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信仰崩溃的三大原因

苏联人信仰崩溃的三大原因                                            徐贲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信仰破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以及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康德为乖讹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

　　苏联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领袖的罪行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特（”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28岁时知道了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人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信仰危机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


　　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拉科西听了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信仰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权初期，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契卡创始人）就已经察觉到，”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曾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霍赫洛夫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二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人对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制度，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哈卢比说，”每个国家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以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奈特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


　　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人的邪恶一定会对体制的可信度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苏联史专家霍兰德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曾是一位党员,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其已经变成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康恩指出，理想与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造成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三信仰与伪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机，来自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哈卢比的话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琼斯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
　　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乔治·奥威尔在讨论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信仰。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

　　这是苏联制度的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威胁造成的。以为权力可以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乌托邦的观念。美国学者派普斯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

　　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信的信仰。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的笑话。

它多次欺辱中国，威震欧亚，秘诀全在于这套法宝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堪称这套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从秦汉到今天，这套政体已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尽管随着时势发展，制度的形式有所调整，但权力集于中枢的核心内涵，却始终未曾改变。

而除了中国，地球上另一个响当当的世界级大国——俄罗斯，采用的也是中央集权政体。从莫斯科公国开始，大公伊凡三世便设计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为后来的沙俄、苏联乃至俄罗斯联邦所继承。

尽管俄罗斯后来也设立了议会组织——杜马，苏联时代国家结构上还采取了加盟共和国等给予地方相对较多主权的制度，甚至在现代还在形式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看上去有了西式民主的框架，但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本质。沙俄末期的杜马出现没多久，就被革命颠覆；苏联尽管在行政层面采用了民族自治，不过苏共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权力结构设计，使得行分权的实际意义，被苏共十分严密的垂直管理架构所覆盖；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法院、杜马三分架构之上，还有总统统筹驾驭，这种“超级总统制”，根子上仍旧是权力集中的一种体现。

总而言之，尽管今日的俄罗斯，看上去已经穿上西式分权制衡的外衣，但其内在，仍旧保留着东方中央集权的灵魂。欧洲文明圈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另类，这也是原因。

只不过，俄罗斯一直不愿正面承认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政治语境中，“集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汇，尽管俄罗斯在实践中践行集权，捍卫中枢，以及领袖的权威，但在表述层面，却对此颇有些排斥。

俄罗斯何以在国家结构与政治体制上呈现出这种表里不一？云石君在此做个分析：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俄罗斯为什么可以实现中央集权？

咋看上去，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条件并不充分：俄罗斯国土形状虽然比较规整，不过面积实在太过巨大了些（鼎盛的苏联时代大约2200平方千米，如今大约在1700万平方千米），要想把如此辽阔的疆域在政治上整合到一起，俄罗斯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本部核心区。

不过俄罗斯的本部核心区——东欧平原，并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地缘实力。东欧平原在古代就是一片寒冷的蛮荒之地，虽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能力提升，这块曾经只能供以游牧的荒原被农业开发，逐步发展成一个颇有实力的地缘板块，但要依托其统御两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特别是将它们在政治上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还是力有不逮的。

而且地缘区位也不适宜。俄罗斯的东欧本部，正好处在国土的最西端，而俄罗斯偏偏还是一个东西跨幅长达1万多千米的长方形大国，；并且，由于国家纬度整体偏高，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所以这些领土（特别是北亚部分）极难开发，所以也打造出一套高效密集的交通体系（直到今天，俄罗斯的国家地缘主轴，仍旧只有西伯利亚铁路一条），严重制约了俄罗斯对东方领土的有效控制。

这么来看，俄罗斯就算能够整合成一个国家，不过地缘结构的先天性缺陷，决定了其也较难形成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倒是美国那套比较松散的联邦组织架构，更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

但事实却截然相反。而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两点原因：

首先，就是云石君在之前《地缘政治：俄罗斯系列》中曾经说过，俄罗斯的亚洲领土尽管幅员辽阔，但自然环境太过恶劣，所以承载的人口规模有限，而且文明程度不高——直白点说，其本土地缘势力天然孱弱。这种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得俄罗斯东欧本部得以凭借自身的相对优势，弥补地缘距离上的疏离缺陷，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实现对亚洲边缘领土控制。

而俄罗斯领土大扩张的时间点也很不错。俄罗斯开疆拓土的17-19世纪，正是人类由农耕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渡期。俄罗斯在工业时代的宪法优势，使得其面对亚洲的华夏、伊斯兰文明时，能够享受远超自身地缘实力的“文明溢价”——这使得俄罗斯的亚洲扩张，非但没有受到东西亚地缘势力的强力阻扰，反倒还趁机多夺取了许多原属于华夏。伊斯兰势力的地盘

        如果没有这样悬殊的文明水平差距，俄罗斯就算实力强大，但伊斯兰和中国也不是好惹的。它们必然会对俄罗斯的东拓，予以强势阻击。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力量，将不得不消耗在跟亚洲两大本土势力的博弈当中，未必能确保对亚洲领土的绝对控制权，就算最后勉强占领，也会因为周边强势文明的渗透，在控制时也只能采用相对宽松的羁縻手段，中央集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中国这样的大型地缘势力业已走向复兴，但国家这个政治组织形式也逐渐进化到现代模式。相对于边界不明确，控制力孱弱的古代国家，现代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更加分明，国家政治力量对文明交流的限制能力也大大增强。这种情况下，即便周边势力对当年的领土划分有所不满，但因为无法跟俄罗斯这个世界级大国整体对抗，故而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而除了特殊的机缘外，俄罗斯国家的长久维持，也有赖于中央集权机制。

        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缘结构，以及民族和种族构成极为复杂的世界级大国。内部成分构成的错综复杂，使得俄罗斯的国家凝聚力天然不足，特别是边缘板块的少数民族，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感十分有限。

         内部凝聚力的缺乏，意味着一旦俄罗斯真的赋予地方过大自主权，那么不仅边缘板块的独立本土意识会增长，周边文明对边缘地区的影响力也会由此增加——毕竟今日的俄罗斯，已不再具备文明程度上的宪法优势，比如中国，不管是文明的规模还是质量，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并对毗邻的俄罗斯边疆板块产生越来越强的吸引力。

        这种局面下，俄罗斯的边疆板块于本部的差异性将越来越大。所以，俄罗斯有必要中央集权，以政治上的优势，来对冲主体文明衰落造成的经济、文化吸附力缺失。

        而且，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也离不开中央集权的支撑。

        俄罗斯本部核心区东欧平原，是这个国家得以从事大规模工业开发的主要地区；不过俄罗斯用以支持工业运行的矿产资源，却大都分布在其亚洲领土部分——这些板块因为自然条件恶劣，难以有效开发。这种资源区与开发区的严重分离，意味着俄罗斯有必要通过强大的中央权力，确保资源得以最大程度的在各区域间合理流动，有效配置。要是赋予地方的权力太大，那么各地以邻为壑，为一己之力而互相杯葛，最终结果只能让自己的内耗加剧。

        而就外部而言，俄罗斯疆域过于辽阔，又地处亚欧大陆北部中央，与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大型地缘势力都存在的着十分严重的矛盾与冲突。这也就是说，俄罗斯必须同时在各个方向，都承受严重的外部压力与威胁。

          地缘格局的不佳，使得俄罗斯必须上下高度一致，以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层出不穷的威胁——甚至有时候还需要抓大放小，通过牺牲某些板块的一己之利，以集中精力应对主要威胁。而如果权力分散，在应对来自不同方向不同敌人的威胁时，各地很容易出现仅顾一己之安，枉顾大局的情绪，导致俄罗斯国家力量被分散肢解，最终全盘皆输。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格局，使得俄罗斯不管是基于安内，抑或攘外，都有必要强化中央层面的统筹整合，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就成为俄罗斯的必须。

        但是，俄罗斯的中央集权，却又十分的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不仅反映在态度上的表里不一——跟中国把中央集权视为理所当然，公之于众不同，俄罗斯尽管骨子崇尚集权，但面子上却甚为避讳，甚至还会用各类分权制衡的表壳来掩饰。在现实的政治组织架构上，俄罗斯也采用了许多具体的分权设计：

        像苏联时期，苏联就将整个国家细分15个加盟共和国。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乃是加入苏联的主权国家。即便是现在俄罗斯联邦，其辖下仍旧有22个自治共和国、9个自治区和一个1个自治州——这些自治地区都享受着不小的自主权！

        当然，苏联的以党治国体制，以及当下俄罗斯联邦的“超级总统制”，决定了这些自治地区的实际自主权，并没有法律条文所彰显的那么大。不过饶是如此，这种法律上大范围授予自主权本身，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俄罗斯的所谓中央集权，其实十分的不彻底——至少在许多层面，许多地方有了跟中央唱反调的法理依据。

       这意味着俄罗斯政治结构的存在不稳定性。尽管整体而言，俄罗斯的中央权力足以约束地方权力，可此类约束，不过基于双方反复博弈所形成的动态平衡，而缺乏一个法理上的明确承认，故而其道德合法性天然不足。这种情况下，一旦中枢力量衰退，地方势力便能够运用体制内的规则，合法合理的向中央权威发起挑战，进而引发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定。

        而这种不稳定性，也使得俄罗斯政坛出现一个特征——即政治强人层出不穷。从斯大林到普京，俄罗斯的政治权力，长期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强人政治特征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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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114章——俄罗斯系列之第5节。喜欢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读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地缘政治系列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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