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无中生有”【转载】

过去中国是身份社会，我们都是单位的人，每个人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不能超出自身的工作单位。过去的生活状态如一张白纸，我们崇尚『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下实现资产国家化和个人的『无产』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作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传统文化全盘马克思主义化而导致『无信』、『一言堂』下的法律制定以及单方面的执法行径和法律解释行为导致平民的『无权』、传统道德底线完全被击败之后又没有相应的道德重建而导致的全民『无耻』、落后的知识和单通道的信息获取途径导致全民的『无知』。

『无产』。耄说，越穷越革命。人和话都『被崇拜』之后话的涵义也具有了神圣的指导意义，并且逐渐形成了『只有穷人才会革命』、『不革命的不是好人』这一类的观念。就是在80年代前，在单位、在学校攀比不是比谁富有，而是比谁穷。特别是文革之中的各种运动中人们更是崇尚过『一穷二白』的生活。

一方面是人们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而宁可在物质上匮乏。另外一方面是，社会并没有积累太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活力还没有迸发出来，由此而形成整个社会物资匮乏、人们食不果腹的情形。

在制度建构方面，我们走了类似国家社会主义的极端，所有与资产沾边的东西都是公有的，都是国有的。民众一提起某些东西是国家所有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的是一种莫名的国家荣誉感和信任。宪法和各种基本法律里面，我们都没有明确的条文说公民的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光着脚生存在这片大地，目光所及的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因此生存所需的物质提供有时候被很多人看成是国家的恩赐，并感恩戴德。殊不知，除了日常生活品，没有一样我们能够真正拥有，执行公务的人员可以随便一句『征用』而『合法』地将你的所有家产充公而彻底『无产』。

『无信』。其实这个命题比较矛盾。信仰列宁主义的苏联，在伯尔曼看来其实苏联人们信仰的是列宁，是把列宁当作神一样信仰，因为『列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我们没有信仰，这样的说法是不太严谨的。列宁主义在我国有最大的信仰群体。在实际生活中，列宁主义通常是被绑架而行的，同时又被看成是一种护身符。因为通常信仰列宁主义的国家里，信仰好像都走向了偶像崇拜及个人崇拜的极端，曾经我们是，现在的朝鲜也是。在民间，我们一直有句古训『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也一定成为我们的良心评判标准。但自从清除封建迷信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民间这些观念都成了一种『腐朽』。

『无信』不仅表现为我们没有信仰，或者我们的信仰都是一种虚设，还表现在我们的信用体系无从构建、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几千你的重农轻商和『无商不奸』的意识主导下，并且在『士农商』的严格的、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我们的传统社会里没有严格的信用体系。过去的诚信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对权威的折服基础上形成的，这不符合现代诚信作为人之本质的要求。进入20世纪初，我们的商业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极大的繁荣发展。有了商业，我们就能看到诚信建立的基本。但随着动乱和共产主义运动，商业如昙花一现，诚信离我们远去。

『无权』。对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登记森严的封建社会，最广大的人们—农民能拥有的权利是极少的。用现代的权利标准衡量，即使宪政萌芽的晚清，农民百姓拥有的权利都是微薄的。此外，中国社会出现了多次的外族入侵并改朝换代，这个时候整个汉族就成了外族的奴隶，那怎么有权利可言呢？建国以后，国家权利之上，个人权利服从大局。人们不知道曾几何时我们的权利都被国家统一行使了。在无权之下，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栽进了监狱了。由于没有个人权利意识和实际的无权，我们保留着千百年来农民的『逆来顺受』和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现代的所谓城市人，在维权意识方面，只能算是住在混凝土格子里的农民。

在那个人神共愤的混乱年代，群魔乱舞，毫无人性可言。权利更是一种奢侈品，当刘少奇头顶着国家主席的帽子，高举宪法的手被一个闷棍打下来之后，权利对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可以像纸片一样捏碎。

曾经『无耻』。在那个混乱年代里，我们传统文化里的礼仪廉耻全部被推翻，全部被清除，每个人只剩下赤身裸体，精神修养为空白。『六亲不认』和『大义灭亲』曾经被视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人是单位的人，所以通常发生什么纠纷的时候，通常都会闹到单位。那样的话，人就丧失了单位的身份依靠，落得身败名裂。

『无知』。颠倒常识这词对大部分中国人是感到陌生的，因为从来也没有逆向的思维去反思灌输给我们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非常无知的。不仅我们对自己自身的情况了解甚少，对外面的世界更是完全陌生。所以当常识普及之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激烈的反抗，一种阵痛。我们无知，不仅表现在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甚至还一个劲地以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希望我们能去拯救他们。这种无知所形成的盲目自大在我们的历史里经常重演，即使在现代通信技术发达的年代，这样的低技术含量的伎俩还经常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使用。

我们过去是身份社会，但到了现代，我依然认为中国还是身份社会。这一点我们没有改变多少，但随着打开国门和充分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改变的方面也很多。

『有产』。城市出现了一大批『中产阶层』，这些被定义为有产者的阶层只需要年收入8万元就可以归入。有产在最根本的定义上就是用物质来衡量。粗略地可以估算出，在每一个城市中能每一买了商品房的都基本上算是有产者，而且是『中产阶层』。

经济关系向非国有化的转变，在城市里有了个体户，有了民营经济，逐渐的有了一些自发的组织行为。于是，百姓有了一定的私人资产，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夜之间成了富裕的资产阶级，但也不会落到全民赤贫的寒酸地步。能够让一部分富裕起来，让人性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有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才将『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写入根本大法。我国在60年的时间里，虽然经历了多次的反反复复，依然建立了基本成体系的法律制度。在法律条文，即纸面上，我们作为一名公民确实拥有与世界很多国家相媲美的权利。书面上的权利也让我们的人权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中国百姓，从封建社会的毫无人权走向了权利时代。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进步。很多法学家都认为建国初期的《宪法》是中国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立法技术的转变和法律用语的艰深晦涩难懂，现在的宪法虽然与欧美国家民主国家的宪法有着较大的差距（比如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通常被架空，以及在效力层面，执政党的政策是比宪法优越的，而且还有组织有步骤地取消了自由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如迁徙自由），但基本都确立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这几年来，事情的发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群体性事件确实逐年增加，城市拆迁导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尖锐，民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热切和保护，底层百姓在一定的信息沟通无障碍的情形下自发地『抱团取暖』，共同维护权益。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种进步，一种权利意识的变革。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希望我们的社会发生动乱，因为中国人经历的磨难实在太多。但和谐和稳定社会的形成前提不是高压的国家政策或者是强悍的暴力机关，而是民众的觉醒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平衡。

民众有了一定的权利，也充分显现出我们的政府和民众都是由担当的、负责任的。有权利的人才能更容易接受义务的责任，也了解到权利的整体性，并逐渐形成公共意识。

『有根』。千百年形成的族群社会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依然牢固。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海外华侨来说，做的最多的事情除了是捐资办学、办企业之外，就是回故乡寻根。这种家族式的祖宗崇拜与其说我们拥抱了海外侨胞，不如说是我们承认了千百年来的祖宗崇拜和信仰。

『有闲』。中国人有闲了，并不需要每天都背诵小红本，也不需要每天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说出语录。到了现代政治经济发达的社会里，中国人曾经有段时间非常焦虑，老是想着要赶超过某个国家某个地区之类的，总是为了表面的数据而折腾的民不聊生。但现在，情况略微好一点，虽然有时候全民也要折腾一下、犯一下焦虑症。作为普通百姓，每天的劳作依然是生活的重点，如何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依然是劳动的重点，闲暇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权利状况，有时候也为了权益而争相奔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闲暇之余，开始考虑到自身素质的提高，比如艺术涵养修为、审美鉴赏、学问知识、见识谋略等方面。

对于曾经经历过非人年代的几辈人来说，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我们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的魔咒和心理阴影，国人心目中已不太认可这种行为。摆脱了斗争的生活，过的才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包括我们可以从多种途径获取多元的信息。除非切断网络，不然我们的世界在也不能被封锁。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我们充分了解中国及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和观念，甚至在不断修正我们的追求，从以前的打倒敌人到现在追求物质、艺术、文学、科技、政治、经济、法律等素养的提高。多元的生活代表着我们不再无聊，而逐渐丰富和有闲暇起来。

『有底气』。《中国人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一批代表着极端民族主义的书籍大受欢迎，排除中国人心里的极度自卑之下寻求一种傲世别人的幼稚行为的原因之外，富裕的中国人有底气也是一个可不忽视的原因。虽然有点像暴发户的行为，也梦想着一天成为高贵的贵族，但不努力学习贵族的规则，反而是自创规则，或者这也是一种底气带来的霸权意识吧。近几年一直在探讨的中国如何才能有全球思维，其实就是一种有底气的表现，同时也表现出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时的一种淡定和勇敢的心态。

『有信』。共产主义的狂信年代人们逐渐淡忘。一句『思想解放』的作用可能是矫枉过正。从盲目的狂信步入无从的虚无，中国人的经历有重生的象征意义。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对精神方面的修养要求越来越高，对诚信，对信仰都有了新的认知。虽然目前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是共产主义，但在民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另外，道教在农村的发展势头一直不容忽视。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有着一定信仰自由。

信仰建立之后，道德重建也就水到渠成。当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生活把人摧残得毫无耻辱感。但是当我们刚刚步入丰裕的物质社会的时候，道德防线又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了。人们可能会为了那些物质而变得毫无尊严和力量。仁义礼信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变得脆弱不堪。相信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如今，我们追求的可能不再是物质的充裕，更多情况下追求变成了自我实现。国家的自我实现和国民的自我实现必然要求了我们的道德要重建。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无疑是自上而下的道德重建，而且是以国家之名义的道德重建。

『有思想』。国家建立已经60年了，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也有30多年时间。民众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各方面的认识与解放前甚至解放初期有了明显的改观。纵然在创新力和独立思想方面我们依然非常欠缺，但都不能否认我们的进步。80年代出生的一代已经成为新生的力量，逐渐全面主导社会的发展。这一代的人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教育，在知识体系方面也比前一代人与世界更为接近。与现在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都会惊讶于他们的见识和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见解可能会偏颇，可能会走向偏激，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拥有了活跃的思维和更为开阔的视野。他们接受的是知识冲击，带来的是思维的根本性改变。

曾有人调侃过，黑人有三大梦想，其中一大梦想就是穿大鞋，因为他们的脚通常比较大。通俗一点，中国人现在穿的鞋子已经完全不能够匹配脚，由于带来的是束缚与羁绊。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我们的思维没能够从『无』中突破出来，进入到『有』的思维模式中。

首先，最后一次修宪后的几年里，城市化运动中，拆迁造成的纠纷越来越多，平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继续深化。从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可以看出，政府还没从原有的一『无』所有的国民管理经验中脱离出来，执政的方针政策以及各种管理手段都是沿着过去的『无』基础上衍生出来，带着强烈的历史惯性和顽强的思维定势，如今成了政府与百姓之间深深的沟壑。

其次，政府本身依然摆脱不了原有的思维定势，就是连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也不能摆脱固定的逻辑。据媒体报道，胡润研究院调查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沈阳、成都六个城市的所谓『新贵族』群体，发布了这些城市中的『新贵族』的消费情况。富翁的消费一般局限于购买豪宅、贵重手表、珠宝和名车等奢侈品，或者出国度假，甚至『包N奶』。大多数的富翁都认为购买奢侈品代表着一种舒服的生活方式。这些富翁创造的巨大的财富，追求精致、奢侈的生活品位。但是在社会责任感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为甚少。富翁『有产』，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不知道在『有』的情况下该做些什么，该懂得什么。这就意味着『有产』的国人，有时候也显得无所适从。

这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国人的生活状态，那剩下的绝大部分国人呢？依然保持着『穷』的思维。并且，『群体意识的失落，创立团体之能力的丧失』。这是第三。

丁学良认为，在当今世界里，最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进步的是商人和律师。但是目前这两职业的人的思维模式基本还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在现有的体制里苟且偷生，一个人奋斗，为的是全家不饿。此外，作为职业群体的一分子，他们还有足够的意识组成群体进行自我保护。这两方面都说明了作为『有产者』的商人的思维模式还没有改变，也显露出其他职业群体更『凄惨』的状况。

最有力量影响社会的职业阶层之一----商人阶层应致力于逐步在社会中建立起『公众信仰』，并促请政府为百姓找到合适的精神支柱提供适度的环境，『为社会关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直觉知识和献身』提供培养土壤。实现这样的基础后，社会才能够建立最基本的信用机制，适应世界的游戏规则。

法律，是社会中分配权利与义务的结构和程序。在法律与信仰方面，伯尔曼认为，法律若不被信仰等于形同虚设。启蒙并普及最基本的法律信仰，才能在这基础上形成合理的解决机制。在确立权利和维护权利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之一----律师群体应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改变『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在有了被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后，信仰有了法律的约束，才不会走向狂信的极端。

只有改变传统的『无』的思维，我们才能建立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