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变迁与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调适（上世纪改革开放至世纪末）

论当代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变迁与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调适

作者：周军  主题类号：G4高等教育

【文献号 】1-814

【原文出处】学海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52～56XH24

【分类 号】G4

【分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004

【标 题  】论当代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变迁与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调适

【作 者  】周军

【作者简介】周军淮海工学院学生处处长 邮编：222005

【正 文 】

      本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西方文化思潮撞击最激烈、新旧道德规范碰撞最频繁的一段时期。作为社会的缩影，作为知识高度密集的区域，大学校园内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这种急剧的变化，短短的二十年中，大学校园接连不断的文化热点的变迁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变化。透过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不断涌动和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学生们价值取向不断得到调适的轨迹。

一、   求知热、潘晓热——传统价值体系坍塌而引起的彷惶

      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涌动是从“文革”刚刚结束后开始的。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潮接二连三地涌入国门，同时由于思想的解放，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象涌泉一样喷发出来。大学生们发现，人性、自由、民主以及人伦、修身、玄虚等文化现象是那样的色彩斑斓、新鲜诱人。

“文革”十年的文化窒息曾使大学生的思想象沙漠一样干涸，而日积月累的文化饥渴又必然使大学生对中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不加选择地广泛吸纳，结果往往会造成食而不化的局面。广大大学生面对的是一大堆令人困惑又纠缠不清的问题。

他们驻足于自我，面对的是人格分裂的自我——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而背上的重负，又有挣脱羁绊向往现代化的雄心。                 

他们始终在求解着同一个命题：人的价值究竟何在？

一九七七年冬，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后，成了几百万知识青年角逐的竞技场。一批“老三届”学生带着拼搏后的喜悦和十年动乱留下的伤痕进入高等学府，他们痛惜浪费了的宝贵时光，决心把失去的年华寻找回来。并且提出了“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他们立志为“四个现代化”的到来而发奋学习，从而在新一代大学生中，形成了第一个热点——求知热。救知热作为二十年来大学校园系列文化热潮的起点，为大学生们已经僵化的思想的开启及其自我意识的萌发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这股强大的“求知热”中，思想敏捷而又精力旺盛的大学生们便开始由长期的文化饥渴步入“文化大会餐”，见到的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固而对一切都如饥似渴地吸取（当然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吸取是主要的）。在这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现象。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天之骄子”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我是谁”的问题，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以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困扰着他们。

到80年代初，在中国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中）终于出现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第一次疑问——即“潘晓热”的出现。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一封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命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潘晓这封信的发表首先引起了广大大学生的讨论，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的中心，显而易见是人生价值问题，其焦点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命题。

“潘晓热”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潘晓”们对当时已经涌进我国的某些西方思潮的局部理解和部分的吸收。出现了指向人自身的思考方式，潘晓在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在道德价值观上以人的自然本性和进化规律为基础，建立一种符合人的进化规律的道德价值体系，即首先是“利己主义”然后才能为“利他主义”。（H.斯宾塞：《伦理学材料》）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我”的问题已经深深地困扰着“潘晓”们。在他们的旧的价值体系刚开始坍塌的时候，“自我”的命题已在他们的头脑中萌发。

二是，“潘晓”们通过对自己人生生活经验，尤其是对十年文革中的我国社会生活的回顾，而不得不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困惑。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儒家道德价值观有着明确利他规范。而这种规范是一步步逐渐完备以至走向了极端。它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先己后人状态，发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及己则必及人的“人我同等”境界，后来演变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水平。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一大二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成为人们主要的人生价值取向。然而这种“无我”的价值取向在现实面前又显得十分的荒谬可笑，许多大学生开始了对人生价值的历史反思，他们感到过去的热情被利用，信仰被欺骗，一种被嘲笑，被欺骗后的彷惶由然而生。那么人生的价值到底何在？“自我”在人生价值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潘晓”们不得不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汇时刻试探性地去寻求答案。

二、   西方思潮热——新的价值观的片面求解

      为了摆脱人生的困惑，消除价值观念上的彷惶，大学生们迫切希望能使新的价值观念在理论上获得求解。80年代初大学校园内出现的“西方思潮热”便是这种“求解”的充分体现。

“西方思潮热”主要以“萨特热”、“尼采热”为代表。正当我国大学生中“潘晓热”方兴未艾之际，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逝世，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我国出版界、学术界也分别出版、发表了诸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以及《萨特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译著及介绍性文章。这便成了萨特思想影响我国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最好契机。

在大学生中间，一时间主张价值虚无主义和个人绝对自由的萨特存在主义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时髦。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外是人所设计的蓝图”、“人是他自己志愿变成的人”、“自由选择是无条件的”等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在大学生中颇有市场。在高校校园里，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理论沙龙”、“研究会”纷纷出现。“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成才”成为当时的主题。“自我”意识的萌生和觉醒，又直接孕育着稍后发生的“尼采热”。

在“萨特热”的热浪中，大学生中就出现了“自我设计，自我成才”热潮，许多大学生认为个人设计和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而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成为你自己，不要跟随我”的观点正是“自我”意识的极好佐证。稍后，随着经济调整，特别是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使大学生把这些不正常现象归结为一个“权”字。认为在中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而他们还从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以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的思想那里找到了理论的解释。

      在西方思潮热滚滚而来的时候，大学生们已经清楚地发现，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自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同时也是无需回避的问题。

他们借助西方文化思潮而对人的本性的探讨已经深入到了对长期以来我国经典性的人生价值范例的怀疑。同时对以往所提倡的发展到了极端的传统价值内涵提出了不同看法。对一些价值标准提出重估。

一些大学生片面地在西方思潮的庇护下，试图重建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日后的“蛇口风波”不能不说是这种尝试的一次演示。由于大学生们深深地受到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特别是以自由选择、自我谋划、自由行动创造为中心的价值理论的影响，因而，他们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又被大大地片面化和绝对化。他们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性，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强调自我利益。相对主义的人生观，渐渐地将他们引向虚无主义。同时也使得部分人权势欲望膨胀，出现了与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背道而驰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们价值取向的天平迅速地向着“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方向倾斜。

三、柏杨热、多言热——片面价值观的畸形展示

      从文化学角度看，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回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二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社会对个人的福利。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长期以来都是偏重于前一方面，而且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演化一步步地走向极端；而西方的价值观念恰恰是侧重了后一方面，很容易引导人们片面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自我中心的价值倾向，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学生们不断地接触西方思潮，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他们头脑中原有的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空洞而又虚假的“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受到不断的冲击，这时大学校园中出现的“柏扬热”和“多言热”便是大学生价值取向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集中表现，也是这时大学生价值观念片面化的畸形展示。

      这一股热浪是以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大陆的公开发行而引发的。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思维方法、处世原则以及社会的结构、传统文化的弱点入手，剖析、归纳出所谓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价值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

我们认为柏扬观点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能得到大学生们的广泛关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经过几年的思索，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大学生们开始倾向接受带有浓重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取向，他们一会儿独自设计自己的成才蓝图，一会儿又在社会的实践中碰壁……。他们的一腔热血，一颗雄心总难如愿以偿，于是有不少学生发出了“我们究竟怎么啦”的疑问。而《丑陋的中国人》恰恰给当时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他们认为是恰如其分的答案；

其二，如果说上文提及的“西方思潮热”主要是大学生们以吸收新思想的形式广泛地接纳西方文化，寻求武装自己的武器的过程的话，那么柏杨热便是大学生利用他们认为已经寻到的武器向传统挑战的契机。

其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我国思想界有一个基本观点，即当国门打开以后，世界即在眼前，我们应正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要承认自己的落后和弱点。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恰恰是淋漓尽致地“承认了一回中国人的弱点”。

因此，这为柏扬热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柏扬热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结构的重新审视，而这种审视是从寻找传统文化的弱点开始的。可以说，当时这种对传统文化价值结构的“审视”越深入就越会促使“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膨胀。

1982年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因抢救落入粪坑的老农而献出了年青的生命。这一在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内的英雄壮举，引起了一部分大学生的另外一种思考。

一位化名“多言”的大学生提出了“以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的生命换取一个老农的生命是否值得”的疑问。“多言疑问”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大学生们广泛讨论，一时间，“多言热”遍布大学校园。

在当时，“多言”的观点在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小的市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说明青年大学生们的价值结构中“绝对自我”倾向已十分明显，他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出现畸形发展的趋势。

随着“柏扬热”和“多言热”不断的交融，这种趋势便不断地发展。当《河殇》播出，提出要用“蔚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时，许多大学生如醉如痴。当时，大学生们在对西方的文化思潮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又痛快淋漓地把传统的文化抛弃得荡然无存。尽管当时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发觉自己的价值观出现畸形，但事实上这时大学生们心中的价值体系似乎已经像断线的风筝开始飘曳。

四、传统文化热、爱心热——新的价值观带有反思色彩的回复

80年代末的那场震荡，使得青年大学生们若干年来构建起的新的但明显片面化和畸型化的价值体系垮塌了。事实证明“绝对自我”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然而，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在新的价值体系中“自我”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那么“人”与“我”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确立呢？新的价值取向又应该指向何方呢？

      90年代初，大学生们在反思时开始从对西方各种文化的狂热追求中渐渐地冷静下来。当时，大学生中有句话说得好，现实的困惑要到理论中求解，理论的困惑也必须到现实中求解。还有的同学在反思过程中谈到“我曾一度徜徉于西方的天空，却忘了脚下是中国的泥上，从根本上缺乏对社会的最基本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发展的洞察力”。

绝大多数大学生开始转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转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当中国的大学生小心翼翼地步入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座殿堂的时候，他们猛然发现这里竟是一个博大精深，金壁辉煌的世界。各大院校都分别举办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讲座，有的则专设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整个思想界、学术界也都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研究热潮。

这一次“传统文化热”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近十年来大学生热衷于追求的一种又一种西方文化思潮没有能使大学生们拥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思潮没有能使大学生由针贬现实升华到现实地针贬。缺乏现实性的针贬虽然痛快，却不能给人鼓励，甚至使人丧失信心。西方思潮没有能使大学生们由批判历史升华到历史地批判，要用审视的目光反思历史，反思传统，而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传统。西方思潮使大学生们片面地追求自我价值而没有使其升华到有价值的追求自我。

第二，大学生感觉到必须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下自己生活其中，却不甚了解的中国文化，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探寻新的价值营养。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站在审判台的被告席上，受着各式各样的抨击——有积极的、有消极的、甚至有错误的，特别是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束缚，使得传统价值观念也走向了极端。中国的大学生们很少能够科学地、全面地了解一下自己民族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以及历史构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很少有人对本民族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这为“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创造了主观条件。

第三，近些年党和国家在全国人民中尤其是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了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为“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传统文化热”为大学生们思考“自我”的命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从传统文化中可以发现在“自我”之外还存在着“他人”，还存在着“集体”、还存在着“国家”，“自我”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存在。同时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一整套处理“人”、“我”关系的准则，渐渐地在新的价值观念中，价值的天平又开始向“道德”回复。大学生们慢慢地学会用道德思维的方式去反思“自我”。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在区域上或阶层上都不平衡，有的地区发达，有的地区不发达，有的人富有，有的人贫穷。这种不平衡也反映到了大学生们价值观念的层面。起初不少大学生对这种现象往往是牢骚多于思考。

但到近年，由于正确的引导，在广大青年中，尤其是大学生中出现了具有浓郁的道德价值意义的系列活动。如有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青年自愿者行动”等等，每年都有数百万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这样的以“利他”为中心的活动中去。另外，还有由学生自发组织的象抗洪救灾那样的规模庞大的“爱心行动”，各式各样的“爱心社”、“爱心会”、“爱心基金”等等层出不穷。一曲《爱的奉献》曾打动了千百万大学生的心。

至此，大学生中“爱心热”便滚滚而来。此时以“奉献爱心”为主要形式的利他主义的内涵已经超越出了以“口号”形式表达的利他主义的内涵。

西方思潮的“绝对自我”也受到了中国道德的矫正，大学生们又好象走上了“亲亲——忠恕——泛爱”之路。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绝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而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调适过程，是大学生们的价值取向在更高层次上的超越，而且这一超越还正在运行之中。

五、素质教育热——新的价值观的全面求解

     二十年来接连不断的校园文化热点的变迁，清晰地勾勒出了大学生们价值取向调适的历程。到9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渐渐地认识到应该全面地看待世界，全面地认识“自我”。同时他们也都努力从多种角度全面地塑造自己，以便全面地实现“自我”。在大学校园内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十分地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股“素质教育”的热潮又开始在校园内升腾起来。从教育模式看，“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而提出来的，它从教育的方式上弥补了“应试教育”容易导致学生片面化、极端化的缺陷。我

们可以回顾一下，二十年前大学校园内涌动的第一次文化热点——“求知热”正是由“高考制度”的恢复而引发的，二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们都年复一年地拼搏过“高考”的竞技场。他们的价值取向也就必然打上这种教育模式的烙印。素质教育热的出现仿佛又从“求知”的源头（应试）开始再一次审视大学生们价值取向的趋势。

从时代要求看，我国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时代向大学生们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社会也向大学生们提出了更全面的素质要求。素质教育要求大学生们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有全面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四有”标准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而全面的价值准则。就大学生而言，“有理想、有文化”是“自我”的要求，是个人“立志”和个人“成才”的要求；“有道德、有纪律”则是道德对“自我”的调适，是社会准则和社会秩序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素质教育热”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都催化着大学生们新的价值体系的全面构建。

      纵观二十年来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变迁，大学生们的价值取向在不断随之调适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自我”的问题。新的价值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必须是在承认“自我”的前提下，强化“道德”对“自我”的调适，也就是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对“自我”的调适。一句话，新的价值取向必须坚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基本准则。

      【责任编辑】毕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