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兵朝鲜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秘密地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导读】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立足未稳，罪恶的战争魔爪便伸进了弱小的邻国。此刻，是保持中立隔岸观火，还是伸张正义出兵相助？共和国的领袖们被推至紧急决断的艰难境地。毛泽东在烟雾里徘徊低吟，周恩来则奔走于异国他乡，频繁的电报，彻夜的交谈，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掂量……

出兵朝鲜，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多数同志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长了半岁。

1950年9月15日拂晓，美军以海陆空7万兵力在仁川登陆。朝鲜形势急转直下。

10月1日，初升的共和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礼炮、鲜花、贺电和天空放飞的鸽子，交织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来的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朴宪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信，眉头渐渐锁紧，长叹一口粗气。信的语气急迫，并透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信中说:“毛泽东同志:?……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应付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时间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

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群刚刚散去，施放礼花的战士还站在炮位上，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仍然亮着灯，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成员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要管，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议论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出言谨慎，他列举了一些数字:美国一个军仅70 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说到，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现实，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

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议论一直到天明，毛泽东不时长吁短叹，最后他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

再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重新来到颐年堂开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出兵朝鲜。

关于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但粟裕病了，正在青岛休养。前些天他托罗瑞卿带信来，说他的病情仍很重。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来挂帅，可林彪是不赞成出兵的。

　　常委会上，林彪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他还说:“我们过去打国民党军队还可以，现在能不能打败美军，实在没有把握。如果美军丢几个原子弹，那可够我们呛的。”毛泽东最不喜欢听这种泄气话，当即回道:“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无非是个纸老虎。”林彪又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因此，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在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目的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当毛泽东再次希望由林彪挂帅领兵时，林彪说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毛泽东打趣地说道:“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一连几天，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出兵和挂帅问题，争论仍然激烈。

　　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他的话音刚落，朱德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

　　于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并把入朝作战的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另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4日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降落在古都西安。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急速赶到彭德怀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西北地区3年经济建设的各种计划和图表，准备不久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稍作迟疑，对来人说:“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十分为难:“不行啊，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

　　彭德怀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交代他:“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代，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彭德怀脑子里还在转悠着西北的3年计划，不管开什么会，以防万一吧，他还是叫秘书张养吾带上3年规划方案和图表，与他同行。

　　到京后，中央警卫处处长李树槐直接送彭德怀去中南海。得到消息的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没有？”

　　“吃过了。”彭德怀回答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

　　毛泽东坐在正面大沙发上，见彭德怀进来，首先同他打招呼并走过来握手，另外几个政治局委员也都站起来和他握手。彭德怀有些奇怪，大家握手的分量都很重，而且坐下后，仍有不少人望着他，冲他点头。

　　毛泽东先发话:“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军已越过了三八线，金日成同志请我们出兵，现在大家正讨论这件事，你刚来，可以先听听。”因为到得晚，彭德怀只听大家说，没有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来到彭德怀的下榻处，同他交谈了约一个小时，随后两人同车去中南海毛泽东处。

　　“我找你来，别的不谈，专门谈朝鲜局势。”毛泽东向彭德怀伸出手。

　　因为10月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没有发言，毛泽东不知彭德怀对出兵朝鲜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们已决定派彭德怀挂帅，毛泽东心里没底，所以特派邓小平先了解一下，然后由毛泽东亲自与彭德怀交换意见。毛泽东说:“老彭，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你到得晚，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不知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稍停，毛泽东心事重重地说:“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有可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代哟！”

　　彭德怀是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直言道:“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以为是沙发床的关系，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就搬到地毯上，还是睡不着。我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然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争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们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该出兵。”

　　但彭德怀也有所顾虑:“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如果苏联完全洗手，那战争的结局就不能预料。”

　　毛泽东问道:“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战争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

　　听了彭德怀的话，毛泽东颇为兴奋:“好哇，你有高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下午开会的时候，请你好好谈一谈。另外，你看派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反问道:“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是啊，前些天我同恩来、少奇、朱老总几位同志商量过，决定出兵由林彪同志挂帅。林彪原是四野的司令员，对东北地区也熟悉，但林彪同志说他有病。我问了傅连日章同志，傅连日章同志告诉我，病是有一点，但不大。”

　　毛泽东说着，便把话头转向彭德怀:“我和恩来、朱老总商量过，觉得这副重担还是你来挑，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有什么困难呐？”

　　毛泽东平静地注视着彭德怀。彭德怀的嘴角笑了，昂起头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10月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个拍板的会议，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顺着毛泽东的话茬，说着自己的意思:“主席让我们摆摆我国出兵不利的情况，我很赞成。如果把美军顶住则罢，顶不住的话，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轮到彭德怀发言了，他的话冲口而出，带出一种战将的肃杀之气:“我支持毛泽东同志出兵朝鲜的主张，我们跟美国打，打烂了，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有了彭德怀的这几句话，毛泽东可以作结论了:“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惊受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入朝作战。老彭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和周恩来吃晚饭。席间，高岗表示忧虑:“我们出兵，只怕斯大林不愿意。”

　　毛泽东颇为警觉:“当然，斯大林这个人，对我们中国党是有成见的。他也怕苏军参战会破坏雅尔塔会议后的世界格局。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么，我们的要求符合国际主义原则。”

　　彭德怀说:“最好是先做通斯大林的工作。”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中国党将派自己最好的外交家去游说。”

　　高岗和彭德怀都连连点头，此次出使莫斯科，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此去，也当速决才是，战争不等人啊！”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同志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做好入朝准备，同时把我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入朝的时间，给你10天时间怎么样？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持问题，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

　　彭德怀感到时间紧了些，但仍表示:“我只好一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了。”

　　毛泽东笑了:“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百分之百支持我，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了朝鲜问题。苏共中央最终取得一致意见: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

　　但是，就在当天，斯大林还致电毛泽东，劝中国出兵，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日本的元气也没有恢复过来，目前无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派出五六个师赴朝参战，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说不定还会放弃台湾。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

　　斯大林对事态的估计未免简单化了。按照他的分析，只要中国参战，美国就会让步。其实，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说，这一参战，反而使中国丧失了解放台湾的时机。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安慰说，如果中国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他甚至声称，要打就趁早打，再往后拖几年日本军国主义就复活了，届时朝鲜就会成为美国和日本的桥头堡。

　　实际上，在斯大林致电毛泽东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由彭德怀率军入朝作战。斯大林很快就知道了此事。7日，毛泽东再次通过罗申转告斯大林，他赞同斯大林5日来电的基本观点，过一段时间后中国将派9个师入朝作战。但毛泽东同时表示，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问题，还需要同斯大林详细会谈。

　　10月8日，周恩来同林彪飞抵莫斯科。次日，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赶往黑海附近斯大林的疗养所。午后，双方开始谈判。

　　有关谈判的记录和正式文件目前尚未发现，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判断。有关材料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师哲的回忆。他认为，周恩来是带着“中国不能出兵援朝”的意见去的，只是在接到毛泽东准备出兵的电报后，才同斯大林商谈苏联提供军事援助问题。二是康一民的回忆。与师哲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的决定，并商谈苏联军事援助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三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回忆。他俩认为，周恩来带去的是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意见。

　　据师哲回忆，在斯大林介绍完朝鲜前线的情况后，周恩来说，中国考虑和研究了国内的实际情况，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因为中国经历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是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一旦陷入进去，多年脱不了身，如何收场？何况，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此，还是不出兵较好。

　　斯大林说，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攻朝鲜北部地区。金日成如果没有后援，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在此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现有的力量，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无论是北朝鲜人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都意味着让敌人将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李承晚陈兵鸭绿江、图们江。到那时，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就谈不上了。美国人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都可以入侵中国。斯大林甚至要求将北朝鲜的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境内，而将老弱病残者、伤员大部分撤到苏联。他解释说，把北朝鲜的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便于日后重新进入朝鲜。因为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比苏联容易得多。他还认为，关于撤退计划最好马上就电告金日成，不要拖延。

　　斯大林这样做自然有他的想法。让北朝鲜的主要力量撤到中国，即使将来回不去，那也只是留在中国境内，跟苏联无关。相反，收留老弱病残者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林彪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他说，不必撤走朝鲜的有生力量，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山多、林密，他们可以深入山沟森林，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甚至可以转战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对于林彪的这个建议，斯大林当然不会赞成。他说，敌人是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的，他们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中国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应考虑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声称，苏联也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可惜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如果我们再回到朝鲜就有困难了，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我们的设想是，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再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是，斯大林声明，苏联的空军掩护，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进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会对苏联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关于这次会谈，20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同金日成谈话时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看来，斯大林虽然同意提供空中支援，但前提是，飞机不能过鸭绿江，这一点从师哲、周恩来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

　　问题在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必须跨过鸭绿江，战场在朝鲜境内。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就等于没有提供空中掩护，这是中国领导人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真正原因。

　　根据事先的商定，周恩来带去的是两种意见。既然苏方不同意提供空中援助，那么中国就只好不出兵。

　　10 月10日和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又举行了会谈。斯大林仍然坚持认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结果，有关空中掩护的答复始终不能使周恩来感到满意。但斯大林承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要求。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

　　经过讨论，双方最后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东北。据此，双方分别通知了北京和平壤。

　　但是，在周恩来赴苏的当天，即10月8日，毛泽东还是下令组建了志愿军。他在给彭德怀、高岗等人的电报中称: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发，协同人民军向侵略者作战”。同时，毛泽东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倪志亮，将出兵朝鲜一事转告金日成。当天，彭德怀去了东北。9日，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东北边防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

　　直到这时，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10月11日，斯大林还在坚持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当周恩来和斯大林的联名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已是 10月12日下午了。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紧急电令彭德怀、高岗，指示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第十三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要求高岗、彭德怀立即来京商谈。同时，毛泽东又给饶漱石、陈毅发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要求宋时轮的九兵团原地整训，而且在“干部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高岗奉命来到北京。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再次进行讨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人，苏联空军虽然暂时不能进入朝鲜，但他们已经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在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

　　几乎就在同时，即莫斯科时间13日下午，斯大林也作出一项正式决定。他通知什特科夫，让他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金日成最好把他的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第二天，什特科夫报告莫斯科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并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师哲回忆说，在黑海同斯大林会谈结束回到莫斯科后，他到康一民的住处想看一看国内有什么新指示。他发现康一民正在抄一封电报，电文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当师哲得知电报内容后吃了一惊，他急忙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可是，“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

　　师哲又返回康一民的房间，将电报首页拿给了周恩来。看过电报后，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因为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又来电说大家主张出兵抗美援朝。”①师哲的回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时间上有些模糊，内容也不够详细。

　　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当时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看来，师哲看到的电报应该是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有关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也就是当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康一民之所以说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告诉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可能只是记住了这封电报的内容。

　　此后，周恩来开始同苏方重新会谈，其中涉及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和空中掩护问题。这就是康一民所说的周恩来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

　　13 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罗申。他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还有空中掩护问题并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随后，他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告诉了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随即，罗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当晚22时，毛泽东又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的电报，通报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需要同斯大林进一步商谈的问题: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门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3。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对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

　　14 日凌晨，斯大林看到了罗申的电报，他立即通过什特科夫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他13日发出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因为他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得知“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

　　当天，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两封电报。在第一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朝鲜情况及志愿军参战的初步打算。他指出，我军将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地区，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就可能使“美伪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在第二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志愿军出动的时间及部署。他告诉周恩来，我军定于10月19日开动，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毛泽东还说，等6个月后，“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他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有利益的”。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于当晚约见了莫洛托夫，请他将电文转告斯大林，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另外，苏联志愿空军“进入朝鲜战争，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如何解决？”周恩来还附上了中国政府开出的第一批各种炮及其所属器材的订货单。

　　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后异常兴奋，于14日再次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然而，苏方许诺的空中掩护，是打了折扣的。由于担心苏联飞行员被美军俘获，暴露出苏联参战的真相，引起美苏直接冲突，苏方不打算配合志愿军在朝鲜地面作战。苏方答应的空中掩护，只是负责掩护志愿军的后方，即使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也不能飞到朝鲜境内。也就是说，苏联的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

　　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显然对中国出兵极为不利。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并没有动摇决心。15日，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倪志亮的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当天，朴宪永奉命来到沈阳，请求中国尽快出兵。10月16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10月17日，毛泽东再度电告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返回北京，至于出兵时间，“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即在周恩来返回北京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当晚21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同志:“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

　　19 日晚，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当斯大林得知志愿军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这一认识的转变，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彭德怀亲点入朝的郑维山刚刚接替生病回国的杨成武任20兵团代司令员，他觉得自己的仗没有打过瘾，有些愧对彭德怀的器重。但此时机会来了。

　　郑维山接替杨成武后，很快转遍了20兵团的阵地，他发现由883.7、949.2和十字架山为基点构成了金城地区敌军冲向我方阵地的一个“楔子”。这块宽20公里，纵深9公里、居高临下的山地，可以俯瞰我军纵深十多公里的地方，对我威胁极大。当时郑维山就想拔掉这几个支撑点，可惜由于诸多原因，一直没能动手，现在，“三杨”中最后一将杨勇已经入朝来接替他了，郑维山下定决心，走以前非拔掉这个“楔”子！

　　此时恰好3兵团司令许世友率众将入朝观战，于是就和杜义德、李天佑、李成芳等名将一起跑到20兵团来看郑维山究竟怎么砍掉这三条“牛腿”。

　　在兵团举行的作战会议上，郑维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在敌人手榴弹能砸到的地方潜伏3,000人！郑维山环视会场自信地说:“怎么打，敌我主阵地相距最多3公里，中间深谷相隔。步兵怎么集结？我看可以把部队提前隐蔽到敌前沿，第二天天黑后发起冲击，当晚完成攻击战斗，争取四五个小时抢修工事，补充弹药，天亮后就可有效反击敌人反扑。至于我们潜伏多少人，我测算了一下，至少要3,000人。”

　　会场一片沉默，潜伏作战不是新战术，但是一下子在敌前潜伏3,500人，而且要一昼夜，能隐蔽好吗？如果被敌发现，遭到密集火力的打击，后果不堪设想。

　　郑维山早已成竹在胸，半年前他巡视阵地时就命令60军军长张祖谅保护好潜伏地带的植被，坚决不允许敌人下山，敢下山者就让狙击手杀无赦，其兵家眼光委实令人叹服。郑维山的方案之大胆还在于，他要一气全歼敌军2个团，并夺下敌军2个团的阵地。

　　阵地战打了一年多，按照毛泽东“零敲牛皮糖”的攻击目标，“最好每个军一次攻歼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的战术，志愿军打的都是小攻坚战。现在志愿军条件虽然大大改善，但制空权仍在美军手里，技术装备仍然较差，打这种大攻坚仗能赢吗？

　　60军军长张祖谅首先打破了会场的沉默:“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执行命令，完成兵团交给的攻占883.7和949.2高地、歼敌1个团的任务。”

　　主攻军的军长首先赞成潜伏，沉寂的会场气氛为之一振，其他将领也纷纷赞同潜伏，并提出本部队的配合打算，郑维山越听越有信心，他一拍桌子，下了决心:“就这么打，错了我负责！”

　　60军在五次战役后期吃了大亏，其180师几近全军覆没，作为60军的新任军长，张祖谅决心用胜仗重新打出60军的威名。不但如此，他还就要重新组建的180师去打个翻身仗。

　　6月10日晨，郑维山、许世友、张南生、杜义德和前来观战的大批南京军事学院的将军和教学员们一起进抵龙门山，此地离883.7高地不足3公里。

　　日上三竿，许世友和上百名高级将校拿着望远镜在我军潜伏区瞄来瞄去，除了随风摇动的树枝、草丛外什么也没有。

　　“老郑，是不是改变计划了？”这些迷惑的将领们纷纷询问。

　　郑维山大喜过望，那里埋伏着昨夜潜进去的15个半步兵连、4个机炮连的3,500多人，可是这么多久经战阵的老将都找不到他们，敌人就更甭想了……

　　当夜20时20分，259门火炮将上万发炮弹突然倾泻向敌军阵地，几分钟后，炮火转入纵深，南朝鲜军纷纷爬出掩蔽部进入野战工事，不想数分钟后炮火又掉头打回来……

　　随即，“喀秋莎”火箭炮21师也加入第三次火力急袭。此时南朝鲜军阵地已燃烧成一片火海。地上腾起的烟尘，天上翻滚的云彩都是红的。

　　接着，180师3,000将士怒吼冲锋，仅仅50分钟，南朝鲜军27团就被全歼在自己挖了2年的坚固坟墓里了，3个高地全部拿下来了。180师打了个彻底的翻身仗！

　　在志愿军战史中，这一仗被称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天亮后，南朝鲜军大举反扑，60军借着连夜抢修的野战工事，击退其十多次冲锋。中午时，弹药告罄！

　　郑维山再出奇招。他来到弹药坑道口观察几分钟后，乘着10多架敌机俯冲后拉起的空当，一气放出10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向前沿急驰，等敌机发现时，9辆车都把弹药送上去了。

　　接任范弗里特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泰勒中将(此人以后在越南干尽了坏事)正在指挥南朝鲜军反击60军时，郑维山声东击西，忽然再刺了要命的一枪。南朝鲜军反击正酣时，67军邱蔚忽然杀出，将十字架山的南朝鲜军21团扫荡一空。

　　“联合国军”将领闻讯震惊不已。十字架山是有名的“模范阵地”“京畿堡垒”，志愿军竟然只用了1小时20分钟就攻占了这个苦心经营2年的要塞，那“联合国军”还有什么阵地他们打不下来？

　　泰勒曾被美军誉为“二战后最杰出将领”，但哪里是20岁就当红军师长的郑维山的对手，他手忙脚乱，赶紧再去堵67军那边的漏洞。结果第三次中计。

　　郑维山又来了个指南打北，将泰勒这位后起之秀玩得团团乱转。

　　20兵团二梯队2个师从东西两侧突然同时加入战场，向南朝鲜军第5师949.2高地和20师62团1089.6阵地发起猛攻。

　　被打晕了的南朝鲜第5师再也招架不住了。15日零时，战争初期的情景出现了，南朝鲜5师彻底溃散，还一气炸掉了北汉江上的6座桥梁和能找到的所有船只。6月15日，郑维山指挥所部浩浩荡荡地杀向金城，准备一举攻夺这个战略要地。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来电停战，美国人已被打得同意中朝方的全部条件，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了！

　　20兵团这次反击战确实把美国人打得够呛:60军歼敌14,000余人，彻底出了五次战役的恶气，为牺牲的战友复了仇。67军也毫不含糊，歼敌13,000余人。

　　中国军队对三所里和龙源里的占领，震动了联合国军的整个战线。联合国军的大后方关键部位的丢失使徘徊于清川江北岸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四师和英军第二十七旅、南朝鲜军第一师以及土耳其旅残部全部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这时，联合国军西部战线最高指挥官、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才真正体会到，使用土耳其旅去堵右翼缺口的决策是个多么轻率的动作。而现在沃克手中惟一可以机动的部队仅有位于顺川的美骑兵第一师了。但由于假仓里方向传来" 发现中国军队向顺川运动"的报告，沃克便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度困难的境地:预备队的投入如今已经没有意义，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已在包围圈中的部队赶快撤回来。

　　11月29日早上，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由于共产党军队大举南进，难以指望韩国战争早日结束。”联合国军开始向清川江南岸大规模地撤退。联合国军撤退的目标是顺川、肃川、成川一线，这里是朝鲜国土东西间最狭窄的蜂腰部。从地图上看，联合国军向南撤退只有四条路可以走，这也是联合国军北进的四条路，其自西向东依次是:博川至肃川的公路，价川经新安州至肃川的公路，价川经龙源里至顺川的公路，还有一条就是价川经三所里至顺川的公路。美军与中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不一样，他们庞大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必须依赖公路。最西边的美第一军迅速由清川江北岸撤退至新安州地区，美第九军也收缩至价川地区。为迅速摆脱中国军队越来越猛烈的压缩，美军遗弃了大批装备器材，一路沿着价川经新安州方向撤退而来。在三所里、龙源里，他们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已经占领的阵地实施了猛烈的攻击，力图尽快打开向南撤退的通路。沃克将西线被围困的部队撤出的惟一希望寄托在一个设想上，即:三所里、龙源里的中国军队也许是一支仓促穿插到这里的部队，其兵力和防御纵深都应该很薄弱，兵力和火力占优势的美军打开通路虽然是个麻烦，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在麦克阿瑟含糊地承认联合国军北进计划彻底失败的那个早上，美第二师司令部跑进来一个浑身是血的土耳其兵，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他是土耳其旅补给连的，他们连队在沿顺川至价川的公路往北前进的时候，在青龙站附近遇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全连遭到突然袭击，现在已没剩几个人了。

　　美第二师师长凯泽意识到:切断退路的中国军队可能不会是一支小股部队。美第二师白天受到的南北夹击令凯泽师长印象深刻。中国军队在他的正面连续不断地进攻使第二师的战斗力已经减少一半，尤其是步兵营，有的营人数减少至200－250人，而有的步多连甚至只剩下了20多个人。即使如此，凯泽也不敢放弃节节抵抗的战术，因为不这样，第二师就真的要溃散了。听了那个惊慌的土耳其兵的报告后，凯泽决定派一个宪兵班先去南边探路，但自从这个班出发以后，凯泽师长就再也没听到他们的消息。8时，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凯泽接到了美第一军司令米尔本将军的电话:"情况如何？"凯泽回答:“不好，甚至我的指挥部也 受到袭击！”米尔本说:“实在不行，就向我靠拢吧，走我们这里也许安全些。”

　　美第二师担负着整个战线右翼的掩护任务，怎么能够弃全线于不顾往西跑？再说，又怎么能在这时候听一个不是自己直接上司的人指挥呢？凯泽师长决定亲自到军指挥部去一趟。他是乘吉普车去的，军指挥部在军隅里西四公里的地方。凯泽到了那里，才发现军指挥部里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趴在地图上紧皱眉头但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作战部长。凯泽在这张军指挥地图上看了看自己师的作战区域，并决定以此为指令，于是乘车往回走。吉普车上了公路才发现，公路上挤满了撤退下来的辎重车辆，吉普车根本通行不了。于是凯泽临时改乘直升机。在直升机顺着公路向师指挥部飞去的时候，凯泽看见飞机下的公路上有数千难民在向南黑压压地蜂拥而去。凯泽根据自己的战场经验认为，凡是出现难民的时候，中国军队肯定还没有到来，因为战争中的常识是，难民的逃难总是在军队之前。

　　后来的事实最残酷地向凯泽师长证明，他看见的那数千人的人流，根本不是什么难民，恰恰是正在南下准备切断他的退路的中国军队。步行行军的中国士兵 军装标志不明显，在艰难急促的奔跑中又根本无法顾及军容，这使美军的侦察判断一错再错。既然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还没有到来，美第二师还是有时间沿着价川至顺川的公路撤退的--在直升机上，凯泽师长这样决断。战后，凯泽余生每当想起这一幕时都为自己的愚蠢后悔不已。之后派出的坦克排也是一去不复返。这时，第二师正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心情焦灼的凯泽师长又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去探查问南撤退的道路，侦察连进到青龙站附近受到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的袭击，当美第二师九团的一个增援连队找到这个侦察连的时候，侦察连全连活着的官兵只剩下了20 多人。为了给向南撤退的美军杀开一条血路，美第九军29日全天向中国军队展开了全面的猛攻。但是，令他们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出奇地顽强，它根本不是想象中的一股小分队，而是一支精锐的大部队。

　　这支精锐的部队就是快速地穿插到三所里，并且“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的中国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凯津师长派出的侦察连在龙源里遇到的就是一一三师三三七团的一营三连。三三七团以三连为前卫于29日凌晨4时占领龙源里的时候，正好一队美军的车队通过这里，在连长张友喜的带领下，三连立即向美军发起攻击，战斗结果是，击毁汽车七辆，俘虏美军15人。经过审问，知道他们是美骑兵第一师五团的先头部队。战斗过后，出现了暂时的寂静，于是中国士兵们开始吃从美军汽车上缴获来的食品。大大亮了之后，哨兵说有敌情，张友喜顺着公路向北看，逐渐看清了，是一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组成的小型车队。等车队走近了，三连以突然的出击没费什么力气就解决了战斗。令中国士兵兴奋的是，美军车队这次运的不再是难喝的“威士忌”，而是面粉和牛油！三连的士兵没高兴多一会儿，大批的美军来到了。

　　29日白天一天美第二师九团的攻击，都是以坦克为前导，于是，这天的阻击实际上是中国士兵用血肉身躯与钢铁坦克的搏斗。三连三排一名叫做徐汉民的士兵用手榴弹把一辆坦克的履带炸断了之后，没过多久，发现被自己炸断履带的那辆坦克又“活”了。原来美军的坦克驾驶员钻到坦克下，居然把这辆坦克修好了。徐汉民一看冒了火，追过去跳上了那辆坦克。其他的中国士兵一看到这个情景，大声地喊:“有种！好样的！”徐汉民在美军坦克上不知道如何下手。中国土兵打坦克的知识极其有限。坦克带着这个中国士兵开出去100多米远，叫好的中国士兵这回又担心了，大喊:“快回来！快回来！”这时，只看见徐汉民突然从坦克上滚下来，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徐汉民把一捆手榴弹塞进坦克的炮 塔里去了。就在一一三师于三所里、龙源里阻击南逃美军的时候，彭德怀命令西线全线的中国军队向美军猛烈地压缩攻击。在以价川为中心的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之内，中国军队分成无数支部队，将美军分割开来，使价川地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巨大的血流之地。第三十九军各师凶猛地压向军隅里，顽强地突入美军临时构筑的防御阵地。美军士兵惊慌地看见一个中国士兵端着机枪站立着向他们射击，士兵在身受数弹的时候依旧不倒；这个中国士兵叫杨玉鼎，隶属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一一七师三五零团的前卫连追到一个叫做三浦里的地方时，迎头遇到从军隅里逃出来的一队有坦克和飞机掩护的美军。三五零团的中国士兵根本忘却了自己生命的安危，排长颜怀有跑上公路，拦住美军的退路。其他的中国士兵也都像他那样，他们把美军士兵赶进一片稻田里进行了围歼，结果这股美军没有一个人逃出厄运。第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突破了土耳其旅的防线之后，奉命不顾当面之敌迅速向三所里方向前进，向顶着巨大压力的一一三师靠拢。一一四师顽强而迅急地突进，终于靠近了龙源里。

　　他们就是美第二师师长凯泽在直升机上看见的那数千“难民”。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于29日16时到达凤鸣里。在这里的美第二十五师拼死阻击。经过残酷的战斗，两个小时之后，一一二师占领了凤鸣里。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冲破美军的拦截，占领了军隅里，一直追击到新安州地区。拂晓的时候，年轻的师长邓岳被头顶上飞来飞去的美军飞机弄得很不耐烦，因为那些飞机通过大喇叭反复向地面用英语和朝鲜语喊着什么。邓岳问翻译:“飞机上没完没了地在喊什么？”翻译听了一会儿，说:“它在通知美军和南朝鲜士兵，一律到平壤集合。”

　　第四十军一一九师奉命直插青谷里。这是位于龙源里以北的一个公路要地。一一九师是正面攻击美军的部队，他们向三所里和龙源里的逼进，证明美军已经 被压缩成一团了。公路被美军丢掉的汽车、坦克和大炮堵塞，冲在最前面的六连在一个铁路隧洞附近发现了300多辆美军汽车和坦克聚集在那里。中国士兵用缴获的美军火箭筒打中了一辆油车，隧洞附近顿时大火冲天，火光把夜色照得白昼一 般。在猛烈的射击之后，中国士兵冲上公路，公路上美军尸体密集，那些活着的美军士兵四处逃散。这时，公路前面突然枪声激烈，那里是青谷里西，也就是被三十八军占领并且顽强阻击的阵地--松骨峰，向南撤退的美军到了被第三十八军堵截的松骨峰就没路可逃了。松骨峰，北朝鲜西部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山头，但由于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被一位中国作家写成了通讯，所以中国很多很多的成年人今天依然知道松骨峰，知道在那里发生过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殊死的搏斗。

　　1950年11月30日，是这个叫做松骨峰的地方血肉横飞的日子。虽然松骨峰在中国作家的通讯里长满了青松，但事实上松骨峰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包。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它北通军隅里，西北可达价川。其主峰标高288.7米，从山顶住东延伸约100多米就是公路。坚守松骨峰的中国军队是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三三五团，团长是刚打完飞虎山阻击战的范天恩。范无恩的三三五团注定要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地打恶仗。

　　当第二次战役开始的时候，三三五团依旧还在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这个团的官兵在范天恩的率领下，在飞虎山对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之后他们边打边撤，当军主力已经开始攻击德川时，三三五团还在距离德川100 多公里远的花坪站阻击北进的一股美军。当天晚上，范天恩接到新的命令，命令仅有一句话: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这时，与师里联系的电台坏了，范天恩立即在地图上找前进的路线，决定就朝那个叫做新兴里的地方打。这时，第四十军的 一个参谋找到他，说是来接三三五团阵地的，从第四十军指挥员的口中，范大恩才知道第二次战役第三十八军打的是德川。范天恩觉得跟着第四十军，肯定没有什么真正的仗打，不如追自己的军主力去。决定之后，三三五团全团进行了轻装，除了战斗必需的东西外，其他的装备全藏在一个小山沟里，派一个班看守。范天恩计算一天走60公里两天就可追上主力。三三五团没有向导，全靠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北针，他们在天寒地冻中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艰难行军。目标只有一个:追上主力，争取赶上仅打。走了两夜，到达距离德川还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时，包括范无恩在内全团官兵实在走不动了，范天恩命令一个参谋带人去侦察主力部队的方位，同时让部队在村子里休息一下。警卫人员在寻找可以防空的地方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菜窖里抓了十几名南朝鲜兵，一问，原来德川的战斗已经结束。不久，外出侦察的参谋回来了，说主力已经向夏日岭前进了。花天恩立即命令部队继续追赶。在夏日岭附近，三三五团终于追上了刚刚打下星日岭的军主力，范天恩还顺便从躺在公路上的美军汽车里弄到一部电台。这时，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正接到军的指令，让他们立即占领松骨峰。师长正苦于手上已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了，看见三三五团来了，杨大易高兴之极地叫道:“真是天兵天将！”杨大易给范大恩的命令是:直插松骨峰，在那里把南逃的美军堵住。

　　范天恩带着他极度疲惫的士兵，立即向松骨峰急速前进。在漆黑的夜晚，三三五团冲破美军的炮火封锁，在书堂站一带展开了部队。范天恩命令一营占领松骨峰。一营先头连是三连。三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有来得及修工事，大批的美军就顺着公路来了。蜂拥南撤的部队就是美军第二师。面对公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美军，经过几天行军的三连士兵们立即把饥饿和疲劳忘得精光。三连最前沿的是八班。在美军距八班阵地只有20米距离的时候，八班的机枪手杨文明首先开火，立即把第一辆汽车打着了。枪声一响，排长王建候带领五个士兵冲上了公路，火箭筒射手抵近向坦克射击，手榴弹同时飞向汽车。这时，五班的爆破组也把第二辆坦克打着了，汽车和坦克堵塞了公路，车上的美军士兵调头往回跑。片刻之后，美军组织起向松骨峰的攻击。他们要想活着就必须打开松骨峰的通路。朝鲜战争中一场最惨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战斗打响之后，范天恩担心阵地上的工事还没有修，士兵会伤亡很大，就打开步话机向一营喊话，结果步话机中响着的全是英语，那边的美军指挥官正吵成一团。范大思只好命令二营用机枪火力支援一营三连的方向，以减轻前沿的压力。一营营长王宿启更为三连是否能在那个紧靠公路、没有任何依靠的山包上顶住敌人而焦灼不安。他命令在三连阵地左侧的一连和右侧的二连都上好刺刀。美军的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时是白天。

　　美军的飞机疯了一般，擦着中国士兵的头顶把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投下来。美军的火炮也疯了，炮兵都知道，如果不突围出去就全完了，于是，炮弹密雨似的打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最前沿的三连阵地上弹片横飞，大火熊熊。美军士兵冲上来了。营长王宿启立即命令左侧的一连端着刺刀从侧面出击，肉搏战之后，美国士兵被刺刀逼下去，于是改为从三连的右侧攻击，但右侧的二连也端着刺刀扑了上来。就这样，三连在正面顶，一连和二连在侧面支援。在刺刀的拼杀中，一、二连的伤亡巨大。美军向松骨峰前沿攻击的兵力还在成倍地增加。师长杨大易焦急地关注着三连的方向。他站在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看见从药水洞到龙源里的公路上全是美军的汽车和坦克，多得根本看不到尽头。美军第四次冲锋是在阵地上的大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开始的。美军士兵已经冲上四班的阵地，四班的士兵们喊:“机枪！快打！”机枪由于枪管被烧弯，已不能射击了。机枪手李玉民从战友的尸体上拿起步枪向美国兵冲去。他的大腿被子弹穿了个洞，他用一颗子弹塞过伤口止血，然后就与敌人拼刺刀。四班的土兵们冲过来，美国兵扔下他就跑。眼睛看不见的三排长爬过来，要把李玉民背走，李玉民说:“你快去指挥，敌人又要打炮了！”这时候，策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的电话来了，军长在电话里向范无恩发火，原因是侦察情报报告，在三三五团的防区，有四辆美军炮车通过公路向南跑了。“给我追回来！记住，不许一个美军南逃！”范无恩立即派三营的两个连去追。为了歼灭四辆炮车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兵力中抽出两个步兵连，足以看出中国军队要一个不剩地将美军置于死地的决心。范大恩的两个步兵连翻山越岭抄近路，整整追了一天，最终把四辆美军炮车追上并歼灭了。中午的时候，坚守松骨峰的三连只剩下不到一半儿的人了。连长戴如义和指导员杨少成烧毁了全部文件和自己的笔记本之后，与可以战斗的士兵们一起回忆了这个连队在其战争历史上所获得的各种称号:战斗模范连、三好连队、抢渡长江英雄连……最后他们的决心是:哪里最危险，我们两个人就要出现在哪里。就在松骨峰、龙源里、三所里阵地的阻击战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的电话打到了一一三师的指挥所，他问师政委于敬山:“敌人全退下来了，一齐拥向你们的方向，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于敬山回答:“我们卡得住！”

　　在龙源里阻击的是另一个三连，隶属于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从这个连队正面攻击的除了美第二师的部队之外，还有美第二十五师和英军二十七旅。三连的中国士兵依靠阵地上坚硬的岩石地形，吃着用缴获来的黄油和面粉烙的饼，誓死不后退一步。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龙源里阵地上山摇地动，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五整个“翻耕”了数遍，对自己的火力十分迷信的美国士兵对中国人能在这样的轰炸中活下来的本领油然生出一种敬畏的"宗教情绪"。在听说北援的敌人占领了一排的前沿阵地时，三连连长张友喜带着十名士兵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用刺刀把敌人压了回去。屡次失败的美军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士兵伪装投降。一伙美军坐在汽车上举起白旗，示意投降。于是中国士兵派人下去接受投降，结果当中国士兵走近了的时候，汽车上的美国士兵突然开火，然后汽车开动迅速逃跑。美国士兵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恰恰让中国士兵树立起了同仇敌忾的信念，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激情一旦被激发起来，他们会变得更加凶猛顽强。

　　三连的阵地始终处在美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南逃的美军和北上增援的美军有时几乎已经“会师”。战后美第二师的军官回忆道:“我们甚至看见了增援而来的土耳其坦克上的白色的星星。”但是，在三连打到全连官兵所剩无几、弹药已经用尽的情况下，南北两边的美军始终没能会合。龙源里的“闸门”始终紧紧地关闭着。

　　下午13时，攻击松骨峰阵地的美军开始了第五次冲锋。由于中国军队的合围越来越紧，美军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参加向松骨峰冲锋的美军增加到上千人，美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和火炮，向这个公路边的小山包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猛烈轰炸。三连的士兵在根本没有任何工事可以藏身的阵地上蹲在弹坑里，然后 突然冲出来向爬上来的美军射击。

　　随着美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他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兵们向已经拥上阵地的黑压压的美军冲过去。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粘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就在这天黄昏，范大恩的三三五团反守为攻，全团出击了。同时，在各个方向围歼美军的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在黄昏落日的映照下，在军隅里、凤鸣里、龙源里之间，被围困的美军被切成一个个小股，受到从四面压上来的中国士兵的追杀。企图解救美国士兵的美军飞机飞得很低，四处逃命的美国士兵向天空摇晃着白毛巾，但是中国士兵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摇晃起白毛巾，于是美军飞行员只能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向大本营不断地报告着一句话:“完了，他们完了！‘夜幕降临了。

　　朝鲜战场上的黑夜是为美军准备的坟墓。第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登上指挥所的最高处，他看见了令任何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仍会感到惊心动魄的场景:我站在高处，放眼南望，冷月寒星辉映的战地，阵阵炸雷撕裂天空，“轰隆隆，轰隆隆”连绵不断。几十公里长的战线上，成串成串的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在空中交织飞舞，炮弹的尖啸，手榴弹、爆破简、炸药包发出的闷哑的爆炸声，在峡谷中回响不息。敌我双方在公路沿线犬牙交错的激烈战斗，那是我从戎几十年，从未见到过的雄伟、壮阔的场面。敌人遗弃的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各种大小汽车，绵延透迄，一眼望不到头，到处是散落的文件、纸张、照片、炮弹、美军军旗、伪军“八卦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这天晚上，也是志愿军司令部最紧张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披着大衣，整夜不停地起草电报，根本不吸烟的他开始向参谋伸手要烟。他已经连续六个昼夜没有合眼了，他面容消瘦，眼睛青肿，嘴唇开裂，但当前线传来胜利的消息的时候，他显得极其兴奋，亲自起草了一个嘉奖电报: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放南逃北援。

　　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三十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故，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在汉语的词汇中，“万岁”一词是有其特殊含义的，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它是至高无上的人物和事物才能使用的专用词汇。中国战争史上以前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哪支部队能被称之为“万岁”。这个嘉奖电报起草好之后，连几个副司令员都对这个“万岁”的称呼提出了异议，汉语中赞扬的词汇很多， 能不能换一个，但是彭德怀坚持“万岁”。

　　据说，在第一次战役后受到彭德怀痛骂的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在前线接到彭德怀的这个电报的时候，流了泪。志愿军总部电报发出的时候，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正在公路上清理缴获的美军物资。根据副军长江拥辉的回忆，当时，一名中国士兵在摆弄一台美军的收音机时，收音机里传出的一首歌曲令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们愣住了。收音机里播音员说的是中国话:“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歌。”自出国以来便在生死中搏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脸上烟火斑驳，身上衣衫褴褛，他们围着这台收音机站在硝烟缭绕的公路上一动不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入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