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先锋性哪里去了？-狄马博客·思想的防空洞-搜狐博客

                                               □狄 马

      200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花甲之年。为了纪念当代文学走过的风雨里程，两岸三地在这一年都搞了不同形式的研讨会。浏览这些会议的大致内容，我们发现，专家学者们除了缅怀上世纪80年代作家、评论家联手并进、同仇敌忾的峥嵘岁月外，剩下的大部分时光就是感叹今日文学的寂寥冷落。作为一个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追捧者，我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明白，曾经是时代先锋和社会中心的文学,为什么会突然沦落为社会生活的装饰和点缀，它的先锋性哪里去了？直到最近看世界杯足球赛，我才突然明白了。

      所谓“先锋”，就是直接面对敌人的人。绕到敌后打土豪、分田地的不算；在侧翼迂回、包抄，耍花枪、扮鬼脸的也不算；站在一旁冷眼观看，名为等待时机，实为坐收渔利的更不算；先锋就是短兵相接，明刀亮枪地直接对垒。任何逃避，打哈哈，虚张声势的行为都不是先锋所为。也就是说，敌人是先锋存在的前提，没有敌人就没有先锋。这是任何一个看过两页通俗演义小说或几场球赛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再看当代作家，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甚至连谁是敌人也搞不清，当然就谈不上“先锋”。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敌人？我认为今日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民主和自由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潮流。所谓“潮流”，就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要来。如果你挥一挥衣袖就能将它赶走，甚至击溃，那就不叫“潮流”，那叫“露水”。区别只在于，喜欢它的人是被它浮着走，不喜欢它的人是被它裹挟着走。通常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这个道理。改革开放后，并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这个民族自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就再也没能关上过。这期间有多少政治强人、独裁政党、流氓军阀妄想凭一己之力、一党之私将民主化进程挡在国门之外，但都没有成功。这个老大民族今天还是步履蹒跚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尽管老大不情愿，尽管跌跌撞撞，嘟嘟囔囔，但它毕竟已在艰难地学习着适应这个世界。因而，凡是顺应这个潮流，并自觉维护、推动它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凡阻挡这个潮流，或寻找各种理由拖延、推诿的人和势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敌人——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就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

      简单地讲，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中国人要像文明国家的人一样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今日中国最核心的主题。中国的当代文学要想挽回失去的先锋性，为创作赢得尊严，就必须正视这个主题。一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可以一时软弱，可以在某些异常肃杀的年份回避一些真正重要的主题，但从长远来看，作家、艺术家要想真正优异，就必须以独特的勇气和才华对他所处的时代作出判断。“五四”文学之所以是划时代的，正在于以胡适、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作家勇于面对存亡危机，并积极寻求对策，他们的作品切中了当时“救亡启蒙”的主题。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令人尊敬，也正在于那时的作家以他们特有的人道情怀和拿来主义回应了解冻时期人们的困惑和焦虑。今天的好多作家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写作很自由，言论环境很宽松？那是因为你的写作根本不在这个时代转型的主流之中，你当然会感到很宽松。从你写的那些吃茶喝酒、采花吊膀、吟风弄月的东西看，你的写作也许是在古代，也许是在未来，但唯独不在当代。

      也就是说，对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讲，你是不在场的，所以你感到很自由。就像人人都说公共车很挤，你说，没有啊，我怎么没有感觉呢？一看，发现你根本不在公共车上，你正赶着驴车走哪！人人都说互联网管制太紧，防火墙太高、太厚，你说，没有啊，我怎么感觉不到呢？一调查，发现你根本不会上网，字也不识几个，遇到重要的事，就拿绳子拴成不同的疙瘩来表示。普天下的人都说中国的房价太高，“房奴”太难当，你说，没有啊，我怎么感到住房很宽敞，房价很便宜？派个人一跟踪，天哪！你天天睡在马路上，天当被子地当床，要不是有星星和月亮，脸黑得在晚上根本就看不见。这就是说，奴隶之所以感到自由，不是因为他背上的绳索捆得不紧，而是因为他不想挣脱；不但不想挣脱，反而伸出舌头，亲吻那捆他绳子的手。前苏联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在红场相遇。美国人说，我们有反对总统的自由，你们有吗？苏联人说，有啊！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振臂高呼：打倒美国总统！

      你当然可以豪迈地说，我的作品本来就不是写给当代的，我的作品是写给未来人看的，但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恰好是因为具有当代性才获得不朽的。没有一个作家是因为脑子里悬想了一堆未来的读者而进入了永恒之列。一个连当代也进入不了的作家注定是无法进入未来的。进入当代，不是说大家都写反腐小说，都写股票加债券式的商场文学，而是说你的作品要对当代最深刻的主题作出回应，你的思想和观念要和脚下这块正在发生裂变的土地产生内在的共振。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十来年间，就产生了以北岛、顾城为代表的优秀诗人，马原、残雪的先锋小说，刘宾雁、苏晓康的杰出报告文学，李泽厚、刘再复的理论启蒙读物，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巨大热情，以及他们身上特有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品质有极大的关系。九十年代以降，文学被彻底边缘化了，小说、诗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和消遣，报告文学堕落为给企业家树碑立传，给权贵大腕抬轿吹号的肉麻文体。作家却反过来为自己辩护说，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受到热捧是因为那时的文学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东西，是不正常因素的产物。言下之意说，现在的文学受到冷遇才是常态，才是承担了文学应该承担的。但他们没有说，为什么文学在不正常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现在正常了反而没人看了？难道八十年代的读者全是神经病？

      实际上全是托辞！文学该承担什么，不该承担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标准。骡子能负重，骆驼可驮盐，毛驴惯走山路，全视自己的能力而定。真正的原因是怕了，不想再给自己惹麻烦了。最终只能写点吟风弄月、不着边际的东西聊以自慰。写吟风弄月、不着边际的东西当然也没错，但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当代作家，你搞的也不是当代文学。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当代，跟人说起，你应该说你是一个侨居在当代的古代人。你也不用抱怨这个时代的读者不重视你，光看韩寒的博客，因为你对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没有真正的自觉，或有“自觉”，但没有表现的能力。你的眼睛只盯着你的职称和房子，凭什么要让读者的眼睛盯着你？古人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2010年6月26日在明德门住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