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习仲勋在大西北

　　作者按语：五中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使我更加怀念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延安九年，西安三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仲勋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的。八十年代，在胡赵新政十二年期间，仲勋同志先在中央书记处任书记，以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段时间他都是我直接的领导人。他那和蔼可亲、笑语温言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步前进的工作作风，和创造性的工作成效，都是深入人心的。

　　记得在文革刚刚结束，他的冤案得到平反，重新出山恢复工作，回到北京的那一天，我和秦川特意去迎接我们这位老领导时，在国务院招待所和他进行一次亲切而热烈的简短谈话。他满怀激情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这话使我们十分感动。这是仲勋同志对自己一生很恰当的总结，这也是他之所以令人敬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五年初，《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的同志约我写一篇纪念仲勋同志的文章，准备出版一本《习仲勋纪念文集》。可惜以后并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这篇文章一直压了下来。今天，我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读了两遍，一幕一幕的往事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认为这篇五年前的文章还是很有价值的。

　　回想新中国建国之初，在三年恢复时期，我国的行政格局是划分为五个大行政区（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头创建、并肩前进。当时各大区人民意气风发，呈现一种朝气蓬勃的崭新局面。可惜，这种分权治理的黄金时期却引起毛泽东的忌恨和惧怕，马上来个急刹车，宣布撤销五个大行政区和五个大区的“中央局”。这种“五马进京”、一人独霸天下的悲局十分惨痛。请同志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央当初决定的“分权治理”的重大决策能够继续下去，我党我国的大局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当年一幕一幕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年来的历史就可能重写。看看只有三千万人口、面积比海南省大一点的台湾，因为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创一个新局面，发展成一个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局面。如果当年五大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一直坚持不变，能够从实际出发，自主自治实施特殊的策略措施，采取合乎自己地区的特点“分而治理”，不是“五马进京”而是“五马奔腾”，像当年西北大区那样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相对独立，那么，五大行政区将继续创业创新，高歌前进了！

　　现在我把五年前写的没有发表过的文稿推荐给《争鸣》的读者，希望对中国“分权治理”和“大权独霸”的经验教训能够引起更大的注意！

　　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到一九五二年底我调到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在西安的三年半时间，我担任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总编辑。在以习仲勋为首西北局的领导下，我与习仲勋同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西北局当时的施政方针和政绩，《群众日报》都作过比较系统的报道和宣传。可惜我现在无法去翻阅那三年一千多期报纸的版面和内容，不能很具体地加以描述。但是，我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三年来的大西北，确是配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试验区。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

　　简要地概括起来，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总起来说，西北局主要的领导同志，切实地总结了陕北苏区的革命历程，深刻地吸取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和教训。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切实地实行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创造性地发展了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使将近全国总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贫穷落后的国民党统治区逐渐改革、建设为一个初步摆脱困苦的人民解放区，使祖国遥远荒凉的西部边境，很快显得缓解、松动、活跃起来。

　　据我的印象，仲勋等西北局领导同志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上下两头：一头是乡村群众工作的基础建设，一头是上中层的民族民主政权的建设。

　　当时，中央的工作重点决定从农村转向城市，但是根据西北的具体情况，在新解放的城市接管工作大体完成以后，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仲勋同志一再强调：“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一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了”。

　　首先是在剿匪反霸斗争中采取了积极而稳妥的方针，集中力量抓捕匪首恶霸，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在解放大西北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在被消灭和投降以后，各地还流窜着几万名土匪特务，盘据在边远地区，继续与人民为敌，不断对附近地区的群众进行杀害、掠夺和骚扰。在广袤的大西北地区逐步解放，各族人民在一阵欢欣喜悦之后，仍然处在残余匪霸的威胁之中，随时都处在“狼来了”的恐慌境况。所以，只有继续清匪反霸，肃清特务，人民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西北局紧紧抓住这个关键环节，逐步开展清匪反霸肃特工作。根据大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远贫脊地区的特点，西北局牢记以往那种左倾冒险的教训，强调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总方针：“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逐步开展，稳步前进，防止和纠正强迫命令、一刀切的官僚主义作风，严禁急急忙忙地乱抓、乱斗、乱打、乱杀的左倾偏向，使整个新解放的地区比较快地稳定下来。

　　其次，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总政策是：在农业地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仲勋同志特别注意到在这一斗争中，“着重宽大以争取、分化、动摇敌人，把宽大和镇压结合起来”，“为孤立敌人，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应该争取已经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

　　仲勋同志特别强调斗争地主不能照搬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那一套斗争的方式方法，“对地主的斗争要区别对待，看他们的罪恶大小、民愤大小、守法和违法，恰当地加以区别。”“因为那时还不是人民政权，而今天是人民政权，这是根本不同的。”这就充分体现了仲勋同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因而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这三年中，经过十分复杂艰巨、谨慎稳妥、安定团结的工作方针，顺利地完成了土改工作，逐步达到了“耕者有其田”、“有饭大家吃”的总任务。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

　　这里必须特别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因为西北是十几个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以牧业为主，所以西北局决定西北地区的土改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汉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地区进行；第二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贯彻民族政策的情况，在有条件的地方再逐步解决少数民族牧区的土地改革问题。因此，西北局决定在民族聚居区进行土改“必须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西北局还明确规定：“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要注意“联合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换，是什么也得不着的。”

　　西北局还规定：“在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靠近牧区的小块农业区也不土改，甚至不减租；严格保护畜牧业，牲畜一律不动，也不提减租，极力避免牧区震动，两面都动是很不利的，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在发动群众的时候，“在回教地区，『男女一起发动』的口号也不要提，宗教问题不要干涉”。

　　总的说来，广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反霸、肃特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展开，运动中发生的乱斗、乱算、报复、多搞点东西等倾向，都得到及时防止和纠正，因而比较完满，收到切切实实的效果。

　　再次，关于开展生产运动。在全国农业较发达地区轰轰烈烈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时候，西北局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实行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方针和策略步骤。总的方针是巩固贫农、雇农和中农以及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的紧密团结。仲勋同志强调：必须通过较长时间、逐步地去吸引农民，对农民只能“逐步吸引”，坚持“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先组织小型的、临时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即一般叫“变工”或“换工”之类。仲勋同志说：“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合作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合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动力或牲口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工作，也可以拿出劳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证明，这样，容易被大多数农民接受，便于大量发展，大有好处。所以在两三年的时间内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这种初级互助组织，切切实实地把农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初步组织起来。而且保证农民间的互助，强调保证搞好生产，强调“不论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收获应当首先『归私』，其公共财产必须在增加了『私人财产』之后，经过全体成员的自愿，逐渐地聚集起来，过早地追求过多的公共财产，有害无益”。

　　西北地区是民族民主联合政权

　　西北局一系列的政策、策略、方式、方法的原则和规定，使西北农村生产从战乱的破坏中，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不只是农牧业有发展，其他水利建设和林牧副业、乡镇工商运输业也日益活跃起来。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供销社收购皮毛、贩茶贩盐以及货郎、马帮也出现了。花样繁多的个体私家手工业、服务业也兴旺起来，加上简易的各种类型的小学校、识字班、夜校、秧歌社火大队、说唱、拉洋片等等基层的文化活动开始兴办，大西北的广大城乡牧区也开始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吉祥景象。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仲勋等同志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和实践中，西北地区的从上层、中层、到下层的民族民主政权初步建立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各项主要规定得到逐步实现。这方面的工作，在西北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深得人心。

　　仲勋同志说：“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少数人包办把持，就必然办不好。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把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又说：“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所有工作，如果脱离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一月成立时，就明确确定西北政权的性质，是民族民主联合政权。军政委员会的主任是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副主任是习仲勋和张治中，一个是老共产党员，一个是老国民党员。常务委员中包括各民族、各党派的代表人物，坚持和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时的“三三制”（注）。一些民族民主的著名人物分别担任西北五省区的省长或副省长和自治区的主席。五个省区中就有两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区，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新疆维吾尔民族自治区。

　　习仲勋的宽容精神

　　从抗战开始，我们党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就提出抗日战争要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一再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仲勋同志对这些民族民主人士予以团结、感化、争取、帮助的生动事迹，传为佳话。最使我感动的是，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前后，仲勋同志对我一再嘱咐：一定要对每一个民族民主的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宣传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同工农知识分子代表的发言一样对待，一律在《群众日报》上全文刊载，不能登摘要；对这些代表人物在会前和会中都要进行深入采访，对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访问记。仲勋同志对每一篇访问记，都要亲自审阅，并找到我和记者，一面问一面改，改好后还要再看一遍，才放心拿去登报。在修改这些访问记时，仲勋同志的审稿重点在于一定要充分摆出具体事实和群众的具体反映，一定不能小看和抹杀他们对爱国民主和对人民所作的贡献，要努力写得合情合理，生动感人。

　　仲勋同志还一再强调：我们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他还说：“凡同我们合作了的人，就力争长期同他合作下去；丢掉一个合作了的人，比之未曾团结那一个人的不良影响还大。”

　　在西北的十几年中，仲勋同志在对党外人士团结合作方面，我以为他的精神就是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就是容异精神。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放下领导党的架子，与各族各界处于完全民主平等的地位，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主权。他强调团结的重点，恰恰在于团结那些抱有不同政见、不同观点、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风俗习惯的人士，同他们接近一定要虚心地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取那些不同政见、不同观点和批评我们的意见，在平等、友好、诚恳的接触中，逐步建立起互相信任的感情与和谐容异的气氛，一定要鼓励他们勇于说出真话和切实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和苦恼。这也明显地体现出仲勋同志“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过左的错误”的崇高的政治素质，更是一个八十多年老革命难能可贵的伟大政治品德。

　　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

　　在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的领导下，西北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稳妥紥实，这证明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是切实可行和卓有成效的。这使我深深感到，仲勋同志从参加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经过陕甘宁模范解放区，到陕、甘、宁、新大西北的开辟和建设，真是配称为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新中国创建六十年中具有赫赫功勋的领导人。

　　在写完这篇回忆录的时刻，我情不自禁地写下这样一小段话作为结语：

　　我还牢牢地记得，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毛泽东就说过：“西北立大功的有三个同志，不能忘记，一个是高岗，一个是彭德怀，再一个就是习仲勋。”谁也不会料到，十年以后，毛泽东竟然把他们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这真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大悲剧！

　　（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注）三三制：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政策，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分配，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也占三分之一。当时，中共各根据地都相当严格遵守这一政策，这也是对中共一党专政偏向的一个严格的约束。这也合乎毛泽东在当时提出的“废除蒋介石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