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和陈丕显的战友之谊

开国大将粟裕夫人楚青发表文章称陈丕显与粟裕是“患难之交”。粟裕生前经常与夫人谈起和陈丕显合作共事的往事：“和陈丕显合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为愉快的日子，我们相得益彰，致力于苏中的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陈丕显与粟裕在苏中，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新中国成立后，陈粟尽管不在一处工作，仍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往来，革命友情有增无减。
并肩转战苏中
陈丕显和粟裕相识于抗日战争初期的皖南新四军军部。粟裕是我党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湖南省会同县人，长陈丕显9岁。当陈丕显还在家乡闽西当红小鬼时，粟裕就已跟随朱毛红军转战闽西赣南。陈粟虽然同在中央苏区致力于根据地的建设，但一个在前线带兵打仗，一个在后方扩红支前，而从未见过面。不过，陈丕显对粟裕的传奇经历和能征善战的故事则时有耳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丕显相当熟悉粟裕的名字。那时，跟随陈毅转战赣粤边的陈丕显，在缴获的国民党报纸的字里行间中，经常看到“匪首”粟裕在浙南“活动猖獗”的消息。这不仅加深了陈丕显对粟裕的了解，而且使陈丕显感到莫大的鼓舞。
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14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陆续前往安徽岩寺集中。时任东南局青委书记的陈丕显与担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的粟裕首次见面。那天，粟裕身着褪色的灰布军装，面庞清瘦，微凹的眼窝透着精干、坚毅的目光，给陈丕显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见面不久，陈丕显和粟裕分手，一个留在军部，一个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苏南。
粟裕“弯弓射日到江南”，一度沉闷的江南敌后，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在东进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陈毅经常向粟裕提起与他在赣粤边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陈丕显，使粟裕对陈丕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了13岁参加革命的陈丕显，革命热情高，机智勇敢，积累了不少斗争策略、指挥艺术和工作经验，是一位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的好同志。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苏南主力北渡，按中央指示全力开辟苏北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急需人才。７月下旬,陈丕显被陈毅电召带领东南局十多位干部乘舟夜渡长江与陈毅、粟裕会合。从此，陈丕显在粟裕的领导下工作长达十余年之久。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陈丕显与粟裕的第一次合作是黄桥决战。1940年9月底，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纠集十个保安旅，用数倍于我的兵力，以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１．５万人为主力，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黄桥，发动猛烈进攻。陈毅、粟裕决定发动黄桥战役，痛击来犯之敌，打开苏北抗日新局面，陈毅负责全盘，粟裕负责前线指挥，刚上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的陈丕显负责支前。黄桥决战，粟裕亲眼目睹了陈丕显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才能。在东西不过5里路长的黄桥镇，陈丕显领导苏北区委动员组织了7000多居民参加抗日团体，3000多青年参军参战。决战前夕，男女老少从早到晚忙于支前准备。黄桥镇上60多家烧饼店不分昼夜为战士准备干粮。黄桥烧饼的佳话流传开来，成为党和人民血肉深情的象征。黄桥决战，也是陈丕显第一次感受了粟裕临危不惧、果敢机敏、指挥若定的品性。决战处于白热化之时，陈丕显匆匆赶到离东门战场仅几百米的陶勇三纵队指挥所，但见粟裕镇定自若的用电话指挥。正说话间，几发炮弹连续在附近炸开，震耳欲聋，其浪把窗玻璃震的“嘎嘎”作响，整个木结构的小楼也晃动起来，而粟裕好像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从容不迫，继续对着电话调兵遣将。陈丕显担心粟裕的安全，急着劝他回指挥部，粟裕却兴奋地拉住陈丕显说，陶勇光着膀子冲上去拼刺刀了，叶飞纵队与韩德勤嫡系翁达旅交上手，王必成纵队正向敌33师侧后迂回------决战4天，打垮了反共顽军韩德勤的进攻，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迎来了抗日的新局面。从此，陈丕显和粟裕开始了苏中十余年的合作共事，一个前线指挥作战，一个后方组织支前，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我党重建新四军军部。活动于苏中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苏北区党委撤销，成立苏中区党委，书记由一师政委刘炎兼任（因刘炎有病未到位，后由粟裕兼任），陈丕显仍任副书记。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以正副职务共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陈粟交往越来越深，陈丕显对粟裕指挥大部队作战的高超艺术和卓越才能十分钦佩和敬仰，粟裕也非常尊重陈丕显，凡是以谋，顺心舒畅。
在战争年代，因战争需要，一般由部队主管担任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但部队流动性大，部队同志除遇到重大问题时，一般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讨论工作，因此，陈丕显实际担负起整个苏中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作为区党委负责人，陈丕显深感所肩负担子的沉重。他有幸与粟裕联手，把它当作革命工作的需要和上级领导的关爱。因而，他对苏中区反“扫荡”斗争和建设巩固的苏中根据地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43年后，日本侵略军把“清乡”重点转向敌后根据地。苏中根据地面对严峻形势，区党委发出了“一切工作为了坚持原地斗争与保存有生力量”的号召，帮助各分区实行精兵简政，粉碎日寇“清乡”、“清剿”的阴谋。随后，陈丕显与粟裕，领导了苏中根据地艰苦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并于1944年3月组织发起了车桥战役。
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出现了根本的转折。为了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进一步发展苏中的斗争形势，粟裕几次三番找陈丕显，讨论时局，商量对策。陈丕显从苏中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如何扩大苏中部队机动范围，改善根据地斗争局面，为正在进行的干部整风、部队整训、军民生产等创造安定环境这一战略目标来思考分析苏中面临的局势。粟裕赞同陈丕显对新形势的分析、判断。粟裕从敌后抗战的战略全局出发，认为到华中敌后战场实行局部反攻的时局已经成熟，正在考虑组织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英雄所见略同。陈粟对新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然而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这就是在敌人继续对苏中根据地实行“扩展清乡”、“强化屯垦”的情况下，必须主动出击，组织一次战略攻势，使苏中和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改善苏中抗战局面。
苏中区党委两位主要负责人各自思考的问题吻合后，随即召开党委扩大会，叶飞、陶勇等各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粟裕对形势作了详尽分析，他用沉稳的语调说“目前大的局势对我们敌后抗战十分有利，虽然苏中地区的斗争仍很复杂，战斗也极为频繁，但日寇终不能解决因战线延长和兵力薄弱，因此敌人无法摆脱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为我们在局部地区转入反攻提供了战机。”
“我曾和阿丕等几位同志交换过看法，将苏中敌后的战略相持推向战略反攻”，粟裕停了片刻接着说：“抗战7年来，艰苦的敌后坚持的环境，已将800万苏中军民锻炼成真正的英雄，英勇的苏中军民也完全有能耐向盘踞在自己家园内的日本侵略者发起一次强大的新攻势，给敌人以沉痛的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粟裕充满激情的开场白把会场原本热烈的情绪迅速升到沸点。
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攻打车桥。车桥位于苏中、苏北和淮南3个根据地的交界处，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要使苏中和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车桥是必取之地。桥战役历经一天两夜的激战，取得攻坚打援的双胜利，成为抗战以来我军在华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被称为“华中六年抗战以来的创举。” 此役揭开了华中局部反攻的序幕，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苏中根据地进入空前巩固和发展时期。至此，苏中拥有土地总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兵力4个纵队，直接威胁着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
正当陈丕显、粟裕准备大干一番之时，粟裕于1944年底奉命南下。粟裕启程之日，把陈丕显、叶飞等叫到跟前，说是话别，实为交待任务。粟裕最后对陈丕显说“阿丕同志，叶飞接任区党委书记后，因军事上他要负全责，区党委工作还是你主持常务，有什么大事就跟过去一样，多和大家商量商量，相信担子再重也压不垮你的，年轻人嘛！”说的陈丕显激动难禁。陈丕显依依不舍地与粟裕告别。他和叶飞从驻地的庄子里一直陪着粟裕一行西行，出了庄子又步行了好一会儿，实在是难舍难分。粟裕再三劝大家留步，最后见劝不住，就干脆骑上马，回头挥挥手，抖动缰绳，两腿一夹，奔驰而去。
分手是为了再次聚会。抗战胜利后，陈粟在苏中再次相聚。其间，粟裕转战苏中、苏北及两淮地区，而陈丕显则主要活动在苏中，负责该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其后，陈粟在苏中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较大战役中再次联手，一个在前线指挥作战，一个在后方组织支前，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奉献青春。
危难之中见真情
1949年4月，陈粟联袂乘舟渡江南下，告别了他们生活、奋斗了10年的地方。陈丕显南下担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粟裕南下解放上海。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但同属华东去，工作上有较多的联系。1952年，粟裕进京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陈丕显也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两人尽管不在一处工作，仍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往来，革命友情有增无减。
危难之中见真情。“文革”期间，粟裕对陈丕显的关心，更能体现陈粟的患难之交。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上海是“四人帮”搞乱中国、乱中夺权的基地。正因陈丕显在上海工作并任市委第一书记，便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
早在“文革”初期，粟裕就关注着陈丕显。他对陈丕显这个浑身麻烦、沾上就倒霉的所谓“反革命”，不但不回避，而且不怕引火烧身，尽可能地关心着老部下、老战友的家人。当陈丕显身陷逆境时，粟裕亲自将陈丕显只有十来岁的幼女，托付给一位老同志照料，同时又冲破阻力，帮助陈丕显的儿子安排工作。在那段妖魔横行、是非颠倒的非正常时期，能做到这点是多么不容易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冒多大的风险啊！这是多么真诚的战友之情啊！。可见，陈粟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非同一般。
1974年11月，陈丕显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被解除了监禁，结束了与世隔绝的8年囚禁囹圄生活，但仍然没有自由，也未恢复组织生活。正在陈丕显内心非常苦闷之时，粟裕在上海冒险夜访陈丕显，看望和鼓励陈丕显，给他勇气、信心。
1975年4月至6月份，粟裕受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之命，赴华东地区调查了解“四人帮”在军队的阴谋活动，并向老同志们“打招呼”。6月初的一天晚上，粟裕在夫人楚青的陪同下探望陈丕显和夫人谢志成。为了不引人注意，粟裕不要警卫人员跟随，从乌鲁木齐路一直步行到武康路陈丕显家中。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相见，陈粟非常激动，互相拥抱。粟裕动情地说“阿丕，你受苦了！” 陈丕显的眼睛顿时潮湿起来，便向老领导、老战友诉说了八年来遭受的残酷迫害。粟裕向老部下、老战友讲述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传达了1974年以来毛主席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讲话。粟裕对陈丕显说：“这些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地地道道的蜕化变质分子。”在当时“四人帮”猖獗一时的情况下，粟裕的冒险探望，对陈丕显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让他感受到了老战友、老领导们的关心与信任，更坚定了他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信心。
粟裕回京后，向叶剑英和邓小平汇报了陈丕显在上海的遭遇，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之后，陈丕显的境况有所改善。同年9月，邓小平亲笔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对陈丕显“先调来北京，然后再分配到哪个省工作”，得到主席的批准。1975年10月，陈丕显来到北京。“四人帮”被抓的当晚，兴奋万分的粟裕把这重大情况电告陈丕显，和他共同分享这一喜悦。当陈丕显被分配到云南去工作时，粟裕担心老部下、老战友的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曾对陈丕显说：“阿丕，干脆回部队，现在好几个的军区多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呢。”粟裕对陈丕显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陈丕显下云南工作不久，调至湖北工作。1981年2月，粟裕突发脑溢血，陈丕显常去医院探望。陈粟常常回忆在苏中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艰难岁月。
1982年9月的党的十二大，陈丕显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始终敬重粟裕，对他的冤情十分同情，对他的冤案平反仗义执言。同年12月，陈丕显收到粟裕夫人楚青关于粟裕冤案平反的信。1958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粟裕突然被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历时五十多天。粟裕此后虽多次申诉，却一直蒙冤，身心极度痛苦。陈丕显对粟裕那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优良品质和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十分清楚和钦佩。收信后，陈丕显当即将信转给胡耀邦和杨尚昆，并附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信中说：“粟裕同志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政治品质、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在他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陈丕显的明确表态，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陈丕显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仗义执言，这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而且是对老领导、老战友的真诚友情。尽管因为种种原因，粟裕的冤案在粟裕蒙冤36年、去世10周年后的1994年才得到中央军委的公开、正式平反。但粟裕夫人楚青对陈丕显至今仍感佩不已，铭诸肺腑。
粟裕去世后，陈丕显悲痛不已，撰写《历史记着你，人民记着你》一文以寄托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无限怀念。文中写道：“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达十余年之久，对他的远见卓识和指挥才能，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他的优秀思想品质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深切的体会。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