只有科学知识的教育，而没有价值导向的教育，必然失败”。
美国是倡导性解放、性自由的“性文化大国”，在青少年学生当中出现“性混乱”是一种必然现象。因此，他们的性教育也难以成功。我们中国不是“性文化大国”，因而也就不要盲效仿美国的性教育。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十几岁的青少年中性行为的混乱和感染爱滋病的人越来越多十分忧虑。为此，把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工作重点，放在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上。这项教育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性科学知识教育的阶段。1980--1988年期间，里根政府投入了200美元， 定了十余种教育计划，开发了大量的教材，鼓励学校对学生进行性科学知识的教育，讲授避孕知识，推广使用和发放避孕套。这种措施非但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是火上浇油，更加加剧了青少年中的性放纵。因为，这种“安全性行为”的举措本身，就是暗示支持随便的性行为。
第二个阶段，进行“纯洁”教育阶段。在过去几十年中，性解放成了美国现代社会道德值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青少年圈子里，性放纵历来被视为正常，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如果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爱到社会舆论的耻笑。有75％的高中女生，40％的初中女生失去真洁贞洁。全美国每年有10％的15岁女孩(实际数字为100万人)正在学校读书时怀了孕，使他们辍学，成为独身少年母亲， 由于她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专业技能，难以在社会上求职，只能一辈子领取微不足道的政府救济金，勉强度日。20多年来，数百万甚至更多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这种不值得羡慕的命运。这是她们个人的悲剧， 也是她们子女的悲剧，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悲剧。这种悲剧使美国社会各界反省美国的现代社会道德价值观。
于是，进入90年代，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各种纯洁教育活动、开设有关课程。逐步开展起一场洁身自好，保持贞节、婚前不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贞节运动”。1993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全国大会，把宣誓贞节运动推向了高潮。1994年初，美国不少地区的学校组织起“处女俱乐部”。女学生们在自己的“文化衫”上大胆地写上“我是处女”的口号、并以此为自豪。这一运动，是对美国过去30年来宣传性解放的否定；是新一代美国青少年保护自身利益，掌握自己命运，对美国社会潮流的反抗；是美国公众饱尝苦果之后，试图让传统值观回归，并被青少年所接受的一种努力。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的运动，它难以长久；这毕竟是女孩子的运动，它对男孩子的性放纵没有任何制约力，因此，女人这“一半”的　运动，也就难以抵挡得住男人那“一半”的诱惑与冲击。这正是此项运动不能持久和有效的一个致命的原因。
然而，克林顿政府仍然把保险套象天女散花一样， 乱发给民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
1995年，克林顿内阁成员乔色林. 爱得才在电视上发表了一篇荒唐的演讲：“我们要从两岁的小孩就开始进行性教育”。第一夫人希拉蕊也经常在公众场合宣扬要“供给青少年保险套”, 她还嘲笑那些主张“保持婚前贞节”的人们，不能面对“真实的世界”，是一群落伍的老古董。正是在这种性观念之下，克林顿总统性丑闻的暴露，使美国政府失去了尊严，表明了美国社会的道德堕落。
直到1996年1月，美国的一分国情咨文说：美国每年有100万少女怀孕，少女生育率是英国的2倍，是法国和意大利的6倍，少女怀孕加重了美国的福利制度的负担，引起虐待儿童及犯罪等问题，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对此，克林顿在1996年1月说：少女生孩子在美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成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发誓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起一场旨在减少美国少女怀孕生孩子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在今后10年内把少女怀孕的现象减少1/3。克林顿说：“有很多事情我都希望在今后的四五年里能在我们国家里做好，但是，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少女怀孕减少一半，美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多么不同的美国。”（▲“克林顿总统发起减少美国少女怀孕生孩子的全国性运动” 路透社华盛顿1996年1月29日电）
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纯洁教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自我抑制”的性教育。新泽西州议会在1993年制定了法律，把禁欲作为公民的义务。在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都禁止给学生教授避孕的知识。在大多数州有上千所中学都设立了纯洁教育课程，提出“性的尊重”、“控制性欲，作一名处女”的号召。并开展了在男女交际过程中、在婚前控制性行为的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中西部地区6个州的学生中，听过“性的尊重”课程之前，有36 ％的学生对性问题的回答“如果妊娠也可以”，听讲以后，这个比例减少到18％，并有66％的人回答“不赞成”。回答能够经常抑制性行为的学生，在听讲前只有20％，听讲后达到39％。佐治亚州的一家医院，对4500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表明：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性体验率为20％，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性体验率为4％。可见教育与不教育的差别，说明教育的必要性。
第三个阶段，进行“”第二次性纯洁“教育的阶段。进入九十9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性尊重”和“自我控制性行为”的口号，有的州在法律中，把禁欲作为公民的义务，禁止在中小学给学生讲授避孕知识。从此，开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第二次性纯洁”的教育活动。这一教育阶段的口号，表明政府带有很大程度的、“入乡随俗”的、“不得以而为之”的勉强性。对青少年的第一次性体验失去了控制，就在防止出现第二次的性行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克林顿政府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了宣传的力度。从1995年12月开始，卫生部投入了40万美元的广告制作费，对青少年进行纯洁教育。并把这项教育作为防止爱滋病感染的一种强化政策。在美国的电视、广播中大量播送，呼唤性纯洁的政府广告：“上一代妇女是我们的榜样，她们在结婚前能够控制自己的性行为。”。“我现在正在实践着‘第二次的纯洁’，过去虽然有过性行为的体验，但现在应当停止。下一次的性行为，应该是结婚的时侯。”这就是“第二次性纯洁”的含义。
青少年中的性放纵、性混乱，是整个社会性自由、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社会原因与基础。如果不从社会整体上解决性自由、性解放的问题，那么只是在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性教育，也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战略。然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是难以治本的。
纵观美国性教育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到：第一阶段，是一种单纯技术性的教育，是要指导青少年学生如何避免怀孕、避免染上性病和艾滋病的防范教育，这显然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教育，甚至是一种充当“教唆犯”的教育，也就必然是一种失败的教育。第二阶段，是一种带有某种程度的治本性质的教育，但它是一种自发性的教育，未被政府所关注，政府并没有从第一种教育中认识到自的失误，从而，这种自发性的教育也难以有多大的收效。第三阶段，是一种无可奈何式的补救性教育，仍然是一种口号、一种宣传性质的教育。它是一种以个人利害为转移，以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教育。没有从个人的性行为给他人、给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去进行性教育；没有站在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类利益的高度，对国民进行负有社会责任的、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性教育，一句话，不进行人格教育、价值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是美国的性教育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收效甚微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到了20世纪最后两年，美国青少年中的性行为降到了10年的最低点。这是美国人付出巨大代价和痛苦反省换来的。一是，由于民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性行为有了检点，成人的婚外情有所减少；二是，由于主张“保持婚前贞节”人士的努力，许多父母注意与子女的沟通、教育，以至于青少年之间彼此尊重和自尊的健康现象有所发展；三是，由于进入90年代，美国各地教会中的青少年团体发动的“贞节运动”，收到了具体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重蹈美国的覆辙，而且从小学就进行这种性科学知识的教育，编写了大量图文并茂的辅助教材和声像媒体资料，其结果与美国一样，在中小学学生当中的性放纵、性混乱的现象更加严重，难以收拾。筑坡大学著名教育家铃木博雄尖锐地指出，“这些出版物的作者、经营者，都成了教唆犯”，“使日本的性教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美国和日本这种性科学知识教育的实践表明，它是在承认青少年“性混乱”与“性放纵”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技术性”、“工具性”、“安全性”的辅导与帮助。应当说，进行适当性科学知识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只有科学知识的教育，而没有价值导向的教育，必然失败”。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中学生当中开设了《青春期教育》，既进行性科学知识的教育，又进行性道德教育。教育学生如何保持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如何确立正确的性观念与性道德；教育学生认识西方性自由、性解放的危害，珍视中华民族重童贞、忠贞洁等优良性道德、性传统的现代价值。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性教育，受到了日本、美国等专家的一致称赞与肯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一些教育专家主张“改弦更张”，全盘照搬日本在90年代用过的、实践已经证明失败了的那一套“性教育”，主张在小学就开始进行“性知识的教育”。这种十分危险的教育动向，到了21世纪之初似乎正在变成中国的一种教育决策。
我们中国一些性教育专家，已经给出了“性教育”的科学内涵：“青少年性教育不仅是传播关于心理、性生理、性疾病的防治、防止少女怀孕等基本的性知识，还应包括性别意识、男女平等、两性交往以及性伦理、性道德、性责任等内容，帮助青少年做好对未来生活的准备。”（▲宋晓梦 熊　英：“青少年性教育缘何这样难”《光明日报》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署名文章“直面性教育”，文章说，从今年３月开始，我国首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进入了黑龙江省各级学校。据悉，这是我国首套进入课堂的青春期性教育正式教材。尽管这套教材在人们的企盼中姗姗来迟、但它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它表明，我国的“性教育”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走出了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开始堂堂正正地进入学校的课堂。毋庸置疑，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开展性教育是有难度和阻力的。但是，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我们不开展性做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青少年身上的性问题会更加无情地让我们的教育难堪。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中国教育报》文章：“性健康教育走进小学课堂”，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小学大胆地将性健康教育列为小学二年级和五年级的必修课，每月开设一次。以往羞羞答答的性教育终于大大方方走进了小学课堂。青岛市在小学中开设性健康教育课程，因年级不同内容也各有侧重。学校在低年级将开设了解生命是谁给的、性别认同，学会自我保护等，在高年级将开设人的起源、“性”是什么、男孩女孩的异同、男生女生如何正常交往等。
2002年4月27日《中国教育报》报道，4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面向21世纪全国青春期教育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8个省市的60多位专家、教师会聚一堂，就“性道德教育”、“学校性教育模式”、“性教育的社会化”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们呼吁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应以性道德教育为核心。
2002年5月11日《中国教育报》以“是羞羞答答，还是坦然面对”为题，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认为：“当前我国还有许多青少年处于性知识饥渴状态，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性心理发展知识”、“异性交往的礼仪和方法”、“性生理知识”、“性对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爱情”等教育内容。尽管大众传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们的性知识来源，但不少青少年还是十分希望从学校这一正规渠道获得有关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
在一片“性教育”的鼓噪声中，《中国教育报》上有了不同的“声音”。李小伟发表了《谈‘性’正浓》的文章。他说：“ 一段时间以来，一向含蓄、内向的国人忽然‘性’趣盎然：某省率先推出的第一部‘性’教育教材引发全国‘地震’；关注‘性’教育的一些中外专家乘势而上，开起了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性’教育研讨会；缺少猛料的新闻媒体亦从中嗅出由头，大肆炒作，一些标题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时间‘性’成了报上最抢眼的字眼。过去我们谈‘性’色变，将其等用于‘色情’，而现在能够将‘性’和教育结合，这是社会发展文明的象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加强和普及青少年‘性’知识及性教育将会十分必要。然而，我国与国外的情况毕竟不同，不能一味地‘拿来’和借鉴。毕竟两种‘性’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外是在承认青少年‘性’泛滥的基础上进行的性教育，我们的性教育则更多地是与预防爱滋病等传染病宣传相结合进行的。其实，我国有关‘性’方面的教育很多，记得笔者在上中学时就有《生理卫生课》。现在国家要求每周上0.5课时的《健康教育课》，既有生理卫生如生命起源、青春期和性教育的内容，又有心理卫生如男、女生如何交往、怎样适应社会、人际关系诀窍等方面的内容。其内容丰富全面，又岂是一个‘性’字能概括的？笔者没有见过我国这首部‘性’教育教材，但据了解，我国目前各地的‘性’教育内容基本和《健康教育课》的内容相同，许多专家、学者探讨和提倡的‘性’教育也未脱离健康教育的基本框架，却不知为何要冠以‘性’教育而非健康教育的名称？在我国这样一个讲道德、讲伦理的国家，针对中小学生的‘性’教育是必要的，但名称是不是要起得这么‘火’，似乎还可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