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命中三个9月9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后来他对斯诺说起当时的情况: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巴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摘自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

　　补充: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0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下一页:毛泽东生命中其他的9月9日

　　1945年9月9日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1971年9月9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