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正陷入一场文化危机——南京报告

我们的时代正陷入一场文化危机——南京报告
张光芒、何言宏、贺仲明、何平、傅元峰、翟业军
导言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我们的文化失败
第二部分 大众文化：群氓的事业
第三部分 知识人的罪
第四部分 政治文化
第五部分 道德与毁灭
第六部分 文艺复兴还是文艺破败？
第七部分 我们时代的人性现状
导言
这是一场文化危机！
世纪文化沦丧的严重现实被纷繁多变的物象遮蔽；知识积聚只是形成物的膨胀，没有生长肌理；科学成为技术投机；哲学丧失了本土根基；历史学只是权杖的赘生物；物质主义覆盖了哲学的废墟，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经流失；尚存的微弱探索冲动使知识分子们不甘心宣称近一个世纪的精神死亡，但惟有历史主义的虚伪断代能带给他们改天换地的虚幻幸福；他们意识不到生存的尊严何在，昏聩和腐朽何谓。
另一方面，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灵魂的安宁；理想和信仰被误用和放逐；尊严被毫无痛感地践踏；人性扭曲并套上沉重的枷锁；家园感受淡漠，还乡无处，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爱和信；审美无可辩驳地走入官能症的极端困惑；艺术创造被阻滞，文学已经荒芜。
最严重的危机尚不是这些事实，而是对事实的否认和忽略；最可悲的尚不是悲观心理的蔓延，而是悲剧感被盛世廉价的文化自足感取代。现在，对文化危机的遮蔽和修改已经习以为常，以至成为规则和秩序。文化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识分子及其依存的机构都在漠视和麻木中享受现实功利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犬儒主义的迷醉和狂欢已经成为智识者最具德性的行为。
现在已经错过了预报这场危机的时机，所以，描述并尽全力遏止这场危机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事务。这种危机所发生的语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治疗的可参照性。它将不同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它将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危机，因为功能理性和新教伦理精神必将失去作为轴心原则的调节功能。它将是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的病变，甚至是基础病变和基因异变，它是文化轴心构造和文化循环机制陷入迷乱的必然结果。这个文化现实在不断取消生存的超越性诉求，放纵物的追寻所导致的意义迷失，并瓦解了文化对生存的价值体系的建筑。这场危机连缀着的文化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着救赎者将领受几代人推卸掉的责任，清理他们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态，并进入漫长的有关自身文化养成的自我驳诘。
最初的觉醒总是孤独的。陈述这场危机没有任何话语范式，呐喊的愤懑和罹难之前的惶恐必定不合时宜。但是，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必须要让世人看到并感到震惊。因为，恰恰是这些容易熟视无睹、听若罔闻的东西，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继续走向危厄的腹地而浑然不觉。
这是一场文化危机。
这是需要人们醒觉并继续发现的文化现实。
索尔·贝娄在《拉维尔斯坦》中似乎在替当代中国人说话：“一批揭露者和讽刺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 现在是走出贝娄式的谶语的时候了。现在，是获得文化危机的整体感、告别讽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结、开始一次艰难的文化跋涉的时刻，是寻根和前卫之间的文化两难以生长的方式融合为一体的时刻，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聆听某种意味深长的使命召唤的时刻。
第一部分 全球化与我们的文化失败
我们正处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与生存，均与全球化有着深切的关联。全球化，方位地冲击着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与日常。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不能失败。
我们的经济崛起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向世界初步显示了我们的巨大能量和广阔未来。因此我们有了“大国崛起”的冲动和想像。这在经济的层面上，当然具有一定的根据。这也许是事实，或必将是事实。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却是一种十足的幻觉。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失败。
我们的文化失败，首先表现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创生出独特有效的文化制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创新，不断取得巨大突破。我们民族的经济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这是我们经济崛起的根本前提。但在文化上，我们的制度创新却严重滞后，推进得相当有限。有些问题上，我们故步自封，顾虑重重；很多方面，我们作茧自缚，徘徊不前。我们有一些改革。但在根本上，我们民族的文化活力却没有激活。我们的文化自主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应有的制度保证。伟大的文化创造无疑需要自由的心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击和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如果我们的文化制度一仍其旧，那我们的文化失败，也必然地一仍其旧；
我们的文化失败，还表现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完成中国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有的被我们误解，有的被我们误用，有的却被我们轻薄或抛弃。我们所膜拜的，甚至只是我们所应扬弃的；对于我们的现代传统，我们没有能够进行充分自觉和相当有效的清理、反思和继承。上世纪初便已开始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屡战屡败，陷入困窘。革命传统却由于其历史实践的复杂性而被我们轻率遗弃。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对待我们的现代遗产；对于世界文化，虽然我们声称开放，与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我们的开放虽也巨大，但这种开放，仍然是非常有限。作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百家讲坛”——这个我们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狂欢，迄今为止，对于自由、民主这样一些在古希腊就已具备的西方文化的精髓，仍然没有充分和自觉的介绍。在此问题上，我们缺乏应有的胸襟；
我们的文化失败，也表现于我们的文化生产。我们的出版、影视、音乐、动漫等行业的文化生产，不仅难敌美欧日本，晚近以来，甚至败给了韩国。我们的行政官员，仅仅会在域外文化产品的进入和本土资源的保护（如频道等）方面费尽心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从业者，也只会表现情绪性的愤激。我们都不清楚，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生产活力的最为根本的因素，到底为何？在此问题上，我们仍然在黑暗中徘徊。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们注定会不断失败。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失败，昭示了我们灵魂的孱弱。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失败，这是我们的文化现实，也是我们的精神现实。我们的民族所面对的，是一种非生即死的文化形势。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虽是我们的梦想。但这样的梦想，特别是梦想的实现，必须建立于这样的基础，即对我们文化失败的正视。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并以强健的精神姿态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接受挑战。
自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第一次轴心期突破出现了伟大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以来，人类正面临着第二次突破。在这样的巨大突破中，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自甘失败。对我们的文明、文化与精神，必须有着深刻的检讨，我们的文化，才会由失败，走向复兴。在这样的伟大突破中，才会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身影。
第二部分 大众文化：群氓的事业
新文化发轫以后，文化人的心灵一直被化大众还是大众化这一噩梦般的两难紧紧缠绕。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造物能够揭病痛、启民智，希望理性之光能够照彻那片无边无际的幽暗和蒙昧，希望这杯燃烧着拯救之火、涌动着献身激情的新酒能够装在旧的瓶子里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一饮而尽。但是，他们又害怕广漠的幽暗会不会吞没那一缕光亮，害怕旧的瓶子会不会污染了新酒，使之散发出一股弥漫了千年的恶臭。
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两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煎熬早已被驱逐净尽。如果谁还为此忧心忡忡，就会被当作疯子。不，甚至还不是疯子。疯子自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犁出的精神纵深。疯子是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和贵族。他们会被看成穷酸、落魄的家伙，自负得颟顸的讨厌蛋，刻舟求剑的蠢货，甚至是故作高深的别有用心的阴谋家。这是一个抹平了高低、尊卑、美丑的壁垒的时代，一个追逐量的庞大，漠视甚至嘲弄质的精尖的时代，一个被眼球、遥控器、点击率、销量全盘操控的时代，一个文化人纷纷浓妆艳抹站成雁行，等待大众在酒意朦胧中薄幸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理想是笑谈，精神是鬼话，拯救是吃饱撑了的多此一举，人们两眼紧盯着恩主——大众的颦笑和他们根据颦笑决定是否解开的钱袋。说到底，大众成为恩主的时代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
于是，大众文化彻底颠倒了从前的文化逻辑：从前是少数引领多数，如今是多数决定少数；从前是精英的攀登，如今是群氓的事业。好事者为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突破贵族主义围困，人民终于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转折。但是，我们仔细辨析这次转折，却悲哀地发现这是一次自杀式坠落，大众混沌暧昧的审美期求一笔抹杀了精英艰苦卓绝的精神探险；这是一次灾难性回归，被新文化运动祛除的鬼魅们一一还魂。更加致命的是，在趣味无争议的相对主义狂欢节中，大众芜杂、蒙昧的趣味获得了文化豁免权，甚至因为基数的庞大被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民族的精神跋涉没有了指路明灯，变成一场无方向，无纵深，无未来的狂舞。
大众文化时代最典型的症候是“百家讲坛”变成了“众人说书”。“家”本指怀抱一己理想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以论证、践行的卓特之士，“百家讲坛”应是他们相互辩难、砥砺的平台，是他们向大众传输知识、理念、情怀的课堂，是大众精神体操的训练场。但是，大众既然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恩主，一切就得听他们的。他们哪里愿意正襟危坐受你的训导，怎么可能超逾于“猪栏的理想”去做什么精神体操。他们希望在茶余饭后听上一段宫闱秘史，或是一段政界、兵家的明争暗斗，或是一段伟大人物隐隐若现的绯闻。于是，是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刘心武、王立群等擅长摇唇鼓舌的说书人，而不是“百家”登上了讲坛，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这些说书人叙汉武帝的权术黑史，讲曹操的诡谲多端，说和?
、纪晓岚的虚与委蛇，看似千姿百态，妙趣横生，总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烈的段落以及中国人心中最阴暗的死角：成王败寇，人心险恶，明哲保身，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里没有情怀，没有梦想，没有向上的努力，只有赤裸裸的争斗，大众正好拿来做为人处事的借镜，干禄的法宝。“百家讲坛”的鹊起，原来是中国式沉渣的泛起。
可以追问的是，大众真的如此蒙昧、昏聩？这是原本如此的实情，还是文化人的臆度甚至刻意塑造？如果是臆度的话，文化人还是把大众当作客体，没有诚心敬意地走入大众的内心世界里去。如果是刻意塑造的话，文化人就更加罪孽深重，因为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略过大众必定会有的一念之善，迎合了他们对于秘史、韵事的嗜痂之癖。大众文化的愚昧原来不仅仅源自大众的蒙昧，更源自文化人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心深处的一念之善如此珍贵，却又如此脆弱，需要教育的长养和温情的呵护。在大众和文化人的共谋下，大众文化却肆意践踏着这一念之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听一听《三字经》温和、执著的呼唤。
第三部分 知识人的罪
这是一个知识者集体渎职的时代。面对社会中太多的黑暗，太多的不公，面对社会中的虚假泛滥，人欲横流，众多的知识者几乎没有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而是集体性的沉默，无声，最多不过一些窃窃私语。知识分子们做得最多的，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是充当权力和金钱的帮凶。鲁迅以前骂过梁实秋是被资本家豢养的走狗，梁是否真是走狗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被权力和金钱所豢养，充当着走狗的角色。
经济学界是被豢养得最多的。许多经济学家成了商业合谋者，与资本家结合起来瓜分国有财产，掠夺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国企改革中不知有多少资产流失，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金融改革又不知养肥了多少巨蠹。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中，那些曾为之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们，不知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老百姓又为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当然，经济学界只是一个代表，除此之外，在每一行业，每一知识群体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被豢养者，类似的走狗。他们像自然界的鬣狗们一样，当狮虎们吃饱喝足了，疯狂地抢夺带着血丝的残羹冷炙。
那些没有被豢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则被一些肉骨头所吸引、所诱惑。他们围绕在权力边缘，为如何瓜分那些肉骨头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为得到一己利益而弹冠相庆，为打击他人而不惜落井下石。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蝇头小利，只有个人得失。面对铺天盖地的经济和社会腐败，面对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的层出不穷的各类灾难，面对比19世纪“每个毛孔都浸着血泪”的资本积累还要更惨烈和原始的暴力，他们完全转开了眼睛，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当前猖狂的学术腐败正是这种犬儒心态的必然结果。学术腐败问题已积多年，但声音再多，丝毫不起作用，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一是体制利益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既可以让分配者中饱私囊，还能将知识分子吸引进来，成为利益的争夺者。当前学术界的所有利益分配都与评奖、项目直接挂钩，也就是说都直接掌握在体制的手中；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软弱和卑微。面对体制的利益诱惑，知识分子很少能够保持自我，而是想方设法混迹其中，不惜屈身辱节。这样，奔走于权门，献媚于官场，就成了司空见惯之事。等而下之者，就剽窃、抄袭——其实，剽抄之罪远非首罪，也常是无能者所为。真正有能力的腐败者是在利益分配体制中如鱼得水。他们买通一切，也吃定一切，学术本身已经早不入他们的法眼中。就像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的“863”项目评审，有人能操纵项目评审，也能轻而易举地操纵那些专家，所得的利益都是以千万计算，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成果。还有一些依附于权力的既得或将得利益者，将学术权力作为自己的私欲宣泄场所，以之营私、结党，以之招徕徒众，获取利欲，赢取名声。
还有一些知识者采用的方式是借助商业媒体。他们的姿态从表面上看较为独立，以酷评或炫奇的方式面世，然而实际上，他们也是利益的附庸者，不过所附庸的由官场改为了商场而已。他们借助商业的大潮兴风作浪，也从中捞取名声和利益。比如一些以吹捧为业的文学或文化批评家，四处鼓吹，四处招摇，将批评作为敛财的工具，批评的品格和道德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金钱在眩目地闪光。
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也许是应该特别受到针砭的对象。尽管在现行体制下，媒体知识分子有他们的难处，但是，是彻底堕落为权力和金钱的工具，甚至为虎作伥，推波助澜，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和自主性，保持自己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鲜明地区别出了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的品格高下和价值有无。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后者，而前者则太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批判型的新闻报道最后都是“无疾而终”。这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体制的因素，但也有不少是新闻媒体被金钱或其他利益所收买，批判性的报道成了一些媒体人员致富的手段。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天下太平的粉饰，是对罪恶和丑恶的遮盖。
知识分子集体性的失职，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知识和知识者失去了公信力。知识不再与道德、与精神连在一起，而是成为了利益和帮闲的代名词。在整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将知识理解为纯粹的技术，不再有任何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这是知识的悲哀，更是知识者的悲哀。因为在人类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象征，也是与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导致的是全社会的文化困境，也是集体性的对知识分子的放弃。如果说在40年之前，知识分子的被放逐更多是因为政治的压制，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命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堕落。古人讲，学在民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希望的视野转向了民间，转向了像李昌平这样来自于民间和底层，敢于呐喊和声张正义的社会精英。也许，中国的希望真的是在那里，在草根大众，在那些曾经被知识分子讥讽和教导的“阿Q”们。
第四部分 政治文化
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五部分 道德与毁灭
这是一个“王纲解杻”、道德崩毁的时代。新道德的曙光没有在新世纪如期降临。我们行走在世纪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聩中。近现代中国百数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几无完成；道德的倾废和颓荡之势愈演愈烈；整个道德信仰和惯例几近全线崩盘。而从人类文明史观察，道德崩盘之后将会是灭顶之灾的末世来临。像古罗马、汉唐，大毁灭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纵欲妄为。
以“信”而论，古典社会的“信义”、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友爱和信任，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建立在法律约束下的“信用”，这些人类道德遗产在人类的20世纪虽经过了近乎毁灭的战争，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而当代中国，我们正陷身一个“失德”时代，陷身一个背信弃义的时代。群氓失信于国家、民族、家庭和周围的世界，公务员失信于政府，党员失信于信仰的政党。我们俨然进入了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不忠纪”。而且，有迹象表明：网络虚拟世界也在一点点耗尽并掠夺人们心底残存的彼此信任和同情。如果，西南的大学女生陈易的“卖身救母”还有一种善恶纠缠的暧昧的话，接着的杭州超女选手王晓光(化名艾晴晴)“以曲别针换别墅”毫无疑义则是一件有预谋有组织的恶劣道德丑闻。这个宣称以物换物，花100天用曲别针换别墅的一个中国版的美丽童话，事后被证明是网络推手精心策划的骗局。但成就这个策划的社会成本是整个社会的善良、梦想为代价。网络推手以他们种种恶劣的行经昭示他们网络“黑手”的真实面目。
正在崩溃的不但是“信”的道德信念。一旦人失去自律，德之不存，人对人、对天道、自然变得肆无忌惮。《无极》剧组对天池的冷漠摧残、黑龙江少妇和复旦大学学生的虐猫、女演员张钰所揭露的娱乐圈性交易等等，在对道德底线的挑战上真的到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程度。虽然是极少数，但鉴于人们对“女大学生”和知识人的道德要求及期待，一旦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堕落的样本，是极其令人痛心的。重庆、武汉、杭州等城市因有女大学生“涉色”被广泛报道。而英国男子则在他的博客细述玩弄中国女学生的“艳史”。人们自然把这些“女大学生”的堕落事件和两年前某国内知名高校，知名经济学家、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嫖娼联系在一起。知识人的丧德还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知识活动之外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以“知识”为核心的公共生活中，他们丧失学术良知，他们和权贵和利益基层沆瀣一气，他们正在成为知识、思想生产链的“作伪者”和“弄臣”。2007年初公布的《2006中国教育蓝皮书》显示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持续下降，不能说和这些道德堕落事件完全没有关系。不仅如此，道德崩盘的征兆是当这些道德事件发生后整个社会的“后效”。我们把它描述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的道德坍塌。这中间，无良的大众传媒常常是推倒骨牌的另一只隐形黑手。“杨丽娟事件”绝不是无良和丧德媒体参与运作的个案。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本来应该作为社会纯良的“道德”和“风习”的身体力行者和监察者的“媒体”和知识人却沦为我们社会道德颓墙的摧毁者。
道德崩盘还不止于此。在我们的时代，更可怕的是一个方面是道德崩溃，另一方面是道德的被滥用、被盗用。如果我们仔细检讨这些公共道德事件，可以发现许多道德事件并不是单纯的道德事件。道德正在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生态主义、极端女性主义等漂亮外衣。借助网络等现代传媒许多道德事件最后发展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道德暴力”。像“陈易”事件，一些人士就将事件的最后结果陈易母亲的病逝归纳为“天涯网友集体杀人”。针对黑龙江少妇虐猫事件，也应该指出的是当网络追杀成为时髦的时候，一些参与者的不理性行为终将对“虐猫”者谴责的尊重小动物的“猫权”诉求演变了公然践踏人权“虐人”。至于“外教玩弄中国女性”事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谁动了我们女人”的愤怒声音中夹杂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对道德批判的转移。而且在许多道德事件中所谓的“卫道”者都或多或存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侥幸逃脱者笑倒霉蛋的阴暗心理。
中国著名法学家，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季卫东在《财经》杂志总第120期就曾就上海发生的教授嫖娼案尖锐得指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法律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在万物商品化之后，中国将进入一个统治者以身作则为中产阶级树立道德威严的“维多利亚时代”，还是退回往昔“存天理、灭私欲”的卫道士时代?换句话说，这个事件是从解构到建构的转折点，还是更全面的解构的开始，抑或是报复性的“对解构的解构”的信号? “善恶只因主体而成立”(维特根斯坦语)。其实，不具有主体性的人们无善恶可言，即使对他们进行赏罚也与道德无关。因此，在国家权力介入日常性伦理生活之际，应确保其不破坏社会自治的空间和公民的主体性，在“公法”的框架中给“私德”以恰当定位。如果处理不好，将来在重商主义隧道出口迎接我们的未必是“维多利亚式”的“高雅”，很可能只是“斯大林时代”那种肃清之后的死寂。
余华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克·西蒙提问时说：“没有文革时的压抑，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种种放纵。当放纵是从压抑里释放出来时，这样的放纵就会极其汹涌。”其实，整个中国从19世纪中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压抑与放纵、毁弃与重建的摆动中间。19世纪中期，“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传统的道德废墟上重构“伦理觉悟”的新道德图景。但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展开他们道德重构的机会。即至20世纪中叶，建立在集体和共产主义“公”德想象的社会主义道德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重构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这个半拉子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种重建的可能。但这样的重建显然纠缠者复杂的传统道德资源。任何在传统东西道德资源、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资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象”中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当下意义因素常常让当代知识分子失陷迷途。而80年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很少。知识分子80年代的道德重建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商业社会大潮汹涌而来，于是从19世纪开始的道德废墟的重建成为一个被无限延宕的“未完成”。
“道”之不存，何来“道德”？我们今天检讨我们的所谓道德失败，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去对我们的道德进行丈量。我们时代的失败不是因为“放纵”，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放纵到怎样的程度。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约束我们内心放纵这个“魔鬼”的瓶子。道德批判中的标准游移和相对主义，常常会让我们在“卫道”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作恶”者。
第六部分 文艺复兴还是文艺破败？
索尔·贝娄在《拉维尔斯坦》中似乎在替当代中国人说话：“一批揭露者和讽刺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贝娄式的谶语所概言的文艺现状与中国文艺现实重合，表明中国文艺已经进入一种文艺主体文化源性的艺术精神及艺术审美本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中国1980年代的文艺复兴之梦在经历了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之后再度破产。虽然讽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结，终于在文艺中获取了多元的形式和班驳的内容，但中国文艺并没有从文化控制中起死回生。在1990年代，当寻根和前卫之间的文化两难彻底丧失了以生长的方式融合为一体的可能性之后，文艺表面的万花齐放已经难以遮蔽其在本质上日趋凋敝的现实。中国当代文艺尚没有找到大师与经典之作。从经典化的方向看，当代文艺作品堆积的文艺繁荣是不经推敲的。然而，文艺破败的文化焦虑并没有在文艺界产生。相反，在公众文化中文艺经典的探询热情高涨。
中国本土“文艺复兴”的诉求忽略了复兴的关键因素，即一种人文思潮的兴起，需伴随具有开创意义的审美品性和文化品性的文艺作品的流传。依靠大师的神思的实现，将某种精神元素播布到各个社会阶层，从而对社会文化生活和风尚形成矫正和引导。西方文艺复兴的实现，有来自形而上的文化意识运动的作用力，但更多是通过文艺作品对审美风尚和精神状态的有效干预实现的。去年，中国文艺复兴的号角哗众取宠地吹响以后，由于没有大师和经典文艺作品的支撑，终于破产。文艺复兴的破产和当代中国文艺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对中国文艺破产的现实缺乏情形的认识，中国当代“文艺复兴”的始作俑者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空虚的组成部分。
文艺批评者和文艺家更多看到文艺破产后文化生长层破坏的严重现实，而没有拷问文艺对文化水土保持应尽的职责。他们操纵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向泛文化批评滑动，成为讽刺者和揭露者，并对诸多让人担忧的文化现实进行勘界。他们的种种发现具有无比的深刻性：世纪文化沦丧的严重现实被纷繁多变的物象遮蔽；知识积聚只是形成物的膨胀，没有生长肌理；科学成为技术投机；哲学丧失了本土根基；历史学只是权杖的赘生物；物质主义覆盖了哲学的废墟，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经流失；尚存的微弱探索冲动使知识分子们不甘心宣称近一个世纪的精神死亡，但惟有历史主义的虚伪断代能带给他们改天换地的虚幻幸福；他们意识不到生存的尊严何在，昏聩和腐朽何谓；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灵魂的安宁；理想和信仰被误用和放逐；尊严被毫无痛感地践踏；人性扭曲并套上沉重的枷锁；家园感受淡漠，还乡无处，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爱和信……
然而，这些发现中并不包括对文艺危机的认识：商业品质加剧、艺术精神缺席，审美无可辩驳地走入官能症的极端困惑，艺术创造被阻滞，文学已经荒芜。在艺术批评界，鉴赏者无眼力，阐释者无德行。他们对文艺危机的遮蔽和修改已经习以为常，促成新的文艺规则和创作秩序，文艺版图已经被批评权力瓜分。在艺术创作界，名利场与低俗的艺术品味继续使艺术家们胸无大志，丢弃责任。文艺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识分子及其依存的机构都在漠视和麻木中享受现实功利带给他们的安全感，而忽略了文艺作品的文化存储与衍生能力。文艺界频繁呈现的犬儒主义的迷醉和狂欢，已经成为艺术品鉴的最终精神索求。
文艺破产所发生的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文艺复兴的可参照性。以“文艺复兴”拯救文化危机，“文艺”的复兴应该是先决因素之一。然而，艺术界在探询文艺凋敝原因时，对文艺生成环境过于苛求，从而弃置了艺术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文化职责，牵引中国文艺向更破败的状态演进。由于艺术家对审美多元性和人文深度的惰性追求，由于商品社会对艺术存在方式的积极引导，由于缺乏对艺术存在中精神侏儒的反思，艺术部分丧失了对中国经验的呈现能力。文艺标准的缺席和文艺史的断裂带使文艺存在没有立场，没有可参照性，没有目标。这个文艺现实在不断取消文艺生存的超越性诉求，放纵物的追寻所导致的意义迷失，并瓦解了文艺对生存的价值体系的建筑，对多元审美品质的探索。这场危机连缀的文艺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着一场由文艺自身而始、面向受众的审美救赎势在必行。救赎者应领受几代文艺家推卸掉的责任，清理他们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态，并进入漫长的有关自身文化养成和审美构成的自我驳诘。
第七部分 我们时代的人性现状
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从未有过的人性退化和畸变。
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究其实质是国民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人性的危机。这些年，当人们谈到当下时代的人性现状的时候，莫不痛心疾首、忧心如焚的，然而所有批判当下人性状况的说法又莫不陷入一系列的误区。最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出现了退化，动物性横行，道德沦丧。这些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很准确，然而它们又多是浅薄之见、泛泛之论，因为这种人性的表现，此类慨叹与批判古代存在，现代存在，当代自然也存在。这些解释不具备针对性。我们这则报告发现的则是几乎从未有过的人性问题，我们着重报告给读者的也是人性的新状况。
先从一个典型的个案说起。2007年9月5日，轰动一时的“搀扶老太被诬撞人”案被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根据“常理”推定被告彭宇侵权，判令彭向原告赔偿4万多元。判决书还说，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结果一出，网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地引出了“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的话题。这就是一则从未有过的故事，然而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它反映出了我们时代的怎样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还是人性问题？
我们认为答案是后者。如果老太太跌倒后没有人去扶一把，那是道德的堕落；但当扶起老太太甚至送医院去救治的人不仅没有被感谢，反而要承担并非自己造成的老太太的跌倒责任时，那就不再是道理的问题就是人性的堕落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独特的时代社会文化场中，“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会从此被视为人性的正常表现。——这才是最可怕的。
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据2007年10月9日《燕赵都市报》报道，大白天在新乐最繁华的街道上，50多岁的母亲被抢劫者的摩托车生生拖出去几十米远，围观的几十人竟无一人上前帮忙，用来给外婆看病的3万元钱就这样被抢走了。对此，没有人追问这样的的问题：围观者与歹徒，谁更可恶、可恨、可怕？似乎也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不应该被追问的地方，展现了中国人性的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方面。无独有偶，2005年4月18日下午，位于衡水闹市街头的一公共厕所内，一女孩在如厕时被尾随而来的拾荒男子强奸。更令人痛心的是，女孩受害时间长达20余分钟，现场围观市民40余人，却没有一人出手制止。有人称之为“又是一出典型的冷漠看客闹剧”。仅仅是冷漠吗？歹徒、杀人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会有，然而歹徒视众多的围观者为无物，这样的状况却绝不会总是出现在各种时代和社会。歹徒总是极少数，可围观者的数量却可以等于无限大，歹徒终究会被绳之以法，但围观众人却总是在转眼间仍然是“良民”。——这些“良民”的人性才构成了社会的根本，才是文化的本质之所在。这样的人性现状难道不正是培育歹人横行的土壤吗？
可见，今天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根本上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道德问题相对显明易见，而人性问题却常常让人非夷所思，无可奈何。细究之下，当下我们的人性现状表现有二：
其一是人性的退化和消弥，指的是退到动物性，比如纵欲，有奶便是娘的风气。这种表现虽然古已有之，但现今尤甚。其二是人性的异化和畸变。前几年，有一场沸沸扬扬的“虐猫事件”，最后当事人被开除公职。在这一事件中，虐猫者的问题显然是人性退化的问题，比如丧失了起码的善良心，对小动物的残忍，变态的发泄等等，对她的谴责也是应该的。然而这还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更有意味的是没有人关心当事人的心理问题，没有人为这位并未犯法的当事人丢掉工作同情，更有网民竟然振振有词地要追杀虐猫者。比起虐猫那种人性的退化，这种公开的“虐人”的行径则意味着一种人性的难以被看到的极度异化。可以说，人性的异化和畸变是更难发现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它指的恰恰是过分“社会化”、“人际关系化”、“人性分裂化”。有的人“玩”的很圆熟，他从不做真正的好事，但人们看不出来。有的人从来只会以人际关系网络为眼界，只会周旋于各种力量的搏弈之中，从来没有人性的准绳，也从来没按照一个“人”的准则行事，但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备受各色人等青睐艳羡。有的官，并不贪污，你抓不住他的问题，但他从做不出为民造福利的好事来。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红楼梦》中至少还能够被发现其中有猫腻，但葫芦僧在今天已是常态。
这样的人性又直接造成了国民性的现状，一则愚昧和无知，二则傲慢与偏见，构成当下国民性的基本内核。如果说善恶颠倒是愚昧，那么善恶不分则是傲慢；如果说人性丧失，害人害己是出于无知，那么以自由的名义，滥用自由，漠视人性的正义本质，则是偏见在作怪。
由此，这个时代不仅仅是邪恶者载誉，神圣者蒙羞的问题，而是人们不会关心更不需要去追究载誉者背后的黑幕，人们也不会去关注蒙羞者的灾难。表像是惟一被关注的焦点。我们只呼唤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计较成功背后是否以人性丧失为代价，我们只簇拥“进步”和“进步”的表象，而不去关注“进步”背后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变为阶梯。
由此，过去任何时代的是是非非、任何的价值与准则，在当下似乎都变了形，失了效。过去虽也常有正不压邪的悲剧，但在这悲剧里至少能让人看到人性的斗争，使人们明白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假丑恶有时是会战胜真善美的，然而今天的邪恶、丑陋却时时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悲剧发生了，你却找不到它的根源，看不清它的实质。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被扼杀的善良背后总是能找到一个或多个敌人，即悲剧的制造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了，悲剧的主人公永远不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文化！又是多么混乱的一种人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