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俗成本身就是一种学理依据

　　姜先生的第一点质疑,核心是他所说的用国家“行政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的“问题”。我不知道哪些人可以运用国家“行政权力”,如果姜先生指的是我,那真是太看重我了。我当然不是“草根学者”,也不会以“民间学者”自居,但从未掌握过“行政权力”,而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这确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不怕姜先生见笑,迄今为止,我的最高头衔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前结结实实地加了一个“副”字,那分量当然就轻了很多,不能跟姜先生相提并论的。

　　姜先生的第二点质疑,是说“国学研究”可以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内。姜先生以我和我所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例,就这一观点做了具体论证。而我想说的是,十年来,我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确受惠不少,但是,在受惠之余,我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跨学科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学科性质的“国学研究”,其性质是很不相同的。就研究的对象而言,跨学科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主要是关注那些文、史、哲等学科都有涉及而都不能独立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具体问题,尤其是那些因现代学科体制所造成的知识体系不完备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所应关注的。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像姜先生建议的那样去办,就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就理论工具而言,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用源自西方的理论工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用得更多的还是西方的理论工具。这并不奇怪。在20世纪的中国,运用西方的理论工具是学术的常态,不用反倒是不正常的。而“国学研究”,不仅其研究对象是“传统的”,其研究方法也应该以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方法为主。不是反对使用西方的理论工具,而是提倡在国学研究中少用西方的理论工具。因为,只有这样,国学研究才能充分发挥其拾遗补阙的功能。就研究的目的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主要是为了揭示不同文明形态的民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独特性,参与世界文明规则的修订;而国学研究则旨在建立一种目前学术界所匮乏的知识体系,并用这种知识体系培养那种在现代学科体制下所匮乏的人才类型。我可以顺便在这里说一个情况: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是不能招本科生的。可以招硕士、博士,但所设专业必须分别与文、史、哲相关学科对口,而不能另设新的学科专业。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仍不得不遵循现代学科体制,而国学院则允许探索一种新的体制。上述三个方面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国学研究”,两者区别甚大,不宜混为一谈。要是像姜先生说的那样,把“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未来战略发展研究规划,等着我们的必然是黄牌警告甚至是摘牌。这一点,不知道姜先生为我们考虑过没有?

　　姜先生的第三点质疑,是说我“又”将“国学”“定位为给现有文、史、哲相关学科‘拾遗补阙’”,“竟又肯定了现有学科分类”。这两个“又”字用得很有讲究,好像我以前不是这么说的,而现在为了某种需要,突然改口这么说。藉此机会,我郑重地申明一句,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多年来坚持并在多种场合阐发过这个观点。2008年3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有关国学学科建设的会议上,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这个观点,详见2008年3月13日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第五版发表的会议纪要(《聚焦国学学科体系建设》)。今年五月,在南昌大学举办的国学论坛上,我又重申了这一见解。

　　我们给“国学”做这样的学科定位,至少包含了两点考虑。其一,我们反对本土文化中心主义。对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科体制,我们虽然正视它所带来的弊端,但仍充满敬意,并不否认其合理的一面。其二,我们有志于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学术成果。“拾遗补阙”并不是“抱残守阙”。照我看来,中西会通、创造新的文明成果贡献给人类将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基本方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给“国学”做这样的定位不是正恰当吗?

　　姜先生的第四点质疑,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国学”这个概念。其实,理由很简单,约定俗成而已。有些约定俗成的名称,它可能存在不够准确之处,但是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纠缠。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吧。一般的文学史教科书和读者在提到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时,都说是《三国演义》,其实犯了一个小小的常识错误:罗贯中的演述魏、蜀、吴之争的名著,其准确的书名应为《三国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但老百姓都习惯于说《三国演义》,我们有必要去跟他们一一理论吗?一定要把“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改称为“电视连续剧《三国志演义》”或“电视连续剧《三国志通俗演义》”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约定俗成本身就是一种学理依据。回头看看,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由若干不同的约定俗成积累而成的吗?

　　姜先生的第五点质疑,言下之意好像是说,我对姜先生不够“推崇”,不够尊重。其实,姜先生误会了。据说庄子最尊敬的人就是他的辩论对手惠施。我不敢妄自尊大地以庄子自比,但我对姜先生的尊敬的确不亚于庄子对惠施的尊敬。这也是我一贯的风格。凡是在我的著述中被提过不同意见的学者,其实都是我非常敬重而又成就很高的前辈或时贤。假如一个人要免于被商榷,最好的办法是,写那些谁都不愿读的书,写那些谁都不想看的文章。我想,这当然不是姜先生所追求的目标。

　　若干年前,钱谷融先生的一个弟子,曾经冒昧地问钱先生:你老人家著作又不是太多,怎么那么有名?钱先生笑了笑说:(我的名气是)批出来的。钱先生的幽默,让我明白了一点:与人商榷,不一定是想压住对方的声音,倒有可能是存心帮助对方扩大影响。不知姜义华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