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南方周末 2008-7-17)

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杭州 北京 2008-07-17 09:23:30 来源:南方周末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光华法学院成立典礼上发表致辞,他说，“（光华法学院）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詹逾/图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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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辞别北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2008-07-17 09:30:26 来源:南方周末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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