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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皮特·彼德森：美国经济的问题和出路
最近，在沃顿商学院举行了两次演讲，演讲人分别为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黑石集团总裁皮特·彼德森（Pete Peterson）。他们俩都认为美国经济的现状很糟糕，并为此感到忧虑，同时就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出所料的是，斯蒂格利茨，这位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给出的答案和彼德森，这位前尼克松政府商务部长所给出的意见大相径庭。然而，对于布什政府，两人却持相同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布什未能妥善处理某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比如社会保障改革、预算赤字、长期失业和贫富差距等问题。
彼德森认为，除非美国政府停止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不再依靠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债券获得融资，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一场灾难。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时期，外国人不再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因此将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即造成美元迅速贬值、利率大幅上升，从而对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上个月，彼德森出席了沃顿投资管理大会，并借机介绍他的新书《入不敷出：民主共和两党如何葬送我们的未来以及美国人该做些什么？》。彼德森，雷曼兄弟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以前也曾提出过以上问题。1996年，他撰写了《美国在衰落前会进一步发展吗？》一书，就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岌岌可危的融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99年，他又撰写了《灰色的黎明》一书，阐述了他对美国及西欧社会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经济问题的看法。
目前彼德森积极倡导着所谓的“减税—消费”的口号。作为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他强烈呼吁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减税。他认为，虽然布什已将减税置于所有经济议题之上，然而在很多方面布什政府却依然挥霍无度，比如最近出台的处方药改革规定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
“有人可能没意识到，虽然我们的军力很强大，但其代价也是相当昂贵的。”彼德森指出，“今天毕竟不能和二战时期比，那时只需联邦政府拨一小笔款项，就能用廉价的硬件培养出一支军队。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两个师执行一周的常规任务就要花掉十亿美元。”
他说，立法者采取减税措施的同时，却不减少政府开支，并且依靠外借维持花销，那么他们这就是在将买单的沉重责任推到下一代的身上。“（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告诫我们：如果实施长期减税措施的同时不控制财政开支，那么长期减税就不能称其为长期减税，而是一种延期的税收，即在未来承担税负。”
他虽然勉强承认在过去四年中共和党一直是白宫和国会的主要力量，但他仍然认为民主党对目前的经济问题也有责任。他说：“纵观历史，我认为这么说比较公正：在过去4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个人的利益翻了六倍和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经济事实的主要推动力是民主党。”
彼德森认为，有一些趋势使得政治家们更加不愿直面美国的经济现状。最近，由于贸易逆差，美国的财政收支逆差严重扩大。20世纪80年代，逆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而如今却上升到5.7%，并表现出持续上升势头。这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只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忠告。彼德森指出：“他们提醒我们，一般说来，财政收支逆差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旦超过5%，就表明该国经济越过了警戒线。”
“在谈论美国工作机会外包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我希望我们能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谈美国吸引外来储蓄的危害”，彼德森说，“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大约全世界所有国家财政盈余的三分之二。而同时，工业化国家正在日趋衰老，这意味着昔日美国赖以融通债务的众多国家，不久就会把自有资金用于维持本国退休者的生活。而在那同一时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美国人也即将面临退休。”
“世界其他地方的老龄化问题比美国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他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比我们低，并且他们国家纳税的年轻劳动力的数目骤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口出生率是1.2（个婴儿每户），而要维持人口结构平衡，出生率必须达到2.1（个婴儿每户）。日本人口出生率为1.3，因此未来十年中，其纳税劳动人口数目将下降25％。”
不过彼德森的个人情况表明，老龄化趋势也许并不会如他预计的那样令人忧虑。彼德森现年七十有余，却仍然整天工作。除了写书和担任黑石集团总裁，他还任对外关系及统一协会主席之职。而今年早些时候，他还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职务。可见，如果注意保健并对长寿保有信心，老年人依然可以保持工作的活力。但是彼德森可能会说：老年人可能没有什么选择。
在彼德森看来，美国政府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财政状况呢？首先，联邦政府要进行财政控制，同时还要重视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应该对社会保障进行基础性改革，即革除与社会保障及工资水平有关的指标。这种指标制度使得美国始终不能摆脱由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在现行社保制度下，生产力与工资水平同时上涨，会进一步抑制效益。“如果我们革除了工资指标，我们就将同时革除社保系统中存在的不良债务。”他说。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么立法者最终只能削减利润或加倍征收所得税。
同时，彼德森也积极倡导强制型的国家托管储蓄账户的开立。他认为，这将确保我们的子孙未来有足够的储蓄用于养老，并有助于美国脱离对持有本国债券的其他国家的依赖。这些账户中的资金将由某私有团体进行管理，并将投资于国际股票及债券指数基金。
彼德森承认，比起社保改革，医疗改革势必更难，因为联邦健康保险项目关系到国民的生老病死。在这点上，布什总统最起码应该成立一支权威的专家小组，就像“911事件委员会”，旨在将各类医疗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分类并提供解决方案，并且解决财政预算与贸易逆差之间的矛盾。“美国社会需要一群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彼德森说，“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说过，衡量道德社会的终极标准是这个世界把什么留给下一代。一想到我们将把这些难以承受的税收及债务负担留给下一代、将兑付支票的责任留给子孙，我就会想：我们在那场道德测试中的成绩是不合格。”
为了富人而减税
上个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在沃顿作了演讲。他指出，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一系列负面问题，比如家庭债务的上升。
斯蒂格利茨说，布什签署了财政改革法案，即降低公司股息税率及红利所得税率的政策，其初衷却并非要藉此来刺激迟滞的经济。相反，它的出发点在于让有钱人获利。而只是当在政治上这样做方便的时候，他把此举作为一种刺激经济的方式。“他们认为降低公司税可以使股价上升，从而吸引更多投资。但是，别忘了当初经济陷入低谷，从某种程度上归咎于投资过热。”
斯蒂格利茨从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离开后，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他曾公开批评世界银行，此后世行行长请他保持沉默。而以心直口快闻名的斯蒂格利茨最后就此离职。
但由于他是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所以他的评论还是颇有份量的。他因对信息不对称扭曲市场有效性的途径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研究的课题中所举的最为知名的例子便是旧轿车，卖主对其出售的商品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买主却几乎一无所知。1979年，他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这个奖项专门颁予美国最有成就的年轻经济学家。而斯蒂格利茨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普及边缘科学的经济学家之一。自从2001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以来，他已出版了两本普及型著作，包括《全球化及其反对者》。
在沃顿举行的演讲中，斯蒂格利茨表示，布什总统白白浪费了一次提高劳动者生产力的大好机会。他指出，当经济增长到饱和状态时，生产力的进步同时提高了生活水平。而当经济未达到饱和时，高度的生产力水平就成了一把双刃剑。此时，公司会雇用相对较少的员工或根本不雇用员工，以求勉强对付现状，这样，失业率就上升了。“过去四年，我们没能提高生产力，并由此失去了一系列良机，因为经济根本就没怎么增长。”
斯蒂格利茨估计，由于过去四年美国的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水平，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1—1.7万亿美元。他给出的这些数字代表着这些年来美国实际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落差。若过去四年，经济每年增速达3%，则美国的GDP累计将增加1万亿美元。如果经济增速达3.5%，则GDP将增加1.7万亿美元。“这些钱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医疗成本、改善我们的教育系统或者挑起另一场战争——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他不无讽刺地说道。
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美国经济跛足而前，大萧条后，美国遭遇第一次连续四年的失业率上涨。“原本我们可以解决大约六到七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而事实上，我们中一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只有公共事业这部分就业率在上升；私营领域有150万人失去了工作。”
另外，九月份5.4%的高失业率还不足以说明就业问题的严峻性，斯蒂格利茨说。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放弃寻找工作的沮丧的人们。而且这个数字也没有划入不充分就业人口，即那些从事兼职、缺少福利、渴望全职工作的人。更糟的是，过去四年中，获得残疾人生活补助的美国人的数目激增了一百万，增长幅度达15%。“找不到工作，宁愿做个残疾人也不要失业，残疾人享受的补助比失业者拿到的救济金竟还还多出一筹。”
由于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并没对经济发展起到多大作用，美联储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利率。然而，这种做法并未吸引很多商业投资。针对此，斯蒂格利茨再次谴责起上世纪90年代的投资过热现象。他说，就算调低了利率，公司也不愿借贷，原因在于他们现有的资源还未用尽。低利率使得房产增值（由此可能产生投机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一股抵押再融资的热潮。“你从不会意识到这些泡沫的存在，直到它们破裂，”他指出，“你可以认为是美联储的做法导致了高风险。”
再融资似乎是一种可以带来纯粹收益的做法。从理论上说，私房屋主可以借此冲抵他们的抵押付款。然而，不少家庭正开始利用低利率的好处，越来越多地借款。“正因为此，利率开始上升。而随着债台高筑，越发庞大的预算将使业主们沮丧起来。这样一来，破产率越来越高，近四年来增长到44%。”
斯蒂格利茨认为，布什总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911给经济带来的重创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而布什意正言辞地表示，如果没有他的减税政策，那么今天美国的经济状况会更加糟糕。“然而，在2001年，也没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所以，这并不是正确的假设。我们应该做的是采用另一种减税措施，或将财政开支用于其他用途。”
以斯蒂格利茨看来，他会采用一套由四部分组成的计划，这套计划旨在使中产和劳工阶层获得更多利益。以他看来，他会放大失业现象带来的好处，并将它看作一个“自动稳定器”。“如果经济衰退比预期的要好，那么政府就可以花费更少的财力。同样的，如果经济衰退比预期的还要糟，那么就得为此付出更多代价。这样做将给经济增长提供它所需要的动力。”如果联邦政府在国家层面补足由衰退造成的损失，那么各州及当地的税赋措施也会以同一方式自动调整。“如果国民经济没有陷入衰退，那么我们根本不用花一分钱。”
至于税收，按照斯蒂格利茨的做法，他不会为了有钱的美国人而减征。那些有钱人已从布什的减税政策中拿了不少好处。他说，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告诉我们，为了富人而减税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1993年，克林顿总统对美国前2%的首富加征个人所得税，而这并未有损经济发展。“事实上，这些首富的收入还是照样越拿越多。”
同样，斯蒂格利茨也不会调低公司股息及红利所得税率。相反，他会为公司提供投资税收信贷。他说，这种减税措施，最终会使有些红利免于任何税款。某些公司从不缴税。如果这些公司缴付股息而同时股东享有免税权利，那么政府就永远征不到这些钱的税。“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零税收了。”
对于克林顿总统的某些政策，斯蒂格利茨也免不了批评一番。1997年，克林顿终止了一项使富人受益的减税政策，降低了资本所得税征收标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项手段。“我对此提出反对，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种做法使投机看起来更吸引人，催生了经济的泡沫化，并且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货币效应，既没鼓励消费，也没为经济增长做贡献。大部分的钱都流到了那些已经下定决心搞投资的人的腰包里。”
更糟的是，和布什一样，克林顿的这项减税政策出台之际，恰逢美国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前我们常会惦记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代，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代，那个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的时代；那个时代，全美国前5%首富的收入占了全民收入的30%。196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5.9%。值得一提的是，从那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贫富差距悬殊的年代，今天，全美国前1%的首富的收入占了全民财富的38%。”
斯蒂格利茨强调，他并没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到布什总统头上。“导致贫富差距的因素由来已久，而如今所做的决定可能导致今后二十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考虑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不是对富人们采取减税措施的时候。虽然“滴入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认为，人们该做的，就是关注经济增长，这样所有人都能获益。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情形，似乎只能用‘滴出’经济学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