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徐明清:回溯与江青历史关系的事实真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8:10:05
连载:特别经历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         从康生的一句话到走访徐明清
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有人跟风看人,随波逐流;有人坚守信念,老实做人。
1975年秋,重病缠身的康生,已感到他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王海蓉和唐闻生前去看望病重中的康生时,他说有重要情况托她们转告毛主席,康生说出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
一年后的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在清理江青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证明材料,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互相包庇,徐明清被抓捕入狱。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以10号文件的形式,对徐明清和江青的关系加以定性。文件中说:“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
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在这个“红头文件”定性之下,徐明清被关押“秦城”,坐了两年多冤狱。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大潮下,1979年4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后由党组织为她彻底平了反,撤销其叛徒罪名,重新澄清了她与江青的关系。
徐明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她早年怎样与江青结识的?她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数十年曲折人生历程中,她们各自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不久前,我们专程来到了在北京复兴路某大院的徐明清寓所,拜访了这位95岁高龄,已有80年党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的老人。听她在平静的叙述中,一再重复着的“讲老实话,做老实人”,听她那讲到动情时,情不自禁地吟唱起当年的《渔光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仿佛跟随老人一起进入她那漫长坎坷的人生历程中。
2.         陶行知先生的得意弟子
1911年5月,即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在浙江临海县山区的一个普通农家里,降生了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徐明清,乳名梅姑。明清的祖父是远近闻名的乡村中医师,父亲也随祖父行医,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则皆由能干的母亲来料理。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思想却很开通。她见村里的私塾不许女孩子入学,便执意把小明清送到40里外的娘家下沙渡村新式小学去读书。希望她和男孩子一样,走出山村,去看外面的世界。入小学时,梅姑取了学名徐一冰,以后到上海工作时,她就叫“一冰”。
学习成绩优异的明清,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当地最好的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随着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豆蔻年华的少女徐明清,在学校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青年活动,并加入了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陶先生为实践自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必须合一”的教育理念而办的实验基地,徐明清在学校选修的是幼儿教育专业。
学校自由活泼的教学和生活,为徐明清的青春岁月注入了新活力。不久,她便成为该校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徐明清深为陶先生的高尚人格和教育思想所熏染,并成为陶先生门下的得意弟子。
1930年,南京蒋介石政权制造的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在他们眼中危险、另类的晓庄师范被强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也只得辗转江苏、安徽和她的家乡,在各地开办小学和妇女识字班,以身实践着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
1931年,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此时,徐明清也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陶先生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所谓“工学团”,按陶行知先生之意,“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创办成立于1932年10月,徐明清即受陶先生委派,参加了创办并担任“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当时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因“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便取名为“晨更工学团”了。
当时,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负责人周扬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领导田汉派出的是他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
3.         初识江青在“晨更”
徐明清记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李云鹤,即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
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政治上却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的常委。
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能唱歌、演戏,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她留了下来。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的股长黄警顽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当时只有一碗饭吃,并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学员认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一些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并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姑娘在木楼板上铺了草席就可以睡觉。
三个女教员的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她俩都称呼“宁波李”,“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员、进步青年,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为她会演戏,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4.         阁楼上她发现了江青的秘密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相处得不错。
可是每当一回到小阁楼里,江青往往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了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但徐明清仍记得,那封信开头的称呼是“进子”两字(江青的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虽然时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记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当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江青一阵,要她不要过于担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时徐明清对江青的身世和来“晨更”前的经历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才慢慢知晓了这些谜。
5.         江青的身世之谜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6.         重新入团,小俞与江青重相逢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7.         兆丰公园,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8.         出狱后的江青有点神经质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9.         在江南的小山村调养康复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10.     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11.     难道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吗
在杭州反省院,敌人继续对徐明清施行各种审讯和摧残,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便破坏和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
有一天,反省院找来一唐姓人士,他指控徐明清是工学团的负责人,并利用上课宣传反政府言论。
徐明清义正词严地回答:“工学团和夜校是合法教育团体,理应受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说我上课宣传反动言论,你有什么证据呢?”
那人确实提不出什么确凿的事实,只能气急败坏地说:“你是陶行知的高徒!”
徐明清更是步步紧逼说:“我是他的学生。陶先生兴办教育,有什么过错?难道凡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起来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人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开了。
徐明清被单独关在杭州反省院的一间号子里,吃的饭从小窗口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见不到任何人,也见不到一丝阳光。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被监禁了一年多。
这期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给敌人任何口实。
从上海拘留所,到杭州反省院期间,陶行知先生和“教联”的同志一直在对徐明清积极采取营救。陶先生曾亲自派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并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营救一时难有结果。
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李人超的亲戚,找国民党的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她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信息。
正是在陶先生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她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回上海。
12.     离沪前,火车站与江青一见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4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组织上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更多的危险,因此提议她也去西安工作,交代她到西安直接找驻西安东北军工委的同志接头。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三度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同居,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到上海,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萌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这些文人明星的种种逸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因为不断看到这些传闻,使徐明清感到疑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浪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徐明清觉得唐纳看上去像个奶油小生,讲一口吴侬软语。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里,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才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刻的样子和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 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给徐明清留下了许多猜测。
火车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话,便匆匆分手了。当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江青仍站在月台上向她挥动手臂。
13.     徐明清惊讶:李鹤,你怎么来了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她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联蒋抗日,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了消除内战,全面抗日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14.     江青道出了真正来意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15.     黄敬的延安之行影响了江青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16.     博古批准了江青进延安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17.     丈夫王观澜为她改名
1937年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和十多位干部一道,步行了十多天,到达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竟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个人经常交往谈心,越走越近,1937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其实“婚礼”很简单,就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那是她1936年到西安后改的名。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正好班上也有一个男同学叫徐明,两个“徐明”常常因为重名闹出笑话,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便给妻子的名字里加了一个字——“清”,明清,其意也很直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后,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了。
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无稽之谈。她来延安是组织调动的,来延安时介绍信上的名字还写的是徐明,只是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徐明,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18.    按组织要求如实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徐明清到了延安不久,江青来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为了考验江青,派她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当时的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农村锻炼,还经受住了考验,表现还算不错。
后来,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要求接触过她的人能写出相关的证明材料。组织上曾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说,她是当时为江青写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她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这个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档案。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党内的凭据,并因此让她枉坐了两年多的冤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得以恢复了党籍,这其中究竟是些什么内情呢?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是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分量和说服力的。
19.     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回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差不多,但她还实事求是地讲了她所听说的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党校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了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曾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江青结婚,的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意见,据传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只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和健康,不干涉政治和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等。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什么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席间王若飞喝酒比较多,在饭桌上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叶子龙当年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事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而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就在第二次被请之列。
徐明清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个星期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有关资料记载那天是1938年的11月20日。徐明清和王观澜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去毛泽东住处的路上,他们还见到了一些被炸死的人的尸体。
毛泽东没有在“合作社”摆席,而是在他自己住的凤凰山窑洞里,请了一位大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由于时隔久远,当我们向徐明清了解吃饭时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时,她说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20.     文革中无奈想找江青作证
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担任了农业部人事司的副司长,一直忙于本职工作,跟江青很少有什么往来。而江青也一直以领袖夫人自居,养病赋闲,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那时,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也不同了,他们住在门卫森严的中南海。王观澜等也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步入毛泽东的窑洞里,一起聊天谈心。
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徐明清则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不容她阐明、申辩,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此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但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些人建议她给毛泽东、江青写信。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 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恐因江青没收到信,又于6月19日重写了一封,但这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直挨到了11月份,无奈中心存一线希望的徐明清,再次提起了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清白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冀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辞。徐明清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21.     以“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被押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倒了台。
“文革”中惨遭批整的徐明清与民众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天降之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档案材料中发现,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个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叛徒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叛变情节,无法作出揭发。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的一个小房间里。
徐明清说,那个房间的窗户都用报纸封糊着,丝毫看不到外面什么样子,屋里一团漆黑,白天都得点着灯。有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连上厕所也要跟着。这里既是隔离室,又是审讯室,写交待材料、逼供审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
徐明清如实写下的材料,被专案组的人认为她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态度,“不老实”,认为她在“包庇”江青,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交待。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是吃罚酒,不吃敬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吗,不就立功了吗!”“你要立功啊!”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不知道她被捕后是否叛变,
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他们继续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就在这样逼供的情势下,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
记得那一天,专案组人员给她拿来了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她坐在接受审讯的小桌前,由他们口授,令徐明清一句一句照抄。徐明清说,当时她头脑昏沉,字写得很潦草,因是一句一句不连贯写的,她并不太清楚整体内容是些什么。
直到后来,专案组又拿来纸,要她重新誉写时,她才明白了这份材料的内容,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假徐明清之手,炮制的一份假口供。
徐明清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内心非常痛苦,一再强烈要求收回材料。但是没人理睬她,她只能在黑暗的小屋里痛哭不止,最后陷入神志不清,以致不能控制自己的状态。
两个多月后,徐明清被逼迫写的那份“交代材料”,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正是这样的一份中央文件,让徐明清的名誉扫地,而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22.     被秘密逮捕押往秦城监狱
1977年春节过后,徐明清被宣布逮捕,就被押往了秦城监狱。从关押到被捕,始终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连她的丈夫王观澜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强制吊销了。
在秦城监狱,徐明清作为重要政治犯,被关进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监房,屋内除了床和一张写交代材料的小桌外,门上还有两个洞,上面的供看守人员可时刻观察犯人活动,下面的是用来送饭的洞口。
她睡觉都必须脸朝门洞,以便让看守监视。从入狱始,徐明清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一个缝在她囚服上的囚犯编号——24号,就成了她的代号。除了每天的几分钟放风时间外,徐明清在这间昏暗的囚笼里苦苦熬过了数百天。
入狱后,专案组仍会不断地来提审她。徐明清条件反射一般,反复重复着一句话;“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乱说!”对专案组提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她更是无法回答,只好沉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不断反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开始着手调查,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胡耀邦的这番话表明,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了徐明清的冤案。
1979年3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来到徐明清的牢房,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决定让你进城看病。”并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徐明清感到很奇怪,心想:自己身体一直不好,拖了这么久,也只让狱医给开点药,这会儿为啥让我进城看病呢?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心里纳闷。
一会儿,一辆轿车把徐明清从秦城监狱送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徐明清被安排在一间单人病房,门口站着卫兵,虽然行动仍受到管制,但伙食有了改善,每天由医生为她检查身体,治疗调养。
在医院安住了一个多月,原来已被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徐明清,总算恢复了一些体力,脸色也渐好转起来。
一天中午,徐明清正在睡午觉,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走进了她的病房,通知她说:“赶快起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她百感交集地从床上坐起来,不觉大声反问:“回家?我还有家吗?有家吗?”
监狱长和蔼地安慰她:“有家,你的孩子们都来接你了,就在楼下等着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穿衣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
她连声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这些帽子不摘掉,我不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被逼抄写,我不能承认!”
于是,徐明清被请到医院的一间办公室,由前来的中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农业部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身体不好,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对你的问题进行重新调查、核实,现在问题基本澄清,不久就会为你重作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23.     14年,她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帮”首犯江青,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所以她的冤案平反,不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案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委托农业部党组织对徐明清的历史结论做复查,农业部党委组织了专人做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历史事实,推倒了江青专案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论”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冤,徐明清度过了14年漫长的艰难日子。
在采访中,徐明清坦率地谈到了她对江青的看法。她说,最初,江青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学团工作时,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表现可以。而后来,江青进入上海戏剧、电影界,明显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和生活问题……,再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人是会变的,江青的一生也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回顾徐明清所经历的磨难,让笔者深切感到:为实事求是,老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她心怀坦荡,一身清白,哪怕身陷囹圄,面对强压,仍坚持着讲实话,绝不编造事实,在当时的非正常政治环境中,是需要极大勇气和人格力量的。徐明清老人的正直和高贵品格值得人们敬重和钦佩。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曾亲自到医院看望,他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与胡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胡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前些年,徐明清不顾年高体弱,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奋笔写出了一本她个人的回忆录。
张闻天夫人刘英欣然为徐明清的回忆录作序,并为她题词“为留清白在人间”;萧克同志抱病为回忆录亲题了书名《明清岁月》。
95岁高龄的徐明清,在家中安详、平和地颐养天年。
对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路程,经历过的事情,她都写在了书中,不再多想了,但她的内心,却和她走过的路一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全文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