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四大亲信01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亲信
一、联络员毛远新
如果说到毛泽东晚年的亲信——联络员毛远新，就不能不提一下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也就是毛远新的父亲之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经济专才，他的实践能力在陈云之上，和林伯渠、吴亮平并称瑞金时代的我党的经济领域中的“三杰”。毛泽民管国家银行和国民经济部以及开采钨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暗渡陈仓保证苏区的供给在党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只是因为毛泽民牺牲较早，所以，一直以来他的某些事迹还不为人知，特别是后来他化名周彬，和陈潭秋一起主持新疆我党的统战工作，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仅仅花了三年的时间使得新疆的财政走向平稳，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对这位神秘的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表示了足够的兴趣。陈云晚年专门提到毛泽民，他说：“毛泽民同志是一名非常优秀、务实的经济专家，他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财政经济领域中的人才。”
更为主要的是，毛泽民是毛泽东很少能够听进去不同意见的人。根据毛泽民的亲属回忆，毛泽东在发脾气的时候，只有毛泽民能够让他息怒，而当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罢黜之后，兄弟二人后来曾经做过一夜的长谈，内容至今无人知晓，只是后来毛泽东自己和毛远志、毛远新说过：“你们的父亲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毛泽东很少对他人谈及自己的亲属以及自己对这些亲属的观感，就是杨开慧也不例外。特别是毛泽东江西下台之后，毛泽民本人没有消极怠工，反而加倍的工作，为在野的毛泽东赢得了一定的声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晚年几次谈及他第一次去长沙求学的时候，是毛泽民卖了家里的猪供他路费，而且，不辞辛苦的挑扁担送毛泽东上路，因为为了给毛泽东、毛泽覃上学，毛泽民辍学，成为毛氏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位，毛泽民的任劳任怨、俯首甘为的精神一直是毛泽东极为称道的。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在听取李讷、毛远新的关于北京、哈尔滨红卫兵动向报告的时候，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像你（指的是毛远新）父亲那样以大局为重的人不多了，都是一心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发号施令。”
毛泽民之被派往新疆其实是毛泽东延安定下的“西进方针”的一个重要步骤，联络盛世才借以争取苏联斯大林的谅解，同时为延安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具有友好态度的合作伙伴。而派遣毛泽民前去除了发挥毛泽民的经济才干以外（盛世才提出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更为主要的是毛泽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这一层渊源，毛泽东在众多的子侄中对毛远新历来是另眼看待，规格在李敏之上，而作为一向刻薄的江青也深知毛泽东的脾性，所以，在公开场合下，江青对毛远新总是青眼有加。
外界多次有人撰文说江青在后来如何拉拢毛远新，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有资料显示，自从１９５４年开始，毛泽东先后１７次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毛远新在场的次数在九次之上，和李讷的次数是一样多的。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传很久的所谓的《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之外，在已经公开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历史意义》中披露：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前后就开始委派毛远新作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观察员”，而此后陈锡联、曾绍山因为紧跟毛远新获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实。其中，陈锡联公开称颂毛远新在辽宁的所谓的革命工作不啻于领导一场新的“辽沈战役”，而陈锡联此举遭到来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不满和申斥。
一般意义上说，如果毛泽东坚持的意见，江青是不敢反对的，虽则江青在一些时候甚至在相当时候可以左右毛泽东的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是，一旦毛泽东认同的人或者事，江青只有服从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汪东兴等人并非是江青的座上客，反而一直身居显赫的位置的原因所在。所以，毛远新之得宠和毛泽东的培养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曾经亲自问过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想负责，负起革命的大责任。”如果，同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泽东很有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首肯毛远新的回答。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远新为了取悦毛泽东，经常请人写出来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和列宁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诵之后，在毛泽东的读书时间中通过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久而久之，毛泽东竟然得出结论说：“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还是强的多的。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又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１９７５年９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讷正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
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三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
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６８０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２１４５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
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二、肃反专家康生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之后，曾经提及对康生的印象，很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个相貌干瘦的老头是什么头号理论家，相反，他则认为康生更像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著名刽子手叶若夫。叶若夫是苏联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中大清洗高潮时令人胆战心寒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子，他在一九三零年还默默无闻，然则到了一九三五年就进入当时只有三个成员的苏共中央书记处（另两位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叶若夫在臭名昭著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亲手批准杀害三万多人，他的最高政治职务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可是，即令是这样，叶若夫也不可能和文革时期的响当当的反修战士“康老”相提并论。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官运亨通是罕见的，他之所以被称作康老也是由于他的党内资格之老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叶若夫一共才迫害了三万多人，康生在文革中制造的“内人党”惨案直接迫害无辜群众以及党员干部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致死的多达１６２２２人。叶若夫和此公比起简直是不值一提。
康生看不起陈伯达，他对这个毛泽东一度很欣赏的大秀才嗤之以鼻，称他是“乌龙院院长”（陈伯达做过马列学院的负责人），然而，我们很少看到康生有什么传世的理论大作，唯一经手花费大力气编辑的林彪文选后来也因为九·一三事件而流产。康生之于党内的一些理论家而言，更多的是停留于口头而非笔头，而且，他的口头的理论之丰富、之狠毒、之决绝远要比那些笔头上的厉害起很多倍。一位曾经和康生共同工作十三年的前辈说过这样一番评价康生的话：“此人文不能提笔，武不能弄枪，却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哪一次整人几乎都没有被他错过，每一次党内斗争他都是胜利者的同道，连五代十国的‘长乐老’冯道也比他不得。”现在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我们还能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面容和蔼、谦逊的康生在一起探讨问题的痕迹，这位深通中国金石之学的“学究”一旦翻云覆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灾难的临头之际。
康生自己说过：“在中国搞政治有两条捷径，一个是给人家做媒人，因为做了媒人人家就要感谢你一辈子；一个是做老师，收门生，这样羽翼就扩大了。”康生素以城府很深著称，这种肺腑之言的吐露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李锐回忆中就有康生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和田家英等人大吐苦水的经过描述。但是，康生的所谓这些心里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都没有什么主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把柄落在听者的手里，相反，听者此时的唱和却经常被说者抓住，而且到了说者认为关键的时候就会立刻毫无犹豫的抛出来，作为听者的罪状之一。康生上述谈话的对象毛泽东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师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把师哲、田家英、邓拓这三位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喜爱的对象和康生的关系做一个必要的交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康生的很多侧面。
师哲一度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好到两个人茶余饭后大聊各自的家世，毛泽东与师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早年都是各自母亲的支持者和父亲的反对者，所以，当师哲大谈他的母亲善良、勤劳时，毛泽东居然有了很动感情的回应，这在一生盘旋于政治漩涡中的毛泽东并不是多见的。当然，师哲的这个得宠信号没有逃脱康生的法眼，康生想尽一切接触师哲，因为共同在苏联生活的经历，康生和师哲的“共同语言”少不了，此外，康生还送来当时的奢侈品牛奶、面包和师哲共享。作为一介书生的师哲得到这位前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二号人物的照应，深感荣幸，更令师哲感到康生的温暖还在于以后的整风运动后，康生曾经亲手批准把一批被认定是特务的人分别处以枪决、囚禁等刑罚，而被处死的名单上有师哲的弟弟，康生知道之后，立刻又亲手划掉，这种法外施仁在康生则是不多见的。
田家英在最受毛泽东欣赏和赞扬时，康生是田家英府中的常客，二人不时谈论起各种感兴趣的话题，气氛十分融洽，田家英称呼康生是“东海圣人”，至于康生怎么样恭维田家英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在的回忆资料来看，有些比较肉麻的话也是少不了的。另一个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党内秀才邓拓也曾经是康生考古弄学的同伴，邓拓因为欣赏康生的对金石的学问，经常邀请康生来家里观赏各类古玩，二人就各自的心得大加畅谈，不亦乐乎。
然而，就是以上这三个人，当他们不再被划进政治的核心圈子之后，康生随即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失宠于毛泽东的师哲后来被康生诬陷以致于关进秦城监狱，多次受到来自康生亲自的“关怀”，三自一包事件遭致毛泽东不满的田家英很快收到康生的冷遇，田家英假如不是自杀，那么也很难逃过康生对他的攻击。邓拓即使自杀也没有逃过康生对他的“清算”，邓拓的古玩收藏其中一部分被康生关照抄家的造反派运到了指定的地点，随后被康生盖上了自己的收藏专用章“大公无私”收为己有。而邓拓尸骨未寒，康生送给邓拓的几顶大帽子早就赶制完成。这三个人中只有师哲完整无缺的记录了康生的翻脸无情的经过，其他二位只能在九泉之下领受了。
三、思想家张春桥
毛泽东虽然自己从没有说他是思想家，但是，他内心一定不会否认这点，而这点也不会有人来否认。然而，毛长期以来并不认为党内可以荣膺这种头衔的人很多，他说：“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并不多，以致于让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多年。”这句话在１９６６年说的时候，指的是刘少奇，在１９７１年说的时候，则指的是陈伯达。可是，无论是１９６６年还是１９７１年毛泽东说起张春桥时，他都要说：春桥是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而长年随侍左右的康生至死不过是理论家。可见，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期许之深了。
张春桥早在五十年中期就已经对毛泽东的一些建国之后的想法开始做系统的研究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完《西行漫记》就决定跟着主席吃辣椒，干革命了。”张春桥本人从来不吃辣椒，但是，因为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张春桥居然练习吃辣椒，连上海滩的徐老三徐景贤都对张春桥的揣摩功夫表示由衷的佩服。后来，中央负责徐景贤专案的人员之一的张挺透露：张春桥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的时候，经常大段大段的背诵毛泽东讲话，在毛泽东两次莅临上海时，在听取上海市委关于近期上海和华东资产阶级思想动态报告之时，毛泽东对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印象非常深刻。事后，毛泽东对大区书记包括柯庆施和李井泉、王任重说：上海有一个秀才，叫张春桥，文章写的好，政治嗅觉敏锐，值得培养。
第一次庐山会议过后，毛泽东曾经对柯庆施说：秘书要选对，也不容易，这点上我不如你，小舟、李锐都反对我，张春桥就支持你。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张春桥的看法出现新的转变。认定这位山东秀才是无产阶级阵营的中坚力量了。
安亭事件处理结束后，毛泽东对左右说过：春桥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考虑无产阶级利益，而陶铸总是把老爷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党内也要各领风骚几百年嘛，这次春桥就领了风骚嘛。而后，陶铸下台，江青奉命传达毛泽东的这部分讲话，党内高层终于看出了张春桥的份量。而在文革成立之初，张春桥就一直不甘心只作一个陪衬，他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全局才能。特别是和谭震林、李先念的争执，虽然张本人体现了足够的领导经济的外行，但是，却得到毛泽东的一再肯定，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就谭震林和张春桥的意见对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震林同志是老资格，但是，也有经验主义，现在是三娘教子，还是子教三娘？我看是子教三娘。春桥的意见值得国务院考虑，为什么喜欢当官做老爷而不愿意下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呢？”李先念随后向张春桥道歉，取得了张的谅解，而谭震林自恃毛泽东对自己的宠眷未衰，断然拒绝了张向他投来的橄榄枝，于是，终于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张的足够报复。毛泽东曾经愤怒的指责谭震林：“你已经入党了几十年嘛，怎么办？你已经活了六十六岁了，怎么办？”（这话是针对谭震林说自己不应该入党几十年，和活了六十多岁的说法）接着，毛泽东继续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春桥提醒你，你为什么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碰头会议上的讲话）老一辈的三老四帅就此彻底的明白了毛泽东对于张春桥的态度，但是，有些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请假检讨了。
然而，林彪集团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又一轮的打击就此重新展开。林彪最初看重的是关锋，刘志坚、萧华倒了以后，林彪在论及总政治部的人选时，曾经指出：“罗荣桓以后，总政没有什么好人了，是庙小妖风大，谭政抵制我，也抵制其他军委领导，萧华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听罗瑞卿的，不听毛主席的，也不听我的。总理的话他也不听。关锋同志一直是穿了军装的秀才是红秀才。”所以，在关锋的任命上，林彪一直赞同关出任副主任乃至将来出任主任。总政并不是林彪的地盘，而且，是林彪一直准备拿下的领地，多位总政主任并不是和林彪相处的非常融洽。林彪自己就讲过：我多年突出政治，以政治管军事，但是，总政总是和我唱对台戏，奇怪嘛。然而，直到林彪死前，总政的印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交给林彪。关锋的下场更是说明了这点，王关戚三人被捕是各有各的原因，而关锋的被捕和林彪的信任是有直接关系的，其中直接致命关锋的就是张春桥。
张春桥最早看出林彪准备拉拢王力、关锋进而拉拢陈伯达的意图的，中央文革内部一向山头林立，老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和代表各大区局的郭影秋等人倒了以后，就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和王关戚这几派了，其中戚本禹一直是追随江青的，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的排挤，戚本禹最终难逃厄运。而王力主要是攀附毛泽东、康生，王力的野心比较大，他是一向以邓小平、彭真等人自诩的，所以，很快失宠，但是，王力也是陈伯达赏识的人之一，王力垮台，陈伯达居然毫无办法，至于关锋，也是陈伯达的老部下之一，陈伯达以为林彪可以伸手，但是，关锋被捕，林彪有苦说不出，根本无法相援，而林彪、张春桥的结怨也由此而来。林彪对吴法宪等人说过：“不要小看了一些阴谋家，主席百年以后，他们要兴风作浪呢。”不巧的是这句话在后来的九届二中全会大区讨论时被吴法宪捅了出去，成为林彪打响反张春桥的总攻击令了。
毛泽东两次刻意的树立张春桥的权威。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天才的讨论，毛泽东首先把口风透给张，所以，才有了让吴法宪、许世友、李作鹏、韩先楚等人大发雷霆的那句“讽刺”一说，其后，韩先楚等大将因为和林彪无关被保护过关，而保护人竟然是张春桥。至于吴法宪等人自然是要追究幕后人物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事前除了江青、谢富治等极少数人知道，连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何况林彪呢。毛泽东打垮林彪是险胜，而且同林彪集团过早的暴露火力还有直接的关联。张春桥固然不是毛林翻脸的原因，但是，却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而在张春桥来说，借此打倒自己一直视为眼中钉的陈伯达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第二次是林彪死后，批判林彪。当时，周恩来、康生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是康生）的会议上和政治局打招呼会上都是强调的批左，批极左。但是，张春桥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大唱反调，说：反左不能没有界限，不能无限上纲，没有什么极左。只有极右。事后，凡是迎合周恩来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张春桥再次成为所谓真理的化身。其背后的直接授权人就是毛泽东。汪东兴曾经不无醋意的说起张春桥：“春桥同志理论水平很高，是我们党的诸葛亮呢。”
从九大到十大张春桥在毛泽东扶持之下，扶摇直上，虽然他的地位不过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实权非常可观，即使是名义上在他之前的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德生、王洪文等其实也不在他的眼中。最为说明问题的是，当华国锋将被委以重任之时，毛远新传达最高指示居然要华国锋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多和春桥商量着办。
毛泽东在得知张春桥写的“有感”一文之后，居然没有发火和恼怒，反而让江青去安慰张春桥，说起自己的难处，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居然迁就张春桥的牢骚，可见，张的炙手可热。
张春桥之所以被毛泽东看重，除了紧跟以外和江青的美言，最为主要的是他是领会晚年毛泽东意图最为明确的一个人。后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华国锋是一个投机分子，迟早要断送主席的伟大革命成果的。”如果从结束文革浩劫的角度来看，张的评论自然是谬误的，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继续革命论来看，张还是很有预见的。此外，长沙告状的主谋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一直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根据后来汪东兴的回忆，张春桥多次对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其实比刘少奇、林彪更有可能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在后来出尔反尔的打倒邓小平时，提到了张春桥的这句名言。
张春桥被捕以后，李先念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主席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
四、鹰犬谢富治
谢富治一直是党史和军史上的谜一样的人物之一，因为死的比较早，所以，有些活动还是没有展开，但是，由于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艺，使得我们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到这位军功泛泛但是却异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泽东晚年的少有的宠臣身上来了。
谢富治和吴德峰、黄志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从红军时代肃反过来的，都是有名的整人专家，但是，谢富治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吴德峰虽然整人狠毒，但是，后来解放后大义灭亲，因为执法杀了自己亲弟弟；戴季英是一门忠烈，而且，解放以后他已经多次检讨有关错误，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黄志勇只是一个疯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慑力。唯独谢富治不仅胸有城府，而且，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即使是康生这样的老谋深算的人对谢富治也是畏惧三分。然而，最早发现谢的才能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国焘。
谢富治在四方面军的位置后来十分显赫，做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前一个组织部长是和张国焘的亲信之一的黄超平级，后一个则是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在四方面军的多次肃反中始终没有看到谢富治的身影，那么，他的功劳来自于何处呢？根据现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和《公安部关于内调谢富治历史问题卷宗》以及《确认谢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报》等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负责的主要是清洗军队和分局内部不得力的干部和提供清洗的证据和名单。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指出：“谢富治在张国焘的指使下，分别就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张国焘对待一切敢于对抗所谓中央意图的措施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其中，他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此外，谢富治伙同黄超、李特对大批师长以上的指挥员进行监视、跟踪。谢富治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张国焘的赞许，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政治会议上多次夸奖谢富治是‘尖锐的锥子’。”（该书１５２页）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谢富治在四方面军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组织内部的，所以，这和黄超等人的穷凶极恶又有所区别。因而，在后来清算张国焘问题时，谢本人除了卖身投靠之外，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害邝继勋等人，所以，相对没有血债。得以轻松过关，而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的极力保护，谢富治只不过暂时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贬斥。随后，抗日军兴，谢富治再度还阳。
至于谢富治在清算张国焘的罪行的过程的表演，下面还要详细介绍。谢富治之被毛泽东激赏，正是在于他得力的揭发了张国焘的罪行。虽然，四方面军揭发张国焘的大将还有李先念、许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组织机密和人事核心的还只有谢富治，假如黄超、李特能有谢富治一半的聪明，后来也不至于死于新疆。
关于谢富治的功劳，在很多文献中不再被提及，并不是避讳张国焘的事情，而是因为谢富治已经遗臭万年了，没有必要为他评功摆好，一度，在教科书中，连陈谢兵团的字样都被取消。但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实在无法避免的提到谢富治这样异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十分罕见的提到这样一段话：“张国焘同志背着党中央在鄂豫皖地区实行军阀统治，受到了很多同志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谢富治等同志的抵制……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可见，谢富治在揭露张国焘的罪责方面确实具有足够的表现。
在延安时期，朱德、刘伯承关于揭发张国焘的组织军事路线错误的时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谢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说：“谢富治同志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而最具有权威的则是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帮助教育挽救张国焘工作会议上发言：“一段时期以来，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影响了很多的同志，干部战士。前方后方，以致于很多人认识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谢富治同志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无疑，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对张国焘的致命的打击。
时隔多年以后，在延安的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及谢富治，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的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它好同志。”这段话更加可以说明谢富治在整顿张国焘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正是由于谢富治顽强的表现，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为他走向新的起点奠定了基础。而谢富治真正表现出他巨大的杀伤力和足够的城府以及手腕则是在于１９５９年之后。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提名入选公安部长的人选除了杨成武、杨勇、张际春等人外，还有张宗逊。但是，毛泽东直接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这样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实等于告诉刘少奇等人，谢富治是合适的人选。谢富治当选之后，毛泽东还对其它常委做过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７２年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２３页）
而谢富治上任之后，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不仅给毛泽东留下了坚定的印象，而且，保护了康生，联络了林彪，从而使他的位置日益巩固起来。
康生在上海时期有一段历史是始终说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赵容被捕而后居然很快释放的事件，这件事，舒同、饶漱石分别和毛泽东谈起过，特别是饶漱石主政华东之时，专门为此作过调查，并且把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批示却在１９６０年，非常奇怪，而且，还是直接批给谢富治的。谢富治衔命南下，历时一段时间后，作出新的结论，新的结论在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把它交给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过江青传话给毛泽东：“主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永远是主席的一个老兵。”而后在接见红卫兵南下揪斗王任重代表团时，康生当着谢富治的面说了这样一番意义含蓄的话：“富治同志经验丰富，目光敏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他才是我们党的肃反战线的杰出代表呢。”出自党内著名肃反专家之口的评价显然非常重要。而同时让康生胆寒的是，谢富治显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为人，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的。而谢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势力，康生显然更清楚。
陆定一是刘少奇或者说是１９５９年之前毛泽东在宣传战线的代言人，当时，他一身兼任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文化部长、副总理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数一数二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严慰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惹来了麻烦。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谢富治手中侦破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关键是谢富治把这个人情做给了江青，成为江青代表游泳池和毛家湾联络的启机。从此，江青就不再把谢富治看作一般的战友，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的战士”了。至于林彪无疑更加对谢富治的表现表示出足够的热情。九大预备会上，林彪提议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当然，他知道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处理王光美专案问题上，江青名义是顾问，其实是灵魂，而直接决定把处理大权交给江青的正是谢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最高敬礼”的时候，江青说出了真话：“没有富治同志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侦破能力，我个人是非常渺小的。”骄横一时的江青说出这番话也不是偶然的。谢富治冷酷无情的一面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曾志曾经回忆毛泽东之于陶铸，她以一个跟随毛泽东多年的战友的眼光观察毛泽东之后，她说：“主席其实不喜欢陶铸，因为陶铸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话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谢富治显然是因为所谓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两次较大的历史漩涡中获得新生。
在毛家湾最为鼎盛的时候，谢富治是林彪夫妇的座上客，吴法宪空运来的螃蟹，叶群总不忘给谢富治、刘湘屏夫妇送去，而获得了副统帅的馈赠以后，谢富治也要连忙过府道谢，一来一往，关系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泽东命令谢富治调查黄永胜的时候，谢富治不仅十分卖力，而且，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多次和人说起一首诗，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谈及的对象包括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其中许世友、韩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释。毛泽东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后来南巡著名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到了黄永胜的这首诗，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１９７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后，在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让黄永胜在总参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黄永胜在念报告时辞不达意、三度说错，极为狼狈。毛泽东听说之后，说道，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消灭林彪集团过程中，谢富治已经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部署毛泽东的指示，给林彪、黄永胜以最后的一击。特别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执勤人员分布在指定地点，虽则没有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所肯定。连周恩来都承认，谢富治同志心思缜密，能力突出。由于谢富治的病重，毛泽东不得不启用吴忠、李德生、吴德等人作为后备，但是，他们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志商量解决并告总理知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谢富治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