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周恩来

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周恩来确认，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认识，周恩来在“文革”中都想方设法尽力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会讨论这个关于“文革”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时，周恩来同陶铸等同志商量，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等提法，并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其中关于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条文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些修改意见被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吸收。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革”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在“造反有理”、“破四旧”等口号的煽动下，大批红卫兵冲向社会，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肆意侮辱、打骂、抄家、揪斗，制造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严重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力图加以制止。1966年9月2日，他草拟《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10条要求。其中有：“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等。

9月10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不能一切都反。”他说：

“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 ?毛主席的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

“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符合实际，多数还是好的。要注意政策。”①

周恩来认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因而他在“文革”中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1967年1月22日，在他得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沉痛。他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他要求公安部报告张霖之遗体解剖结果。后来，他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还多次讲过张霖之惨遭迫害致死的事情。有一次，他眼含热泪，手里拿着张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 “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还说过：“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随后不久，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有关规定。

为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主持制定相关的政策。

为了制止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违法乱纪行径，保护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周恩来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并认真进行政策宣传、教育。

首先，周恩来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注意政策界限。1966年9月13日，他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全体红卫兵大会上，对即将分赴广西、长沙、成都、广州串连的一万二千多名红卫兵讲话，强调要注意党和国家的政策，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文斗和武斗，区别校内和校外，区别国内和国外。他指出：

并不是所有文教机关、党政领导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有一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犯了路线、方向错误的是不是就是黑帮?不能那样讲。不要滥用黑帮这个词。上海有人问我是否说过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不能说犯路线错误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党。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②

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性质，注意分清政策界限，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9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研究制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措施。会议决定，先由各部门负责人指定人员组成小组，收集材料，研究并提出问题和初步处理意见，提交中央碰头会讨论后，报毛泽东审批，或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当天，根据会议精神，陶铸主持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并报周恩来审定。《通知》提出在当前文革中急需解决的8个政策问题。其中有：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处理政策；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对自然科学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华侨、外事、民族、宗教等政策。

周恩来对这个《通知》稿作过多次审阅、修改。9月23日，他批写道：“上述八个问题均请中央文革小组考虑先行派出各报社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分赴有关方面和重要城市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拟国庆节后在碰头会的务虚会上，按问题缓急、准备如何，排列先后，一个个地进行讨论。”

在研究制定有关“文革”政策的过程中，受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刁难、阻挠。为制定 “文革”中有关经济政策，9月20日，周恩来致信江青，要求他们不要拖延。信中写道：“ 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商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为制定和贯彻好“文革”中的有关政策，9月22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他在会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宣传解释政策”。他说：

“干部要经得起考验，要清醒，不要怕‘炮轰’，戴高帽子也不要紧。在群众面前，要敢于承担责任，接受委屈。红卫兵是新生事物，势不可挡。对他们一是支持，二是保护，三是宣传解释政策。不能利用两派互相斗争，否则，把问题复杂化了，越闹越麻烦。‘黑帮’、‘ 黑线’不要再用了。‘黑五类’这个说法也不好。”③

周恩来不仅主持研究制定“文革”中的有关政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宣传、解释这些政策，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围绕政策问题，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为保护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仅举数例：

——1966年8月24日，为了有组织地集中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并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26日，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随后，9月1 日和10日，在两次红卫兵座谈会上，周恩来听取红卫兵们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宣传、解释党和国家政策。对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情况，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一文中写道：

“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 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

——10月3日，周恩来接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说：党内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党、政领导机关不是黑帮，属于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对兄弟民族领导干部要抱爱护态度，要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破“四旧”、立“四新”也要经过社会调查，这是个长期任务。中国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势力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在大民主下，要有高度的集中，有些权力不能下放。法律逮捕权应掌握在法院手中，宣传权，党报、新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不能由哪个红卫兵组织使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你们就会出偏差。

——10月15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时，针对有人提出“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明确指出：“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前一时期研究制定的一些有关“文革”的政策规定，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在谈到有关干部政策问题时，他说：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要向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四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不能什么都让。

——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来京师生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强调指出：要区分两类矛盾，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他还说：大民主，也应该有个限度。谈民主、自由，要与集中、纪律统一起来。要尊重、信任专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对各级党、政领导的罢免或停职反省，是各级党委和中央的权力。最后通牒的方式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讲话，强调指出：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能说因为革命了，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是无政府主义。 ——1月29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严肃指出：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污辱。当权派也有好的，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当得知造反派不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时，他说：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歌子也不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

——1月31日，周恩来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时，严厉批评北京的一些造反派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违法乱纪行径。他强调说：一定要事前打招呼，不然，可能会出意外的乱子。这个乱子不是小乱子，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他还特别嘱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秘书局和国务院秘书厅的工作人员：“就怕我们内部插一刀，背后插一刀，我们毫无防备。”

亲自出面采取种种保护措施。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策划和纵容下，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不顾党纪国法，恣意违法乱纪，强行点名批判和揪斗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面对日益严重的“文革”肆虐，周恩来焦虑不安，心急如焚。他在主持制定和宣传“文革”有关政策的基础上，进而对被冲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亲自出面采取种种保护措施。

下面集纳一组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殚精竭虑保护社会栋梁的。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江青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定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的住地。

12月24日，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事，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2月28日，嘱咐秘书打电话告诉邓子恢：今天农口的批判大会，他可以称病不参加。

12月30日，周恩来得知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回北京后，电告中共广东省委，应由军区派部队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薄来京。第二天，周恩来又就部队护送薄来京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967年1月3日、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严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大会不能开。造反派不得不答应会议延期。

1月8日凌晨，接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后，周恩来把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严肃指出：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同一天，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有些造反派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并且严肃指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1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诉二机部部长刘杰，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1月中上旬，周恩来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家的消息后，立即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去制止。他还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月24日，就安徽、贵州等省的监察委员会的群众组织要求把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的钱瑛，揪回省里批斗事，周恩来批示：“暂不必去安徽、贵州”。

1月25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的代表时，周恩来强调指出：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留一些“长”字号，保证业务畅通。否则，你们会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长随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他还说：穆欣不能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说叶季壮和“黑帮”有关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1月26日，在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强调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他说：余秋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在大庆艰苦创业，到小计委后，搞计划工作有成绩。他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需要他。主席讲过多次，余秋里要保。在余秋里被造反派批斗期间，周恩来每次都派联络员跟随，并让联络员事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间即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把人抢走。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造反派代表，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1月29日，时任周恩来联络员的刘西尧被二机部造反派头头扣留，周恩来得知后，嘱咐秘书告诉二机部九院的造反派头头，不能扣留刘西尧，中国科学院的事，还要他去办。

1月31日，为保护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周恩来就以需要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接来北京一事批写道：“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2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批评他们对领导干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他严肃指出：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表人物。各省、市统统都是“黑帮”，那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他还明确表示：谷牧不是“黑帮”，他在国务院有工作，不要揪来揪去。在讲到大庆油田时，他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2月19日，周恩来收到“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组成的“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 ”写来的信。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信中还列出两天准备“揪出来示众”的28人名单。26 日“揪出来示众”的有：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27日“揪出来示众”的有：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看了来信，在这些同志的名字下重重地划了一道横线，并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 “请研究他们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并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实际上，周恩来是不同意揪斗彭真等同志的。当时受命保护彭真等同志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回忆说：“造反派要批斗彭真，也是一两万人的大会，总理不给。江青批评我们，说什么你保护的人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总理没办法了，对我说：给他们吧。但你们要保护。怎么保护呢?周总理说：你们找一架直升飞机，在东郊体育馆外面找一个场子，上面用布盖起来。什么都准备好，驾驶员在门口坐着。万一这一万多人要冲，你们挡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飞机弄走。”

摘自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