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江大桥1

南京长江大桥
○钱振文
南京长江大桥年画
2009年8月，我去考察有可能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市文物局的小林陪我到大桥边上的大桥管理处，办公室的同志把我
们介绍给了负责旅游接待的外事接待处负责人李红。从李女士所在部门的名字可以看出，接待外国朋友曾经是这里的主要工作。“197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主要接待外宾，1978年以后才开始对普通市民开放。”李女士一边介绍情况一边带我们来到了大桥下边的南堡公园。大桥南北两端分别有大堡、小堡两个桥头堡，桥头堡是正桥和引桥之间的过渡点，远看只是比其它桥墩更加粗大且顶部高出桥面一截而已，但站在大堡下边的地面往上看，你会发现大堡其实是一座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大厦。
从大堡一层的大门进到大堡里边，是个非常高大的厅，一尊顶天立地的毛主席塑像正对大门，毛主席身穿大衣，挥手站立。李红介绍说，此像是根据毛主席1967年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的真实场面塑造的，但我们看不出这个塑像和在其它地方的毛主席像有什么区别。大桥建设后期的1968年，红卫兵运动热火朝天，全国掀起了建筑毛主席塑像的热潮，许多塑像建在各地城市的中心广场，这些广场上往往同时建设一个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宗旨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但是在室内的毛主席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厅的几面墙壁上是个以图片为主的展览，内容包括大桥建设的过程和大桥建成后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们前来参观大桥的情景。
看完一楼的展览，我们坐电梯升到了公路桥上。电梯是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停靠的，比如公路桥下边的铁路桥等。从展览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朋友们更注重参观下边的铁路桥。电梯这种器物现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在60年代的中国应该是个稀罕物，有电梯直达桥顶的桥头堡在当时肯定是个神秘的所在。对于普通人来说，别说看桥，就是买张5分钱的电梯票乘坐一下这里的垂直电梯大概也是一种飘飘欲仙、“进入共产主义”的幸福感觉。虽然我入住的福昌饭店在1933年就安装了电梯，但那是为达官贵人们预备的，和普通百姓肯定无缘。也是在1933年，一向不修边幅的鲁迅就曾经在上海被开电梯的人拒之门外。那天，鲁迅前去探望住在华懋饭店的英国人马兰爵士，开电梯的员工看到身穿普通长衫的鲁迅其貌不扬，竟不让他坐电梯，鲁迅只得步行上楼。会见结束后，马兰亲自送鲁迅乘电梯下楼时，那位员工才得知鲁迅的身份。
在我们停靠的地方继续向上走，可以到达一个高出桥面的观景台，观景台再往上就是著名的“三面红旗”雕塑。
走出电梯间，你会感到是一下子走到了大街上，除了没有两边的行道树，大桥的桥面和一条普通的街道简直没有区别。在大堡出口的地方，有斑马线和红绿灯帮助行人到对面的“马路”边。在大堡边上，是一组公交车站牌，从牌子上可以看出，大桥的北堡和南堡是两个公交车站。这些公交车基本上起着渡船的作用，把旅客从大桥的这头送到大桥的另一头。“马路”并不宽，也可以说非常窄。这样，路两边的两排玉兰造型的路灯就显得很是突出或是夸张。每个灯杆上有五个灯头，每个灯头都是相当标准的毛笔笔头造型。这样的玉兰花路灯除了在大桥桥面上使用外，在桥下桥头公园里也同样到处可见。玉兰花花大枝繁，色艳香浓，是著名的庭园绿化植物，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很多人家给女儿取名“玉兰”。同时，玉兰的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种生活装饰品当中，如木雕、玉雕、剪纸、窗花、刺绣等。但是，最常见的玉兰形象工艺品还是路灯，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北京火车站广场都有玉兰灯。由于玉兰造型灯特有的华贵气质，在各地使用这种灯头的街道、广场一般都是该地最重要的标志地段。据说，周恩来曾指示说，南京长江大桥上要使用和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灯。从观景台上看到的玉兰灯
在轰鸣的汽车长龙之外，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和交通没有关系的装饰物。最显眼也最著名的是南北大堡上的四组“三面红旗”巨型雕塑，像是火把，也像是奥运会主会场上的主火炬，在桥下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过去人们在大桥照相留影的背景一般都是这个标志性的大堡。旗子是很轻很薄缺乏立体感的东西，用它的形象做成固体的雕塑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把三面红旗并排起来，就增加了厚度和立体感。但即使如此，在桥头堡上树立的三面红旗并非是三面简单的象征革命的旗子，而是在1958年推出的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合称。“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表明了党中央试图把工作的中心从社会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总路线的提法是逐步形成的。最先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出现晚了两年。195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958年5月，经过八大二次会议的一系列程序，“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这个总路线从字面上并不能看出有什么问题，因为，“多快好省”四个字眼包含了数量、速度、质量、效益等各种经济要素，似乎考虑得很周全，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突出的是“多快”而忽略“好省”。如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力争高速度》。因此，“快”“慢”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快”意味着革命，“慢”就是“右倾”。与“多快好省”相反的“少慢差费”也很快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几乎适用于对一切落后分子的评价。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水华就曾被厂里一些并不一定会拍电影的人批斗，说他是少慢差费的典型。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从这以后，才没人再说水华是少慢差费。另外，对于实现这个“多快好省”的方法只是简单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并没有制定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管理方法等方面相应的具体条文。因此所谓的“力争上游”很快就表现为是否“敢想，敢说，敢干”，尤其是“敢说”成为那个时代政治正确的标志，即使是明显的“假话、大话、空话”，就像皇帝的新装，也没人敢于指出真相。
在这个总路线的影响下和“吹牛不上税”的时代氛围中，两场内容不同但却同时展开的运动在神州大地展开，一个是“大跃进”，另一个是“人民公社”。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必须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的第一次官方表述。有一个影响巨大的口号是“苦战三年”，认为只要大干三年，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就会改变。直到今天，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在提出非常类似的口号如“三年大变样”，可见这个口号的潜在影响力。很快，大跃进在农业领域迅速展开，在“左倾”思想的引导下，高产竞赛很快变成一种数字竞赛和语言游戏，有的地方的水稻亩产竟然达到了130434斤。当时有一句很著名的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其实所谓的高产田，都是通过一种叫做“并田”（也就是把很多地块的庄稼拼凑在一小块地上）的方法制作出来的。对这种假丰收，大家心知肚明，但没人有足够的胆量把它戳穿。
农业大跃进的“成功”很快推动了其它领域的大跃进，首先是全民大办钢铁的出现。大办钢铁的起源是当时的决策者希望从钢铁产量这一点上的突破来实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竞赛的胜利，因为他们认为钢铁是工业发展的标志和龙头。毛主席在1957年到苏联访问的时候，提出了中国用15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就是考虑到了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后来，赶超英国的时间表一再缩短，从15年减到了10年，最后又减到了三两年。这样，钢铁生产的指标也随着提高，1958年的钢铁计划先是提高到800万吨，后又提高到1000万吨，最后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1070”是1958年的一个关键词，因为它是几亿中国人一年的奋斗目标。但是半年多过去后，才完成了全年指标的三分之一。虽然几个大钢厂的党委书记当面向毛主席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忧虑地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9月1日和9月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号召全民行动起来，打一场“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很快，几十万座炼铁用的小高炉建了起来。当年在人民日报当编辑的袁鹰回忆北京那时炼钢的热闹景象说：“有一天夜晚睡在办公室，梦中忽听得窗外王府井大街上人声鼎沸，叮叮当当之声终夜不息。第二天清晨下楼一看，马路两边人行道上的方块水泥砖全部不翼而飞，原来已被附近单位挖走砌小高炉去了。”当然，除了农业和钢铁外，当时各行各业包括写诗歌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跃进的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很多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起的名字就叫“跃进”。
和“大跃进”齐头并进的另一个运动叫做“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在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大跃进，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把农民的自留地、大牲畜和自家的房屋等属于私有的财产变为公有，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群众还不熟悉“公社”这个名词，有写成“共社”的，有写成“工社”的。“公社”更主要是一个类似于日本“新村”的生产、生活单位，而不是一级政权机关。毛泽东有一次和陈伯达谈话说，公社“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后来陈伯达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类似于乌托邦一样的“共产风”像“大跃进”一样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这时候再看大堡外边那个小堡上的人物群雕就更容易理解，不是我们常说的“工农兵”，而是“工农商学兵”，有人把它解释为当时我国的五种主要人员，但实际上应该是以上所说人民公社里的五个活动领域的象征。
大桥上另一处大规模的艺术装饰工程是大桥两侧栏杆钢板上的浮雕，由栏杆柱子上不计其数的五角星和葵花图案与200块钢板上的主题浮雕组成。紧挨着这些精美艺术品的就是并不宽阔的人来人往的人行道兼慢车道，如果不是特别地注意，这些内容丰富的艺术创作就可能被忽视掉。在大桥两侧的栏板上雕刻各种神兽图案是我国古代桥梁的主要装饰方式，如赵州桥石栏板上“若飞若动”的龙兽、卢沟桥两侧栏板柱头上栩栩如生的狮子，都是技艺高超的石雕作品。大桥栏杆上的葵花图案有大小两种，都是重复出现的，小的不计其数，大的共有98个。葵花的花瓣有31瓣，四周有四片叶子，其寓意为当时世界上的31亿人口从四面八方向往着红太阳。葵花是“文革”时期群众美术运动中应用最广的图样，大到建筑物构件装饰，小到书籍插图、报刊尾花，总之，凡是有美术图案出现的地方大都离不了这个重要的象征符号。葵花图案的广泛应用是“文革”时期“三忠于”（即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的产物。这个活动当然并不只是制作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而是包括美术、舞蹈、歌唱和一整套肢体行为如“早晚敬”（每天早晨和晚上在毛主席像前鞠躬敬礼、唱革命歌曲、学习最高指示，最后高呼口号的一种固定仪式）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毛主席圣像和红太阳、葵花、太阳纹、波浪纹等构成一个完整的可以像机器零件一样随机组合的符号系列，无论怎样组合应用（一个常见的组合是，一个大放光芒的红太阳，毛主席像叠加在红太阳之上，红太阳和毛主席的下半周是几条波浪纹和环绕着的葵花），其目的都在于利用这些形象直观、易于解读的符号来阐释在《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首革命歌曲中所表达的主题。在相对偏僻的农村，至今还能在一些老宅子的墙壁上看到“文革”时期的“三忠于”系列美术作品。如在这次文物普查中，我们发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的魏家坡村明代老宅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很丰富的“文革”美术遗迹，壁画的内容就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头像和葵花、太阳、红灯笼等，图画之外还有那个年代的标语口号，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等。这些图画和口号文字都是用现成的模板喷涂在墙上而不是手工绘制的，这种方法最容易大规模复制而并不需要操作者具有美术创作的能力。除了葵花之外，大桥栏杆上其他的浮雕则每一块都有独特的内容，如大庆油田、成昆铁路、大寨大队、北京火车站、鞍山钢铁公司、抚顺煤矿、新安江水电站、海岛女民兵、沙漠骆驼、上海万吨级轮船、内蒙古大草原等，虽然各有具体的内容，但合起来又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祖国新貌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虽然每块浮雕都有具体的内容，但是在这些浮雕中也充满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符号元素，如大放光芒的红太阳，喷着浓烟行驶在崇山峻岭中的火车和同样喷着浓烟的高高的工厂烟囱。这些有固定解释的形象往往是被生硬地设置在一种不相干的环境中，如在一幅浮雕中主体形象是沙漠和沙漠中的骆驼，但在这些主体形象的上方却是一片高耸的正飘散着浓烈烟雾的烟囱。就像是文学作品中的陈词滥调那样，这些附加的形象往往显得生硬甚至滑稽，但正是这些看似不协调的僵硬的符号体现着创作者的真正意图，如很多浮雕中的太阳光芒，意指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如经常出现的烟囱，体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工业崇拜心理和对现代化的理解。这些浮雕都没有文字说明，给我们今天的解读带来了一点困难，但对当年的“读者”来说并不难，正是这些固定的到处套用的僵硬符号充当着解说词的功能，告诉人们这幅作品的“意思”何在。当然，在浮雕上有很多宣传味道更浓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口号，如工业学大庆等，从这些频繁出现的标语口号更容易理解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精神。大桥小堡上的雕塑
总体上来看大桥上的艺术装饰，大堡一层大厅里的毛主席雕像，大堡、小堡上的主题雕塑和大桥栏杆上的浮雕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三面红旗”）、领域（工农商学兵）、成就（浮雕内容）和所有这一切的总顾问、总工程师（毛主席）。实际上，如果把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置换成川流不息的人流，那么大桥的桥面就可以被自然地设想成为一个长1576米、宽15米的露天展览馆，桥两边的栏杆就是这个展览馆的展板，200块浮雕作品就是这个巨型展览的具体内容。
自从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在南北桥头堡上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雕塑就成为了大桥的特有标志，同时，这个雕塑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纪念碑，因为我们可以把“三面红旗”这个术语看作是国家发展的一种理念和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定义。“三面红旗”的制定和实行表现出新中国初期我们国家的决策人在对经济发展规律“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却幻想在一夜之间取得重大突破的急躁与盲目心理。三年的“大跃进”不但没有能够获得预期的结果，反而换来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千百万人的生命由于饥饿而消失。但是，那个可叹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当年“向地球开战”时在祖国大地上留下的残迹已经寥寥无几，南京长江大桥成为我们回到60年代的一本永恒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