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幽默小说

    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此书为清代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楠庄所著。成于清嘉庆年间，翻刻于光绪四年(1879年)，而真正流传开来则在1926年。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全书采用吴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借鬼说事，书中一个一个两脚行走的动物，无一属于人类，说的是鬼话，干的是鬼事，吃的是鬼饭，看的是鬼戏，怀的是鬼胎，做的是鬼官。小说通过“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讽刺与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它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肃。句句风趣幽默，字字入木三分，可令人大笑

之余不觉悲从中来。

    作者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

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书中如此生动叙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处处闪耀着民间语言的智慧与魅力。
  《何典》以其藐视一切的魄力、无规无矩的写作方式，以及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既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又是对俗文学的真实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经典。全书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刘继兴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来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非常喜欢《何典》这本书。

    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２，官场现形记４，子不语正续３，三国志４，高中外国史３，高中本国史２，中国经济地理１，大众哲学１，中国历史教程１，兰花梦奇传１，峨眉剑侠传４，小五义６，续小五义６，聊斋志异４，水浒４，薛刚反唐１，儒林外史２，何典１，清史演义２，洪秀全２，侠义江湖６。”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一本是《子不语》，《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

    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林彪曾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中共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逐步加深。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还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这

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救药了。

    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他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

    《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更是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

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受《何典》一书的影响，在审美趣味上也是如此。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他特别重视“俗为雅用”，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

欣赏。

    除毛泽东外，还有不少现代名人对《何典》推崇有加。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即将关门，1926年5月，刘半农在无意间得到了《何典》的旧版本，欲借出版此书以自救。他标点校注后出版，并请鲁迅作了序。刘半农且做狂语：“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文坛大战，被陈源教授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

　　1926年5月25日，鲁迅怒而连撰两篇文章力挺刘半农：“即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认为《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间相”。
　　1932年，日本打算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把《何典》作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增田涉，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上世纪初，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嬉笑怒骂的文章名重一时，他自称做文章的范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吴稚晖在读到《何典》开头的这句话后，大彻大悟，于是力主文风口语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吴稚晖对《何典》说过一段话：“我止读他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

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对《何典》的文化意义，除毛泽东、鲁迅、刘半农、吴稚晖外，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