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塞曾在北京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空姐。她告诉布里塞，在大学的历史课上，她和同学曾两次落泪：第一次就是讲到火烧圆明园，第二次则是红卫兵对历史文化的破坏。

　　的确，中国人对于圆明园的伤悼如今几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它被经常性地引用，抨击旧王朝的对外决策、甚至成为最近30年国家开放战略的依据。

　　但是，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决斗。悉尼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者具体分析说，这场战争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纠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另一个强国---中国。

　　与过去西方世界内部的战争一样，失败者丧失了殖民地---中国的东南亚属国。这场战争也许与16至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争霸类似。而那场规模不大的决战---八里桥之战似乎可以用英国舰队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来标榜---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军队就是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族骑兵。

　　对于中国的陌生和不解，并未随着时间而改变。当圆明园被中国人当作国耻来纪念的时候，西方世界表现出的更多是漠然和不理解。

　　“文化的差异固然存在，不过立场的不同才是根本，一个是侵略者的立场，一个是受害者的立场，所见所闻所感就完全不同了。”汪荣祖说。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可忘记的“国耻”；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种“记忆责任”。

　　圆明园对于今天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也在使它陷入尴尬。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圆明园的外国专家，布里塞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重建圆明园的争论发表意见：他显然站在了“遗址派”一边。“我知道中国人对此事的争论，我的观点是，我希望圆明园还是像现在这样，不要重建。”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历史的地方。如果要重建的话，弄不好圆明园就会成了一个迪斯尼那样的游乐园。”

　　“综合性”的发展

　　自80年代圆明园引起人们关注以来，对于到底是重建还是保留目前遗址的争论已经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至1981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第三次则是在布里塞出书后的几年里。而在80年代，曾有专家估计重修圆明园需1.6亿元、耗时10年。

　　在“遗址派”---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圆明园学会顾问叶廷芳眼里，圆明园从一个皇家园林已演绎成文物的生命，附加了历史见证的新价值。“中华民族正在由贫弱到富强，记住我们的耻辱比怀念辉煌要有价值得多。”他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保存遗址就是对圆明园最好的保护。

　　对此，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圆明园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恩荫有不同意见。他认同经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圆明园遗址恢复方案，就是要恢复少量建筑。

　　“现在根本没有恢复几个东西，到九洲清晏去看，几乎看不懂。”张恩荫对目前的整修水平并不认可。

　　经过几轮较量，双方都已经没有什么底牌。一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也没有结果，比如周恩来对于圆明园重建的看法。

　　一方面是梁思成向别人转述说，周恩来曾对他讲有条件时可重建圆明园。而“遗址派”以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转述周恩来的话为根据：“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本来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却被双方引用作为己方的依据。

　　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在以圆明园的特殊意义作为根据：“遗址派”坚持的是保留国耻象征、警示后人，而“重建派”则是在此基础上希望用重建来标示1949年以来中国的重生。

　　在各种争论中，圆明园遗址仍然荒废着。各种利益群体则时刻觊觎着这片数千亩的“宝地”，跑马场、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各种带有时代符号的产物同样云集圆明园遗址，同时不断受到外界的抨击。

　　到90年代末，曾经也被外国军队烧毁的颐和园不仅修复，每年还有四五千万游客、七八千万收入。而圆明园每年只有200万人左右，全部收入2000万元。那时已经建成的珠海圆明新园甚至还有1.6亿元的年收入。

　　圆明园管委会主任陈名杰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公园严格按照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对圆明园所作的规划，“复建部分不能超过10%，把圆明园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好。”

　　对于圆明园的未来，他介绍说，圆明园在爱国主义的传承方面有独特的地方，除了迁出院内居民和改造圆明园山形水系以外，他们还推出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比如春节的皇家庙会，四五月的踏青节，七八月间的荷花节等等。

　　陈名杰曾对圆明园游客进行了分析。“北京市本地游客占40%，外地游客占60%。按年龄分，中青年居多，老人少。按照散客和团队说，散客占90% ，团队只占10%，但是散客的人数是逐年增长的。”

　　他认为，圆明园需要有多重价值和多重身份，“国耻纪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是圆明园的独特价值，但不是全部。”甚至圆明园的外交价值也不能忽略，“它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的一环，在国家的外交体系里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汪荣祖的对谈结束后。大雨中，布里塞客气地说：“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更有勇气，因为法国人只纪念骄傲和成功，而中国人敢于面对曾经的失败和耻辱。”■

　　圆明园的当代遭遇

　　几乎就在80年代的最初5年里，圆明园由京北一处差点被彻底夷平的普通古代废墟一跃成为整个国家苦难历史的象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1968年春天，31岁的杨振铎从海淀区绿化队调到圆明园苗圃做班长。他家本在城区的宣武门，只好带了行李一个人住在单位。周末骑自行车回家，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

　　虽然读书时从课本上了解过一些圆明园的往事，这却是他第一次来到实地。杨振铎发现那里与自己过去了解的大不一样。“地方太大了。”中专时就读园林专业的杨振铎说，虽然那时圆明园的水系大多已成为稻田，但仍可以从中看出山形水系的脉络。他越看越觉得气势恢弘，不免对于全盛时的圆明园充满了想象。

　　他跑到北京市园林局要了一份圆明园遗址平面图，“基本没有其他的资料。”在平面图上也越看越有味道，结合对那片废墟上的痕迹，到最后竟爱不释手了。

　　杨振铎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年他看到这份图时就隐约感觉到这个园子意义重大，后来再看到农民挖石料就上去劝止。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监督。

　　40多年过去了，今天不仅圆明园真的成为100年中国人国仇家恨的载体，对于这座伟大园林的想象甚至也扩散成为世人的必修课。

　　圆明园一步一步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周恩来救下的废墟

　　圆明园苗圃有4间红砖房的办公室，其中一间就是杨振铎的宿舍，另外几间用作放置工具的库房。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夹着一条条长满杂草的土路。

　　在杨振铎的印象里，1968年的圆明园到处都是这种林荫小道，“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地方了，生产队走马车的路就是大路。树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让农民种了水稻。”

　　不过，这已经是中央高层领导关照下的情况了。

　　经历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遗址内残存木料和石料的拆运，当解放军在1948年进入这里时，圆明园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地：6个生产队的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

　　往日皇家的尊严和荣耀早就被人们遗忘，舍卫城、大水法这些名称被胡萝卜地、西大地代替。“园里办公室所在的地方原来应该叫五代五福堂，但园里的工人和农民都叫五佛堂。”杨振铎说。这大概是为数不多能够保留历史痕迹的地名了。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便看好了这片上风上水的“宝地”。1950年，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选址在绮春园。这所主要接收军地干部、烈属子女入学的学校就是后来的101中学。在规划部门已同意它占用绮春园西北部300余亩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了干预。

　　据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后来向吴良镛转述，周恩来曾对他讲了如下意思的话：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恢复。

　　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也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后来，中央党校又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及圆明园遗址的意义，几乎也是1911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第一次把圆明园和国耻联系到一起。

　　“但那时候我们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都不知道，管理的时候总感觉缺少一把尚方宝剑。”杨振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