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从汉族兄弟对汉语的忧患说到爱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05:43:04
从汉族兄弟对汉语的忧患说到爱国
作者:安希孟   目前阅读468人次
现在中国有人像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至首阳山采薇而食终于饿死那样,拒绝外国文化,但是他们却使用外国电器,或把子女送到米国移民。毛泽东批评过开小差的叔齐伯夷对人民不负责任。现代的叔齐伯夷们不断创造“新理学”“新心学”“新佛学”“新道学”“新儒学”“新易学”。这和陈康先生说的那种人一样:他们把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表达自己的玄学体系。最近几年,国内有些别有用心之徒宣扬语言文字主权论或“节日文化风俗国家主权”论,制造少数民族对汉语也就是中文的不满,煽动“原生态文明是最好的文化”论,主张退回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时代,对农村生活些许改善心存妒嫉,想让农民依旧过3000年前的生活,以便城里人参观。他们反对一个国家语言之统一,认为所有语言文字一律平等,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反对一国或者世界人类统一语言和文字的努力,反对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谁要是学英语,他们就对谁金刚怒目。他们怒斥向国外移民是背国叛党。他们把不卫生的枯枝烂草蜈蚣知了当宝药。此乃秋风中的小虫之哀鸣也。然而,一国语言文字之统一乃是人类语言文字统一的必要准备。
山西生产过一种治疗心肌梗死的药品,入药的是蜈蚣、蚯蚓、蚂蟥,据说可以在体内打洞钻通血管。我于是认为可以多吃老鼠肉让它打通脉络。吃什么补什么,中国的巫术也,原始迷信也。鲁迅说,竹笋,挺然翘然之势,可以滋阴壮阳。中药也是国家主权,西药乃外来敌对势力,打倒!中医中药和汉语汉字一样,现如今都成了抵制外国先进文化的工具了。
国学其实是世界大家庭中的地方语言文化,是药方中的偏方,只能局促于是地球一隅。国学、国画、国宝、国语、国军(即,中央军),外国没有的。中国还有别人所没有的“国贼”。连我们的命民都是国家的——国民也。国学乃一国独有之学,在中国,当属国家或者官方学问,是官方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和其他学术处于不同或不平等的地位。我们其余的人是草民,在野者。我们的学术不能得到官方资助。我所研究的问题够不上国学档次,低人一头——这也是中国特色。这是什么事儿呢!据蒋庆先生说,国学和经学,涉及中国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民主、法制、社会道德、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法律、哲学观念。看来,国学者,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绝不会推向世界的。兹事体大,要开全国人大研究决定。可是这符合当代趋势吗?没听说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的国学,正如他们没有国画、国乐、国宝一样。
1.我从网上看到一篇奇书:《汉语大哥向英语小弟的投降书》,作者是对英语外来敌对势力不满的中国人。此公不无偏激地说:
伟大的、风靡中国、无所不能、英明神武的英语同志:
我怀着崇敬万分、万分崇敬的心情递交这本投降书。为什么呢?不要问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种出于生物荷尔蒙刺激下的原始的崇拜。还要问为什么吗?那我说说,其实崇拜你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真要说的时候就没有理由了。不过有一点,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手下败将。我应该对你产生这样的景仰,我5000年来一直以我为骄傲,一直宠我的中华民族子民们彻底拜倒在你像豆芽一样的形体之下,我感到了你的强大、你的伟岸。我决定臣服于你,做一个二等语言,并时刻准备着退出世界语言的行列。(人类在生物荷尔蒙刺激下,会犯罪、会强奸杀人放火搞国际恐怖活动。我们可不简单地是动物,而是万物的灵长,有理性思维能力。作者完全赞成非理性的动物本能冲动,盲目而有害。当前世界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作者何惧之有,怎能萌生投降的理念!不是说宁死不屈吗?中国人老爱说自己5000年云云。5000年的老猿猴,没什么可自夸的。蛆虫王国几万年的历史,比人类社会更久远呢!英语是豆芽——阿Q精神胜利法。汉语从来不是世界语言呀!什么时候“开始退出世界语言的行列”呢!中华帝制,总有臣民和王侯之划分也。——安按)
英语先生,英语主人,我决定投降了。因为在我们的较量中我已经没有资本了。曾几何时,中华民族以其丰满的智慧创造了我――汉语。我有优美的体形,因此有众多的书法家;我有深刻的寓意,因此有众多的诗人、文豪;我有深厚的历史,因此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为之自豪太久的资本。曾经我以为,像你这种豆芽一样的所谓文字,唧唧喳喳的鸟语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甚至不屑和你较量。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弹指一间,我就被你彻底击垮了。我在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向你称臣投降,从此愿意做一个二等语言。如果需要的话,我做好做奴隶语言甚至是退出语言行列的准备,真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很失败,可是失败来自什么时候,什么事件,什么原因呢?英语先生(虽然你形成的日子很晚,还是称你先生),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我的失败。没有别的意思,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就是想说说自己是怎么沦落的。我们的广泛交流开始于清朝,一个中国逐渐沦亡的时代。但是很长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取代我的地位,更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的地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你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引导下,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了我的软肋。我伤痕累累!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的任何一种进级考试(考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领导升迁、进职、评职称、进大城市找工作……)都需要深刻地体会你的伟大的魅力。也就是说,只要是希望通过教育得到更好生存地位的中国人,都必须臣服于你,否则就没有机会。(这位作者不知道,英语在世界商业贸易外交场合的使用,早就开始了。文化革命时你把门闭上啦。“进级考试、进职”?应该是“晋级晋职”。作者的汉语应该再学八八六十四年,学到胡子一大把才行。这里足见汉语不适合表达思想。英语服从于语法逻辑,和汉语的任意性、随意性大为不同。——安按)
英语先生,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前些日子我知道了,中国当前就是这么喜欢你。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有专业非常优秀的学生因为英语没有达到伟大的国家分数线而被拒绝了其一生的追求。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就给了你这么大的魅力。我真的不知道,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你做什么贡献。(注意:中国不是大汉民族。汉语者,汉族人之创造物也。中华民族乃是近人的创意。其他少数民族接受汉语为国话,你没有说这是征服和汉化人家,怎么现在年轻的妈妈让孩子学几句英语或者把12岁的丫头片子送到国外学英语,你就难受得不得了啦!这汉语沙文主义爱国主义让世人侧目!有这样爱国的吗!不就是学了几句英语吗?问题有这么严峻!难道是打仗了,拼拳头啦吗?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肯定不是孔乙己式老古董,他们懂得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有什么不好呢?他们若学会外语,把中国老古董翻译给人家,宣扬孔孟之道,让全世界的人尊孔献猪头给老夫子吃,那好哇!旧式文人不会外语,这没有可羡慕的。亚非拉美等着我们去解放,不懂外语会吃亏的。——安按)
中国教育界的爷爷、奶奶们有很时髦的话:“加强文化交流”、“与世界接轨”等把我彻底埋葬在你的威风里。中国的大学生需要在大学里学习2―4年的英语,并且要通过大学外语? 英语先生,你知道你多么伟大吗?因为这个国家教育界的爷爷、奶奶们对你的热爱。一个大学生的四年将近有三分之一(文科的学生尤其如此)时间被用来光荣的学习你,而专业课和汉语却可以如此如此、一般一般。同样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知道德国、法国等一些国家都禁止有外国语言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教学,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不少移民正在争夺自己母语的教育权。而在中国,我作为最本土的语言,在自己的国家被你侮辱了,逐渐降低为二类语言。(“加强文化交流”、“与世界接轨”,难道有什么错误吗?“德国、法国等一些国家都禁止用外国语言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教学”,这句中国话就没说通顺。可是援用德国、法国此例,不也是投降主义、崇洋媚外吗!德法禁止国人学外国语吗?好了,我也援引法国:法国车辆是中国10倍,面积是中国1%10,而中国的车祸是法国的10倍。这一点民族自大意识可真正应该有哇。蔑视人命,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你不能只把好的一面说成是中国文化。——安按)
记得俄罗斯在沙皇时期(那时候还没有你,你怎么会“记得”?——安按)曾经有上流社会的人于学习法语为一种高贵的行为,可是当拿破仑的士兵即将攻入莫斯科时,拿破仑发现了一个事实,俄罗斯的人民还有自己永不屈服的语言。可是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形势了,中国已经不是上流社会的人以学习英语为高贵,而是有太多的人强坚了(繁难的汉字作祟,这位热爱汉语的作者不会“强奸”结果犯了“强坚”罪。——安按)人民的意愿,把你强加到整个国民的身上,由此,我只能作为一种二等语言存在于我的祖国。
一切历史都是真实的(莫明其妙的一句汉话——安按),这样的故事还在中国继续。我没有能力阻止,因为我没有能力阻止人们通过你实现更高生活的欲望,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彻底投降!  英语先生,我自今日投降开始,日夜准备做奴隶语言的准备,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出语言的行列。请笑纳我的投降书。(好态度,交枪不杀!我党的一贯政策。我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英语今日的国际地位就是它应该的地位。不服气?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乃兼容并蓄,宽容异见,自由争论。拙见可能是不同观念,甚至谬见。希望中国文化大德们容许批评。开门纳谏,垂帘听政,俯察民情,虚怀若谷,不暗杀亵渎神灵圣仙者和情敌,乃当代气质——其实批评乃客观实在,无所谓容忍。昨晚听友人蒋庆在凤凰台演说,心中颇不以为然,窃以为他可能成为历史笑柄也。但老天会垂听他的声音的。大家知道天底下有着如是观念和如是异人,岂不美哉!吾人当秉持自由理念,希望中国社会法治、民主、自由、多元。——安按)
在中国已经卑微得汉语 [作者签名]:飞越高山沉坠深渊
2.网上还有一篇文章《英语不是通才课》,是批评我的,观点很幼稚,很有意义,全文抄录。作者:傅善增。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安希孟先生在《从私塾与学校谈起》(《世纪中国》网站,2005.12)一文中引用了美国人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大陆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不如印度。中国大陆今年有330万大学毕业生,是美国的2.4倍,但能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只有1成(33万),比印度大学毕业生的2.5成低了一大截。”接着安先生号召:“我们应当急起直追,学好英语,而不要听信骗子们的花言巧语。”虽然我是在大学里以教英语应工换窝头吃的主儿,但好像是无意之中成了安先生所批评的“骗子”,因为我很不赞成我国的英语教育的搞法。然而我还是想傻呵呵地问安先生一个问题:我们每年培养的这33万在美国人看来英语水平达到了“能在外国企业工作”要求的中国大陆大学毕业生,在华的外国企业能聘用其中三分之一吗?假如外企连占十分之一的三万人都不能吸纳,另外那30多万人只能降级求职,只能去干那些用不着较高英语水平的工作,那么国家和个人在英语教育上所付出的巨大教育资源投入,又找谁去兑现?(你学天文知识,傻呵呵地看电视转播宇航员上天,难道你有机会到外星空转一圈吗!你学化学方程式,是为了到化肥厂为小麦制造化肥吗!你那么爱看球赛,你会踢一脚吗?你爱看美国打伊拉克,伊拉克有你的小卖店吗!!——安按)
安希孟先生一贯号召大家学好英语:“好好学英语吧,孩儿们。”看来他认为英语课程属于通才教育,算不上英才教育。在2005年他发表在某杂志上的文章中有如下的文字:“说不定我们今天学英语的千千万万学子中,有朝一日会有一人当老板、当老总、用外文——不必说谁当学外文,谁不应当学外文。”(见《杂文》2005年第一期 《独处与外语学习》)安先生想必是忘记了:当某种机会仅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时候,国民教育不可以规定“千千万万”学那特殊技能。安先生若把英语学习视为个人行为,意在鼓励个人多学点英语,家庭多付出点,则无可非议,正如钢琴家罕有但不妨鼓励有条件的家庭让孩子学弹钢琴一样。可是涉及到通才教育还是英才教育,我们说的则是国民教育制度。英语带来的机会固然不至少到千千万万分之一,但哪怕英语带来的机会是十分之一,让九个人陪着一个人浪费那么大的精力,不仅对这九个人不公平,更是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笨伯们没有学好英语,就说不是我跳舞跳得蹩脚,而是地面不平。现今孩子学芭蕾、学小提琴,大概没考虑社会供需。你让你的崽子背唐诗,可不是让他回唐朝当宰相的。我们坐下来计划一下,你的孩子这辈子在中国开小卖部,就不用学英语了。可是忽然有一天,老外来买东西,你儿子和你一样爱国,坚持要老外说汉语,结果钱没到手。你儿子骂你当初没让他学English。中国历史上异军入侵、流民四散、他乡故知、满族入关,对中原文化语言的进步绝对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些皇帝看到这一点,所心索性不抵抗,这是明智之举。今日吾华人之普通话是得益于清军入关。我安氏乃胡人之后,从万里之外来到贵方宝地,承蒙不弃,我也学会了你们汉文化。我门双方的祖上都很开放哩!——安按)
教育资源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阐释。但其最基本的部分是受教育者投入的时间。我国各类在校学生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对如此众多学生和社会财富投入,包括国家投入和学生家庭投入,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学生所学是否日后真有用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学生所学100%用于各自后来的事业,那么该国的教育资源100%实现了价值;反之,如果学生所学100%无所应用,那么教育资源则100%被浪费。尽管没有哪个国家处在这两个极端上,但各国都会对教育资源是否使用合理不断加以评估。由于学外语的第一个应用台阶相当高,故外语教育占用的教育资源极为庞大;又由于只有少数人最终使用外语,世界各国都注意节约全社会的教育资源,把外语教育的重点放在较高层次的小范围里,只舍得花大力量培养外语专门人材。像日本和韩国,早就进了WTO,比我们更早迈向经济全球化,更早地懂得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而且比我们更有钱,可是他们不搞英语大普及。我们还注意到,世界各国一方面在外语教育的资源配置和资金投入上都适当地滞后于各自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做为国家投入的补充,各国都鼓励不同的社会实体根据自身需要,培养、提高从业人员外语能力。不信请去问一问在华的大型外国企业,它们无例外地都有培训自己员工的基金。相比之下,中国却把学习外语错误地列为通才教育,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惊人浪费。建国初搞的是俄语大普及,现而今是英语大普及。本来英语课程应设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十三年,包括高中三年和大学十年,但我们却从小学起就广开英语课。每年有两千多万同龄儿童入小学,其中不到五百万上大学,最终也至多只有三、五十万各类毕业生用得上英语,仅占同龄人的1%到2%。接下来我们便遇到了一个时髦话题:国民的双语化。双语化或多语化乃是全人类各个民族的共同道路,而中国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单语大国,我们当然要重视双语化的问题。但近年来一些学校或幼儿园打着“双语化”、“双语教学”的招牌,成倍提高学费;同时社会上有各种以不同年龄的学生为对象的英语培训机构,昧着良心赚家长们望子成龙钱。这样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告诉人们双语化究竟是怎么个过程。(国家投资这么多,你还没学好外语,丢人!把国家资源浪费了,还说便宜话,说国家不该花钱,太亏心。——安按)
不应否认,少量学校(特别是非公有制学校)可以搞点双语教育,但绝大多数学校既无双语教育的可能,也没有必要。核心的概念是,双语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有多少人能实际应用外语,而不是指有多少人学过外语。靠增加外语教育强度不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双语化的客观速度,其速度不因外语消耗大量教育资源而加快,也不因教育对外语的低投入而减慢。在前者状态下,大批人不同程度地学了些外语而无所应用或达不到可应用水平,逐渐忘记,成了实际上的非外语人口,白白消耗教育资源和公私财力,对双语化无补;在后者状态下,社会其他实体会发挥作用来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双语化速度并不会减慢。一百年后中国双语化程度如何?乐观的估计,大约比现在多几百万真正懂一门外语的人。中国人今天搞不搞外语普及,二十一世纪末的结果都一样。如果中国每个省一百年后增加了数万到数十万精通并实际在应用一门外语的人,在世界上肯定是奇迹。不要以为今天懂外语的人比改革开放前多了许多,不要以为解放后比解放前多了许多,不要以为有文化的人倍增懂外语的人也会倍增。不要把拿了证书但并未掌握外语以及曾学了外语但后来丢掉了的人也算在内。人事表格中的“掌握何种外语”一栏,隐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全体公民撒下的弥天大谎。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学英语从娃娃抓起。”这句话的正确性同一切真理一样,也是有前提的,即它指的是培养英语专门人才,不是指仅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的以英语为事业工具的其他专业知识分子。(照此说来,“锄禾日当午”,只要专家会“锄”就行,孩儿们别念。——安按)为此,国家应鼓励、甚至指令少量学校和幼儿园适当开设英语课,以培养英语专门人才。对于在绝大多数学校里接受义务教育的娃娃,语言学习是母语普通话的训练。国家应节省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使所学内容最大程度地学有所用,降低教育成本,让所有的学龄孩子都上得起学。国立学校英语课我以为从高中起步就可以了,重点在大学十年,研究生的英语课程是重中之重。但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却正好相反,纵向布局呈现着荒唐:对象有两亿多的小学和中学以及对象有两千多万的大学本、专科生的英语课程搞得热火朝天,学生们苦不堪言;但对象仅有百万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英语课却疲疲塌塌。而后者这个较小的学生群体又恰恰是未来最可能使用英语的人。怎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英语教学产业资本在后者不能获得最大规模的市场和利润。
早就知道专家的话不一定都靠得住。在蔗糖企业服务的生物学家有大量数据证明化学甜味剂危害健康,而在甜味剂企业工作的生物学家也有不少证据说蔗糖无益健康。生计所加,金口为开,民以食为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润清教授等英语专家近来联名著文,大谈“形势的发展”,疾呼“社会需要说英语的嘴巴和听英语的耳朵”。(该文见2004.3.11中国教育报。)了解“形势”、“社会”等概念怎样一次次被滥用,简直是我们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万能钥匙。请看,这些英语专家偏偏没说社会需要多少张这样的嘴巴和多少双这样的耳朵,不知他们为什么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离开了数量的分析,他们的言论就是讲在慈禧时代或者康乾盛世,也都历历可听。在英语专业毕业生已经感受就业难的今天,当两亿初中、小学生仅仅为了保住百万英语教师饭碗而学英语的时候,刘润清的“嘴巴耳朵”之论纯属胡说八道。诚然,在外资合资企业集中的地方,英语的嘴巴和耳朵多多益善,问题是谁花大笔金钱培养。一些专家大概去“调查研究”了,老板们说英语人才大大的需要。让全中国纳税人给老板们培养人才,老板们何乐不为!于是专家们翻手为云,说成是“社会的需要”,向全国纳税人要钱,向整个国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老板们可能说需要两万人,于是专家们覆手为雨,把人人掌握英语说成是“形势”使然,跟汽车驾照一样人人不可或缺,视国民教育资源如敝履草芥,冲着全社会两亿多学生来劲。
退一步讲,社会需求永远不是第一前提,实事求是比社会需求具有更高的权威。目前年龄如我者,想必对1958年的“大跃进”仍有记忆。那时侯我们中国人太需要超英赶美了,太需要大炼钢铁了。但“大跃进”却留给我们“欲速不达”的教训!我们不能因为2008年奥运会需要几万人能用英文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就对十三亿人进行培训;不能因为中国进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就指望培养出几亿中国人去跟外国人谈买卖;不应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语就盘算着培养出一亿中国人能陪着洋人聊大天。假如今天的中国人口不是13亿而是1.3亿或130亿,中国社会所需的外语人口和实际的外语人口都是一个恒量,不会随人口的收缩或膨胀也跟着收缩和膨胀。近年我国治理了经济过热,其思想根源同样表现在教育上。经济领域若举措失当,很可能一、两年就显现出恶果;教育领域则要等二、三十年。于是英语普及群众运动短时间里难以刹车。真的那么难?当整个社会对教育资源问题麻木的时候;当英语教育已衍生出巨大市场和可观利润的时候;当计算机在英语教育上肆虐横行使教育成本飞升得以合法化的时候;当英语教学产业资本与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旗下实为一体的时候;当社会理性没有关注到教育成本的飞涨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没有关注到教育的公平性是当前教育领域主要矛盾的时候;当一些专家昧着学术良知为教育资源浪费推波助澜垄断了话语权的时候;当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英语教育决策者看来只是一句空话的时候,总之当我们面对金钱力量的时候,不管我们怎样有道理,我们似乎是同风车作战的唐•吉訶德。(这位作者应该问,中国需要这么多硕士或读过物理化学的高中生吗?你每天需要那么多的肉或热量吗?!你的衣服是不是多了几件呢?不是白白地浪费了吗?洋灰地挺好的,为嘛铺木地板!商店里那么多衣服和水果,百姓需要那么多吗!计划经济时代,学哲学用不了那么多人,可是山西大学哲学系一年招收60名哲学研究生哩!——安按)
汉语——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得以通行;
英语——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得以横行;
语言——多少罪恶以你的名义,得以流行。(文章没有署名)
此二文充满国家将亡的忧患意识。中国人一辈子反修防修:国不能变色,人不能变味。不过,这里的忧患是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弱者过度敏感之忧。原来,忧患也有东西之别呢!我们所说的忧患是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急起直追,克服自我,向外界学习,师人之长技,而不是自我封闭式的亡党亡国之忧,不是从而搞一次文化大大大革命之忧!不是和平演变拒人于千里之外之忧,不是备战备荒珍宝岛之忧,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死一半人口之忧,不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之忧,不是深挖洞广积粮之忧——当年的小将而今的学人习惯于此事。还有一种忧患意识是看到自己落伍奋起直追。我国人民学外语,正是此种意识的表现。学习外语,和军事战争没有任何关系,谈不到爱国还是卖国。有人担心学外语是卖国,因此对于外国人学汉语,就有一种狂热的爱国感情,大声欢呼:好像外国这下子就入了中国版图外国人就成了中国国民了。
中国好战斗的知识人在中国社会各界层中最勇于冲杀:杀死过几十万右派,也杀死过少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总要担当大义。最近,网上无聊群丑不断骂我,学的都是主子老爷的老招数。文化革命中的无赖子们晚上12点-2点之间在北师大校园大字报区转悠,偷偷摸摸在人家的大字报上写两句骂人的话或者贴个小纸条就开溜。要说写作一篇像样的大字报嘛!对不起,只能鼠窃狗偷。现而今的小丑,学会了上网骂人然后开溜。
2006年7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曹路的文章说,韩国人学汉语俨然成了一种风尚。作者有些得意忘形。然而我的问题是,韩国文人是否也因此吓破了胆,是否也指责韩国人学汉语呢?韩国从20世纪初就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学汉语和爱韩国,这两个问题可能扯不到一起。他们采纳汉语还是英语,可能都没有卖国问题。中国人的爱国心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你移民到美国,可能被说成不爱国。但也有时候你到美国后反而会表现得特别爱“国”。据说中国人到美国好莱坞当演员,每年以1000人的速度增长。他们拍的可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电影。但这还不妨碍中国人吹嘘爱国的空话。据说这些流窜到美国的华裔,若遇到丑化“中国”的电影,就会拒绝演出。国人爱国之心很强,但可能爱的是美国钞票,然而据说仍爱中国,总也担心中国被丑化,仍旧喜欢美化中国自己。喜欢用文艺为武器丑化别人的人,总也担心自己被丑化。然而什么是“反华反共反革命”,这个严肃的概念有时很难理解清楚。好莱坞在唐人街拍摄警察抓中国军火贩子,华裔拒绝出演。这被说成爱“国”。可是,难道这就是爱国吗!爱国为什么不在国内种菜扫地!中国军火贩子代表中国吗!中国难道没有军火贩子吗?拍摄美国警察抓中国军火贩子,即使是文艺虚构,也还是谈不到中国人卖国与否。若是美国电影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问题,应该由中国政府外交部声明解决。中国的文艺向来带虚构的反美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人喜欢上纲到国际斗争。即使是逃往海外的中国偷渡客人,对外国电影,也还是从爱国感出发来考虑。
有人稀里糊涂地夸赞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也讲“爱(美帝)国”。先生们,你们可是大错特错了。对美国人民来说,他们应该实行卖(美帝)国主义(毛主席语录)。再说,他们的“爱(美帝)国主义”有咱们那么多的花样翻新连篇累牍和教条做作吗!他们会因为爱国而长工资吗!他们也像我们那么伪善和虚假吗?中国人的畸形爱国世界著名。倒是有一则消息,官员文人们可以看看:流亡国外的霍梅尼的孙子盼望美国推翻伊朗现政权。他猛烈抨击其祖父一手建立起来的现在伊朗政府。他说伊朗现政府是宗教独裁统治!他说,假如自由和民主能在这里得到发展,伊朗将会得到真正的力量。我国人民一面大唱爱国国歌,一面踩草坪,领着狗子在马路上拉屎。我不怀疑他们的爱国态度是真实的,我只想说,难道爱国就是爱一个不懂道德文明的社会吗!爱国就是要说汉语?难道说一说英语,国将不国了吗?
请看下面国人畸形“爱国”心理的一则实例。200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报两版、一国两种粮票的绝好制度,类似于友谊商店)陈家兴的文章说:“警惕全球化的弊端”。然而,难道全球化不是方向,不是趋势,反而是毒蛇猛兽洪水肆虐,还有弊端?!什么弊端呢?文章说,“如果国际文化交流总是单向的,总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渗透,久而久之,恐怕连民族的根都要丢”。可是“单向的”怎么就会是交流呢?显然,旧文化的捍卫者在这里扮演着可怜的拒绝开放的弱者的角色。中国人接受外来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别人没强迫!逮捕三男一女四个人和改革开放,是中国人自己的主意,人家没强迫。如果一个人总在害怕商品交换,害怕和别人交换思想时受到影响,害怕从别人学些什么,总想着自己会受到人家的摆弄,不敢和别人交流产品,那是自己大脑有问题。满清末年,中国官员就害怕洋货。只有那四个人才批评“洋奴买办”哲学。在汉族和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的文化“全国一体化”中,你如果说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施加影响和渗透,挑拨关系,那你就是别有用心。你为何不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过他们的节日、穿他们的服饰呢?你这“双向”如何体现!城里人为什么不去住乡下和农民实行双向交流?全球化肯定不是回到中国文化,不是中国特色,不是让人家接受中国旧有传统。生活在别处,我们时代的特征。全球化和改革开放,就是我们逐步接受采纳外部文化,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这难道有难以理解之处吗!化作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不能回到中国农耕文明去住我爷爷盖的房子穿我奶奶做的衣服吃我妈妈做的饭菜。
我们对外来文化,习惯上是先抵制,然后就说中国古已有之。情人节就是如此。国人们老也逃不出这个圈子。不过,中国古已有之论,比一味拒绝外国文化,是一个进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最早使用身份证,你听到后一定很亢奋。不过这《老年报》的文章忒老年化,因为他说的身份证其实是封建时代官员的官员证,始于隋朝,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给官员们颁发鱼符,但不是现在的“居民”身份证(现而今,处长也是居民)。也有人说中国古代最早派人送花。不过你别得意,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没资格,因为1500年前,只有达官显爵才送花给人,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没钱。
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就自夸。我们常常引用外国的著作夸赞我们古代文化,可是这反差太大:人家不是固步自封,我们却夜郎自大。最近有人研究老子的《道德经》,胡说宇宙从无中来,又回到无中去。这些说法的科学和哲学的根据何在呢!文章赞扬说,老子从“自然”延伸到社会,认为各种事物的存在变化都有其客观的规律及“自然”法则。社会和自然,都依据自然法则。符合自然法则,则存在,违反自然法则,则灭亡。作者说,回到自然,就能够过自由自在和谐快乐的生活。可是明摆着,我们要过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法制的生活。我们的可爱的主观世界怎么就服从客观法则和物质自然呢!人格、品德、心理素质,怎么能够按照物质自然的方式存在呢!汉字象形文字,效法自然。
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文字却绝不是汉语汉字!我们地球上的人类肯定会统一文字语言。万一汉语被抛弃,大家也别如丧考妣。近代以来,汉语语言受西方文化影响,做出很大改革。即使是对汉字,先辈们也做过许多改进。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地简化汉字。不同的是,蒋先生没能和毛公一样成功。上世纪20—30年代,蒋先生接受教育部王世杰的建议,推行简化字,黎锦熙主持是项工作。未几,遭到戴季陶的反对,遂作罢。中华民国到台湾后,蒋公又一次简化汉字,罗家伦支持,但是胡秋原反对,又一次流产。哎,反动势力何其大也乃尔。
2006年7月17日龙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