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外企与国企都应取消超国民待遇

实行了三十年的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取消。从2010年12月开始，在华外企将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自此，从理论上说，中国境内企业在税收上实现了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

取消超国民待遇是一件好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取消所有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都应该取消。

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理由是技术性的。因为中国已经度过了外汇匮乏阶段，以超国民待遇换技术成效不彰。中国作为世界车间，获得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以低廉的工资解决了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的就业。不过，后遗症日益显现：低薪使内需不足、贫富差距加大，付出了环境代价所获利润菲薄；外汇储备集中到外管局手中，人民币币值受到强烈冲击，以外汇占款发放的基础货币，已经让国内通胀压力居高不下。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近6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了1万亿美元，投资额的庞大已让中国连续17年登顶发展中国家之最。中国以超国民待遇换技术小有斩获，但并没有得到核心技术，相反，中国在高铁、煤制油方面的核心技术并不是通过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换来的。

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中国的企业生存环境仍然不够公平，最大的不公平是，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存在深刻的身份歧视。

到目前为止，民企无法深入重要的资源性行业，原油进口与排产安排控制在垄断巨头手中，金融领域的开放只具有象征价值，在铁路等行业呼吁民资入股，却不能从根本上保障民资的管理权与分红权。而国企的分红大多在国企内部循环，低廉的资源税保障了国企的资源垄断利润。

之所以给央企超国民待遇同样出于技术性理由：一是保障重要经济领域的安全；二是维持价格稳定、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

我国必须由国有企业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除此之外的行业都应该实行市场开放，由竞争体制产生价廉物美的消费品。

很可惜，一年一度的油荒阵痛显示大型国企并没有起到稳定经济与稳定物价的作用，相反，在通胀压力高涨的时期，油企与电企等总是大声疾呼要求涨价，以显示自己的市场化企业角色。今年的柴油荒，两大石油巨头“功不可没”。内部要求涨价，与外资企业竞争、在国际重要资源谈判中，赢面不大。在与国外的铁矿石谈判就屡谈屡输，一开始诿过于民营钢企自毁长城，但国企与国企代表者上阵，依然败阵。根本原因就是，占据了中国大多数重要资源的央企，成本意识薄弱、企业管理者以官员自居，多年的垄断收益与补贴让他们市场感觉麻木。

按照取消外资国民待遇同样的逻辑，后遗症如此明显，国企的超国民待遇应该取消，也必须取消。

取消国企超国民待遇比取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更加困难。应该国企是政府部门直接的钱袋子。今年8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发布。根据该《回顾》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通过数据研究得出，国有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业中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税负平均值的2倍。从资产的税收产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样单位的资产量时，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额要高于各类企业约45%；从人力的税收产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样单位的就业人数时，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额要高于其他企业约190%。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央企的税金占比19%左右，也就是创造了11308亿元的税收。虽然国企改制成本不菲，虽然国企降低了社会运作效率，虽然超国民待遇扰乱了市场秩序，但上万亿的税收足以让央企等国企继续昂首享受特殊的超一般国民待遇。

你不能说国企不是国民，但国企尤其央企不是普通国民，这是中国社会中最深的痼疾，就是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群体按照血缘、按照职位分出三六九等，享受特殊待遇，让普通企业、普通公民失去公平创造财富的机会。

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绝不应该仅限于技术理由，而应该视作政府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的筚路蓝缕之功。如此，取消大型国企的超国民待遇也就成为建立公平市场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很多人担心，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将给中国带来不利。此论大错，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之后在税收方面“两免三减半”逐步退出，但中国并没有遭遇资金荒与技术荒，相反，倒驱逐了投机性的企业，促成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

对国企的担忧同样不足为虑，取消大型国企的特殊待遇，中国的市场不会更不安全，相反，市场将更加平衡、价格将更加合理、寻租与官商现象从根本上被铲除，真正的高效企业与国企中的职业经理人将脱颖而出。

引用新华社劝诫抱怨不停的外资企业的一篇文章作结尾，此文同样适用于国企。在华外企如果不能打破惯性思维、传统模式，还试图施压中国政府继续赋予其“超国民待遇”，还吝啬投入最新技术或进行最新技术的研发，只是单纯将中国视作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加工生产基地，那么其很难适应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

要强调的是，如果内部改革动力缺乏，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乞灵于给予外资与国资超国民待遇，以倒逼内部改革，以建立税收根基。这将是中国市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