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2009年底，蔡定剑主持召开“中国宪政前景论坛”，论坛发言被集结成书，题为《走向宪政》。今年11月19日，另外一位编撰者带着样书到医院，此时已拿不动书的蔡定剑，把书放在胸膛反复抚摸。

蔡定剑的儿子蔡克蒙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了“宪政爱好者”。在追思会上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11月22日，北京，蔡定剑教授的亲友在家中布置灵堂。 （CFP/图）

2010年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54岁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在家人的目光中，合上了双眼。他的去世，引发全国媒体自发的集体“普法”行动。他生前的文章和言论，遍布众多报刊和门户网站。

法学界除了纪念，还有反思。“他是一面镜子，每个人对着它反省：很多事我能做而没有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

10月26日至27日，蔡定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最后一次失败的化疗，令他胀痛难忍。

去年6月，蔡定剑在体检中被查出胃癌晚期，多次化疗效果显著，但今年春节之后病情又迅速反弹，多次治疗方案均告失败。

身边的好友和同事都认为，蔡定剑实为工作所累。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三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他的学生说，“老师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他比其他学者都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在中国宪政学者中，蔡定剑是少数研究真问题的学者。

去年12月“唐福珍事件”之后，蔡定剑就在《南方周末》发表《拆迁条例当休矣》。6天后，姜明安等五位北大学者建言人大审查拆迁条例。今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出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各种研讨会和活动，基本填满了蔡定剑化疗的间隙。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原负责人张乐伦说，她开始给蔡做口述，但只进行不到一半。“他一直抱着生的希望。对于工作和家庭的事，没有特别交代。”妻子刘星红说。

11月12日，蔡定剑被送入北京北海边的解放军305医院，他的工作伙伴刘小楠副教授说，他喜欢这座著名医院的环境，但最终未能踏出病房一步。

“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

蔡定剑的人生脉络并不复杂。1975年他是福建沿海的一名边防军人，1979年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1983年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86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2004年起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者。

“他说自己的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张乐伦说。蔡定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军队而选择离开，尽管那时几乎没有比军人更令人称羡的职业；他离开机关，“因为学校思想与研究空间更大”。

蔡定剑进入最高立法机构时，正值中国恢复民主法治。他在全国人大的前同事、现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蒋劲松说，当时已攻下北大法学硕士的蔡定剑，是“起点较高”的年轻人，担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颇受重用。1987年，蔡定剑负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调研工作。

曾任研究室主任的程湘清回忆说，虽然中国的第一部监督法直到2006年才出炉，但是，蔡定剑率政治组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执法检查的若干规定》在1992年已获得通过。

这一年，36岁的蔡定剑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成为人大系统和法学界知名的“学者型官员”。此前，从未有人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做过系统论述。“在机关里，能踏实研究问题的人不是很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吴高胜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利用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02年，蔡获评“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蔡定剑的名字吸引了更多的公众注意，是在2003年。他组织一些人大官员和学者所作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发表，直接介入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议题。

当时，孙志刚案震惊全国，作为一名在职官员，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观点，支持三位北大青年学者提出的违宪审查。

2003年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妻子刘星红说，蔡定剑回归学术的想法，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了。

“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蔡定剑原本打算去北大，后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北大聘请他担任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他与纯粹学院派的学者不一样，他讲的道理往往是简单、直接的，他用的文字是明白、流畅的，而仔细读他写的东西，会发现都带有很深的感情。”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现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9月的一天，乙肝病毒携带者浙大学生周一超因刺杀人事干部被判死刑，网友发起一项1611名公民的联署行动，要求对全国31个省份招考规定进行违宪审查。

乙肝患者维权网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给当时的官员蔡定剑打电话，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口袋不能随意搜查，公民的身体怎能随意搜查？”蔡认为，体检、党团员身份要求甚至“干部年轻化”口号，都可能涉及歧视，而这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

2004年6月，蔡定剑担任所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宣布成立，当天同时启动了“反就业歧视国际法律合作”项目，至今仍在继续。

在每年评比中，宪政研究所的“横向课题”总列前茅。实际上自创立起，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一度只有一个固定的研究人员——蔡定剑自己。2008年1月起，刘小楠加入，成为蔡最稳定的工作伙伴。

宪法研究所课题繁多，但最主要集中在反就业歧视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和公众参与三大议题。刘小楠说，蔡的一个未完成的设想是，希望组织师生，一个人专攻一项公民宪法权利，再结集成书。“他认为，国内宪法学者对国家权力研究得多，但对公民权利研究得少。”

蔡定剑希望，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推进解决实际的制度问题。他一直关注宪法司法化和私法化。“他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宪法是拿来用的，他一生努力的立足点，就是如何把宪法变得更有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

今年1月，蔡定剑抱病联名20位专家学者呼吁取消高考中的乙肝歧视，一个月后，各地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取消乙肝检测。紧接着，他又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发往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说，他们收到了蔡的法律草案。“他认定一个目标，就一直坚持。”她说，虽然一些法律进入立法程序尚需时日，但蔡的执著令她感动。“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武增说，因为蔡定剑在立法听证方面的项目推动，这项制度得以在全国许多地方陆续推广开来。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财经委主任顾宏平称“蔡定剑是个伟大的人”。2007年起，蔡联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一起，在宪政学者孙潮担任一把手的上海闵行区进行公共预算改革。设计者的创想，让顾宏平眼前一亮，比如，设财政预算初审听证会与人大代表修正案两道“关卡”，保证了监督终可真正落实。

今年6月，蔡定剑仍坚持飞往上海，讨论改革推进事宜。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

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蔡定剑，总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此次病重，他不让客人到病床前探视，坚持梳理整齐，坐到客厅沙发上接待。刘小楠说，“他爱美”，喜欢旅游和拍照。之所以经常选择香山饭店开会，是因为那里风景优美，饭店则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中国大陆仅有的几个作品之一。

蔡定剑是公认的完美主义者，他的儿子蔡克蒙认为他是一位严父。学生很难得到他的高分，而工作伙伴和助手，则已习惯他的认真性格和从未有当面的表扬。

“他几乎没有对什么事情很满意，”刘小楠说，“每一步每个细节都要跟他报告。”几乎每次会议，蔡看过会场之后都要重新摆放。去世前几天，他还突然问起广州培训的用车问题，尽管此前他已正式委托四川大学教授周伟代为主持。

蔡还喜欢较真。比如，他明知空姐餐车里没有桃汁，依然说“我要桃汁”，并要求看意见簿。“不是故意为难，他觉得航空公司应该为旅客提供多样化服务。”他的外语并不好，却在美国为一个劣质电话卡打起小额诉讼官司。到新加坡旅游，他又把强制购物的导游给告上了法庭。

“小额诉讼怎么执行，法学院是不会教的。”蔡的律师妻子刘星红说。蔡曾撰文认为，治安法庭、小额诉讼是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

较真也是蔡定剑的学术和工作态度。在合作闵行改革时，他曾就财政问题与财科所的专家辩论过。他也不止一次就新闻报道问题与熟悉的记者辩论，“但是第二次采访他时，他好像已经忘了。”一位法治记者说。

“比较笨，比较拙，不会讨巧。”刘星红的外甥女吴薇这样评价姨父。然而无论人大机关前同事或是学界同行，都认为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总能把不同的人凝聚起来”。

作为立法机关官员，吴高胜和武增经常参加蔡定剑组织的研讨会。武增说，蔡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他的人品正直，很有正气，”吴高胜评价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民主法治”。

每年全国“两会”前，蔡定剑总会召集专家记者谈预算。12月4日普法日，蔡会在高校作普法讲座。“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他说。

去年底，蔡定剑主持召开“中国宪政前景论坛”，论坛发言被集结成书，题为《走向宪政》。11月19日，书的另外一位编撰者、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带着样书到医院，此时，蔡已拿不动书，放在胸膛反复抚摸。

11月23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为蔡定剑举办的追思会上，他的同事王人博说，“研究宪政的人有，以宪政为业的人有，但像蔡老师这样，像一位虔诚的教徒，以宪政为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的，只有他一位。”

蔡定剑23岁的儿子蔡克蒙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了“宪政爱好者”。他在北大法学院念完本科后留学法国。在追思会上，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