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轮》首卷：保卫这个“鬼祖国”

《红轮》首卷：保卫这个“鬼祖国”
2010年09月12日 南方网
       日前，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巨作《红轮》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共三本。长达二十卷的《红轮》是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小说巨作，讲述俄国几十年社会政治活动。




　　苏联的出现和消失，在二十世纪百年历史中占有四分之三的长时间。在它存在期间，给那片土地上的居民，给它周边邻国，乃至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不断引起无数人的思考。就是在它不再存在之后，对它的思考也没有随之终结。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思考，预料还将持续几百年吧。
　　在众多思考者之中，索尔仁尼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人。当他还是一名二十七岁的炮兵上尉的时候，就因为对苏维埃制度的思考(在私人通信里议论到了斯大林)，成了一名政治犯，成了劳改营(即他说的“古拉格群岛”)的狱囚。在赫鲁晓夫时代，他回到正常社会生活中，就把他的批判性的思考的结果用艺术手法反映出来。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这些作品使他成为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而首先在国外出版的名著《古拉格群岛》，却使他以叛国的罪名被捕，驱逐出国，直到1994年才返回故土。这时，苏联那一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他受到了上至总统普京、下至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现在说的这部《红轮》，就是他流亡国外期间所写的超长篇历史小说。
俄军东普鲁士战役之败
　　《红轮》长达二十卷。副题是“往日叙事”。第一卷所叙事件的时间，标明是“1914年8月10日-21日”。为了说清楚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对背景作出必要的交代，不能不追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件，例如198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1905年的俄国革命，1906年至1911年斯托雷平的执政和被刺……作者运用小说家的手法，将这些交织穿插，成了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大书。
　　小说就是小说，有人物，有故事。历史小说呢，就有真实的人物和虚构的人物，有真实的故事和虚构的故事。可是，小说尽管有虚构，而在深刻、具体地反映历史真实方面，往往有超过历史读本的地方。恩格斯论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就说自己从其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也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样，索尔仁尼琴(不仅仅是这一部《红轮》)也是(或者更是)俄国革命、俄国社会生活的又一面镜子。
　　《红轮》第一卷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俄军和德军的东普鲁士战役。在这一场战役中，俄军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司令萨姆索诺夫自杀殉国。1980年苏联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的词条说：
　　萨姆索诺夫(1859-1914)，俄国骑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在东普鲁士战役中失利，主要责任在日林斯基和伦南坎普夫)，自杀身死。
　　日林斯基(1853-1918)，俄国骑兵上将。1911-1914年任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西北方面军司令。东普鲁士战役失利的主要责任者之一。
　　伦南坎普夫(1854-1918)，俄国骑兵上将。日俄战争中指挥哥萨克旅和哥萨克师。1905-1906年任东西伯利亚警察武装部队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集团军司令，东普鲁士战役失利的祸首之一。被革命法庭判处枪决。(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日林斯基是前线的总司令，萨姆索诺夫的顶头上司。小说中细细写出了他的错误指挥、错误干预，以致第二集团军丧失战机，陷入敌军的包围圈。也细写了第一集团军司令伦南坎普夫使友军陷入绝境的种种行径。小说也细写了俄军官兵勇敢作战和牺牲精神。作者的军旅生涯，使他写的战争场景能够如此地生动和逼真。
　　读者感觉到：萨姆索诺夫是同时在进行两场战争。正面，他在和劲敌德军作战；同时，他还得和管着他的总司令作战。他是在同“自己人”的战争失败了才败于德军的。他自杀了。不再能为自己辩护。于是一切责任就都推到他头上来了。在最高统帅、尼古拉大公所主持的总结会上，日林斯基就可以很轻松地说：“第二集团军所遭遇的可悲失败完全是已故的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罪过。”(979)
　　小说细写了这一员上将之死。在包围圈里，他遇到了一些溃兵。“司令没有因为他们离开了前线而对他们大喊大叫，没有把他们赶到任何地方去，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他和蔼地向周围的士兵打招呼：‘小伙子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回答了他。‘损失大吗？’他们做了回答。他在胸前画着十字，对牺牲的将士表示哀悼：‘谢谢你们为国效力！.......’‘谢谢！......’他不时朝两边致谢。士兵们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448)“萨姆索诺夫倚靠在树干上。他心中感到越来越轻松了。他的左轮手枪带着轻微的沙沙声打开了扳机。他摘下军刀，吻了它一下，又摸到镶嵌着妻子肖像的项坠，吻了吻。云层遮住了星空，光线更加暗淡了，唯有一颗小星星在云层中时隐时现。萨姆索诺夫跪在温暖的针叶上祈祷起来：‘上帝啊！如果你能宽恕我，就请宽恕我吧！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走投无路，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484-485)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太史公写楚霸王垓下之战的那一副笔墨。
俄国战败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德国战败了，它是在西线被英、美、法的军队打败的。至于在东线，打败仗的却是俄国军队。到了1917年初，俄国就因为前线的失败和战争带来的粮食匮乏爆发了二月革命，导致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覆亡。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之后，列宁为了急于从战争中脱身，即同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这些属于《红轮》第十卷、第十一卷的内容。现在只看第一卷，也就可以预料沙皇俄国必定要输掉这场战争了。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将领的素养和才能是重要因素之一。可是，“从第一次战役开始，俄国将军们的无能就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而且地位越高越明显。”(401)而武器装备的优劣是又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一位在前线的上校问道：“我们为什么没有与敌军火力相当的炮兵连呢？我们的炮为什么打不到7俄里远，而德国人却能打在10俄里处？”(286)不但武器的性能比不上敌军，就是有一点先进武器也没有能够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小说中写了一位这样的部队长：“他是个老练的军人，深深懂得这是稀有武器(指当时俄国军队里还少有人知道的六英寸口径榴弹炮)，要是丢失了，那可负不起责任。他连机关枪都极力不让送到前沿阵地上去，因为机关枪很贵重，而更多地把它们放在司令部里，或者卫生队里。”(177)
　　如果这要算是战争中的奇闻，那么还有更离奇的哩：俄军的军事通信用的是明码电报！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从大本营来到第二集团军的沃罗滕采夫上校提出要用密码发出一道命令，军需将军菲利莫诺夫皱起眉头来，问：“什么密码？我们不用密码呀。”参谋长波斯托夫斯基解释了不用密码的理由：“德国人又不知道我们发电报的确切时间呀！他们莫非一昼夜不停地捕捉？电波可能根本不往他们那边去......上帝总是帮助勇敢的人们。”(112)
　　这些寄希望于上帝帮助的俄国将军不知道，固执的德国人确实是在昼夜不停地捕捉来自俄军的电波，还真截获了一大堆明码电报！这样机要的军事命令怎么会是明码的呢？德国人都觉得奇怪了，他们猜想：俄国人“把这一切暴露出来莫非要迷惑对方？不，空中的飞行员、留下的侦察员、自愿的军事团体送来的情报，居民们打来的电话所说的情况，全都是一致的。在整个军事史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公开的图景？有关敌人的这么明显的情况？一个多湖泊的、20俄里林带所挡住的国家对德国人这样简单了，就像演习场上的作业那样一目了然。”(238)
　　这情节的离奇大大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力。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美国威廉·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这样记载1914年8月的东普鲁士之役：“在这些战役和后来的一些战役中，德军由于截获了一些俄国的明码电讯，又因为伦南坎普夫不愿为解救萨姆索诺夫多出些力，使德军得益不小。”(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页)。
　　这样的军队打仗能不败吗？这岂不也正是专制的沙皇俄国腐败官场的一个反映吗？
列宁为奥匈帝国做“贡献”
　　有人说过，战争打的就是民心向背。民心士气，于战争胜负关系甚大。就说民心士气吧。俄罗斯人当然爱他的俄罗斯。特别是在同外国作战的时候，谁愿意受外国的侵略和奴役呢？许多人走上前线奋勇杀敌去了。一些依法可以免服兵役的大学生也自愿从军了。这是一方面。
　　还有另一方面，沙皇专制制度又太不得人心。早在日俄战争时期，“莫斯科大学有40个混账学生发电报给日本天皇，祝贺日本战胜俄国。第比利斯、特维尔的十年制、七年制，甚至教会女子中学的女学生上街游行时高呼：日本万岁！打倒专制政权！”(860)
　　小说中写了一个人物：萨沙·列纳尔托维奇。他祖父是一位死于绞刑的革命家，本人是一位律师，战争开始，自愿入伍，当了一名后备役少尉。他向战地医院的一位军医谈了自己的见解：“在这次战争中，一般说是俄国的战争中，情况是越坏越好！”(149)“我对拿破仑在1812年没有打败我们感到可惜。”(152)他希望的，并不是俄国的失败，而是专制制度的失败。拿破仑给他征服的地区送去的《拿破仑法典》，其立法精神比起俄国的专制制度要进步得多。
　　小说中，用一句话深刻地表明萨沙的矛盾心理：“而现在他却要保卫这个鬼祖国！“(361)一方面，他在保卫它；另一方面，他只愿意叫它做”鬼祖国”！1945年，炮兵上尉索尔仁尼琴在对德国作战的战场上，该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吧。
　　沙皇的专制制度人心丧尽，人们都希望它早早终结。好些人都在为了促使它的终结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书中写了形形色色的人：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包括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他们都在为结束沙皇专制而从事各种活动。最后取得成功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却使他意外得到一个机会：在瑞士苏黎世阅读了大量有关列宁的资料，到当年列宁活动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人们在《红轮》里看到的列宁形象，就和长期流行的那种一片赞颂的传记有所不同了。有人向奥地利首相写信，“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乌里扬诺夫(注：即列宁)提出书面担保，保证他不仅忠诚于奥匈帝国，而且是俄国政府最凶恶的敌人，对俄国政府的敌视胜于首相。于是克拉科夫警察局接到了一项指令：在目前情况下乌里扬诺夫可以为奥匈帝国做出巨大的贡献。”(216)由此可见，列宁的革命活动得到了什么人的资助。在这里，列宁刚刚出场，在以后几卷里，他必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物。
　　《红轮》第一卷共分三部，涉及俄国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谈论的题目也不少，不是这一篇短短的新书介绍所能包括的。这篇只是开个头，希望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愿望。
　　(注：引文后面所注的数字，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红轮》译本的页码)□ 朱正（学者，长沙）



《红轮》（第一卷），(俄)亚·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98.00元。 《红轮》：索尔仁尼琴“生命的最爱”
2010-11-13 时代周报104期  余一中
“佛蒙特的隐士”
　　俄国女作家奥尔加.贝尔戈里茨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白昼的星辰》中说过，每一个作家都有他“主要的书”，他的生平、经历、修养都是为了写出他的“主要的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索尔仁尼琴把《红轮》称作是自己 “主要的书”。
　　索翁自18岁起就立志写一部关于俄国革命的书。为此，他博览群书，积累资料。即使在被捕入狱后，他也没有放弃这一目标，而是利用监狱之便接触了身陷囹圄的当年革命事件的亲历者，深入了解了俄国革命的方方面面。出狱后他顺应“解冻”的形势，在苏联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作品，后来又在西方发表了《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写过诗歌、剧本、政论文章，编过《俄语语言扩展词典》。所有这些和他被监禁的苦难经历及“牛犊顶撞橡树”式的抗争都极大地扩展了他的视野，加深了他的思考，也使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为他完成创作关于俄国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夙愿做好了充分准备。1971年，《红轮》的第一卷在法国由巴黎青年会出版社出版。侨居国外期间，他又通过图书馆和俄国侨民搜集了大量关于俄国历史的资料。在美国佛蒙特居住时，他专注整理自己的作品全集，并继续写作《红轮》，很少和媒体与外界打交道，因此被人们称作“佛蒙特的隐士”。1991年，《红轮》的四卷才陆续在佛蒙特和巴黎的青年会出版社出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中出齐（第11卷—第20卷）。晚年，作家又对《红轮》作了精心的修改，删去了5%的篇幅，使之更便于阅读。这一修订工作一直做到作家去世的那一天。据作家的妻子纳塔莉亚.索尔仁尼琴娜说，索尔仁尼琴去世那天，他书桌上放的就是《红轮》的校样。难怪索翁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尚未写成的这部长篇小说（指《红轮》）一直是我生命的最爱。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爱到如此心疼的地步。”
隐藏于“结”中的俄国历史之谜
　　在俄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作品在发表之初受到指责的事屡有发生。有人曾指责果戈理的《死魂灵》不像小说，也有人曾指责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是两部不相干的小说硬捏在了一起......进入20世纪后，由于社会冲突的加剧，这种指责变得更加激烈与苛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遇到的责难尤其激烈，例如他的《古拉格群岛》，在许多批评家的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一部文学作品。《红轮》发表后，也有许多人说它艺术价值不高。实际上，《红轮》是一部审美价值极高的长篇小说。
　　首先，《红轮》在体裁上就做了创新。这里必须对两个词语加以解释。一是《红轮》的副标题，中译本译为“往日叙事”，但它的直译却是“按特定时间段的叙述”；二是中译本的“卷”，在俄语中原本是“结”。也就是说，作家把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看做是俄国革命史上“特定的时间段”，即“结”，在这些“结”里集中出现了许多或迷惘彷徨或紧张思考或奋勇前行的重要历史人物，发生了许许多多决定俄国20世纪悲剧性发展的重大事件。这样的体裁和结构设定意味着《红轮》是一部崭新的、独一无二的长篇史诗性巨著。它不局限于以往小说家的“描写”、“再现”和“表现”，而是自由恣肆地叙述、讲述。这叙述忽而遵循时间顺序，忽而转为倒叙、插叙，忽而环抱空间，忽而跨越时日年代，忽而超越事件，展示出一幅有声有色的无限伸展的俄国革命史的立体画卷。在这画卷中，既有“结”里人物和事件浓墨重彩的描抹，也有“结”与“结”之间人物和事件演化的清淡勾勒；既有雄师较量、残酷搏杀的宏大场景，也有领袖日常生活和运筹决策的长镜头；既有欧洲与俄国社会风习的白描，也有对具体个人心理深刻的微观分析......
　　通常，索尔仁尼琴被人们看做是恪守传统的作家。确实，在《红轮》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果戈理式的对社会邪恶的辛辣讽刺，可以聆听到屠格涅夫式的对男女爱情的讴歌，可以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代表人民”的“群魔”的无情抨击，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式的对“心灵辩证法”和“道德感情的真挚纯洁”的追求—索翁本人生前曾多次强调过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一些评论家也指出了《红轮》和《战争与和平》的相似。例如，《红轮》和《战争与和平》一样，把作家想象出来的人物（沃罗滕采夫、博罗戈达廖夫等）和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斯托雷平、索姆松诺夫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按特定时间段的叙述”显得栩栩如生。连《红轮》的各章设置也都和《战争与和平》类似：内容相对完整，篇幅也大致相同，便于读者阅读。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拘泥于前辈们的传统，他在《红轮》中摒弃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用许多章节大讲自己的历史观的做法，而把本来想写进《红轮》的关于历史的看法写在了《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书中，这使得《红轮》避开了单调而冗长的说教，因而也加强了自身的审美效果。
　　《红轮》还表明，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开放型的作家。《红轮》中，作家在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也运用了许多现代派作家和后现代作家常用的手法，如象征、剪辑、文体杂糅等等。例如，第七章（“报纸浏览”）中把不同报纸上的信息剪辑后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一战初俄国社会纷繁驳杂的众生相。再如，第六十五章（“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中作家把文学描写、公文和争论插话杂糅起来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出色的悲剧性政治家所处的时代氛围。说到象征的运用， “结”这个名称、《红轮》这个书名，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一个个“结”中，隐藏着多少俄国历史之谜呀。这个“红轮”，不仅是列宁脑子里用于比喻的火车头的红色车轮（第1卷第215页）和从战地医院的敞篷马车上脱落下来的“血红血红的车轮”（第1卷第332页），而且是俄国悲剧性革命的象征。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赋予《红轮》以现代色彩，更加凸显了作品的悲剧主题。
颠覆“定论”的某些史实
　　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化学家弗拉基米尔？拉克申（当年他是高度评价《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第一人）曾指出，苏联时期编写历史所遵循的原则是：“历史一团漆黑，沙皇都是刽子手。”而索翁从其创作生涯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坚持忠于生活、忠于真相的现实主义传统，努力探寻历史的真实。他写作《古拉格群岛》时是这样，写作《红轮》时更是这样。如果说索尔仁尼琴最初产生创作《红轮》的想法时构思的是一部以他父亲为主人公的正面歌颂俄国革命的小说的话，那么后来写出的《红轮》，展示的则是深入反思俄国革命史的多主题、多声部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促成他反思历史的是他自身的苦难经历、他经过长期紧张系统的思考与探索最后认同的自由、民主、公正、法制、人权等精神价值，以及他通过图书资料和历史见证人艰苦搜集来的大量史料。
　　在《红轮》第一卷（或第一结）中，我们看到了索尔仁尼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军统帅索姆松诺夫的第二集团军的溃败的理解；看到了改革家斯托雷平正直、睿智、敢做敢当，却遭到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围攻，最后被人暗杀的悲剧命运；也看到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平庸无能的复杂个性。作者是站在20、21世纪之交的高度，出于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做出这些叙述的，而且他的这些叙述都有坚实的史实做支撑。许多史实还颠覆了苏联时期关于某些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定论”。例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把沙俄政府依据法律处死（即绞死）查有实据的动乱中的杀人犯的措施说成是“斯托雷平领带”。《红轮》中指出，“斯托雷平领带”一语本出自立宪民主党党魁、第三届杜马代表罗季切夫之口。他说这话是出于反对派政治攻讦的习惯和试图以雷人话语博得青史留名的虚荣心，但斯托雷平“尽管把一切都投入到执行他的国务路线中去了，他用自己的心、智慧和生命贯彻着这条路线，但此刻他也无法顾及他的国务路线了，他抛下一切，要和侮辱他的人决斗，并做好了第二天赴死的准备”。（中译本的第689页和第690页译文有误，这一段话和下面一段话是我据《红轮》俄文本译出。—作者注）同时，“半数杜马议员开始敲桌面，喊叫，朝讲坛扑过去，威胁着要把罗季切夫拉下来.......一个立宪民主党的老议员保护着罗季切夫，让他逃进来叶卡捷琳娜厅。总理大臣的决斗证人们追到那里—要他去决斗！”最后，罗季切夫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讲坛公开道歉并收回他的话。不想，他这句不负责任的话竟成了斯大林们的珍宝。
　　再如，苏联时期把19世纪后半期在俄国开始的刺杀沙皇和政府高官的行为都称作革命者的正义行动。《红轮》第60章则用翔实的史料展示了俄国恐怖主义的产生与演化的完整过程，使读者认识到：恐怖主义是专制和愚昧杂交的产物，民主与文明才是消除恐怖主义、取得社会进步发展的可靠保证。
　　正是因为《红轮》所论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着坚实的史实依据，所以自它发表以来的20多年间，从未见过有人对书中描写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
　　综上所述，无论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标准还是从恩格斯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红轮》都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杰作。国内有一些人，对《红轮》的否定大概或者出于对作者思想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不满，或者是因为没有读过作品的原文本。现在《红轮》第一卷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只要认真地细读它，我们会从中得到许多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
感谢与建议
　　最近许多报刊和网站在报道《红轮》中译本出版消息时都说，“九位译者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事实上，花在《红轮》翻译上的时间远不止三年。早在1997年，我就得知何茂正先生已经在翻译《红轮》了。那时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索尔仁尼琴因其反共（实际上是反对苏联的假共产主义）在我国还是一个大有争议的作家，他的《红轮》又是一个巨无霸式的东西。何茂正先生是在背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再说，即使翻译出来，哪家出版社会给他出版呢？然而何先生硬是动手开始翻译了。我由衷地钦佩何先生的眼光、胆识和执著的敬业精神。今天，我作为读者能够读到《红轮》的中译本，自然应当对何先生和他的合作者们以及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为译本付出的巨大劳动和经受的巨大艰辛。
　　感谢之余，我想对出版社说一点建议：对索尔仁尼琴这样世界级大作家的杰作，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全盘的出版计划，以便按照这个计划去组织翻译和出版发行。在翻译这个环节，则应当尽可能地给译者留足翻译的时间（三年五载并不是很长的期限），支付较高的翻译报酬。须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难购买到“物美价廉”的知识分子的劳动的。
　　另外，我也想对《红轮》的译者们说一点建议：《红轮》所描写的是俄国的社会历史，其中牵涉到许多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俄国与欧洲的历史文化知识，适当的注释是非常必要的，但译本第一卷的注释太少，有的注释也不够详细。这自然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理解。例如“大事件一：革命”的题词“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请您呼唤俄罗斯拿起斧头吧。—引自致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的一封信”。这本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寄给《钟声》的，署名为笔名“一个俄罗斯人”。事实上，赫尔岑并没有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请求，也并没有在《钟声》上呼唤俄罗斯拿起斧头。这在俄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在中国知道这一情况的人却不多。因为《红轮》的中译本里没有这样的注释，读者会认为赫尔岑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请求，曾经呼唤过俄罗斯拿起斧头。因此，请尽量把后面几卷的注释工作做得周密一些。
　　我们期待着尽早读到《红轮》的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

《红轮》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何茂正等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 全三册，98元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 斯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301页，17元
《癌症楼》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 姜明河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583页，35元
《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 田大畏等译 群众出版社2006年9月版 677页，96元

红轮下碾碎的不仅是沙俄皇朝---索尔仁尼琴《红轮》展示的世界历史链
凌沧洲 2010-11-29 《世界博览》2010年第13期
　　索尔仁尼琴是世界知名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的良知，他的作品如《古拉格群岛》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成为暗夜中人类的星光，其中译本也早已出版。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粉丝”早已盼望出齐他的作品。2010年6月，《红轮》第一卷中文本问世，是中文出版界的大事，也是文史工作者的“盛宴”。许多中文读者早闻《红轮》大名，知道这是索尔仁尼琴后半生致力的一部鸿篇巨制，但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有什么真知灼见，都不知其详，现在这个愿望经由中译者和出版社的努力，已经能让读者先睹为快了。
　　《红轮》第一卷锁定的历史时间是1914年8月，实际上此卷的跨度不止1914，能追溯到1905年前后到1914年。如果让我来归纳下索尔仁尼琴此卷的内容提要，可以概括为三件大事：1，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德的坦能堡会战；2，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的遇刺；3，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如何卷入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索尔仁尼琴命中注定为战争所纠缠，当他还在母亲胎中时，其父便在德国战场死去，而他自己也曾作为炮兵连长攻入德国，在德国前线被“自己人”抓捕；德国战场，是俄国的梦魇，也是索尔仁尼琴的梦魇，他从坦能堡会战开始写俄国20世纪历史失败的起点，是有象征意义的。俄国20世纪皇族威权的崩溃和政党极权的确立，其历史链发端与坦能堡会战，斯托雷平遇刺，日俄战争都有直接的关系。
　　1914年的俄国社会风雨飘摇，革命党人上下其手，舆论和行动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罢工，暗杀，游行，骚乱，搅得俄国大地周天寒彻。在索尔仁尼琴眼中，要扭转此种皇权专制的崩溃/宪政民主无望/而向极权演进的历史车轮，彼得大帝式的强人都未见得稳住阵势，偏偏碰上一个软弱无能的尼古拉二世在位。
　　《红轮》第一卷的看点在三个人，沙皇尼古拉二世，斯托雷平，坦能堡会战中的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当然，其他小说人物，如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蠢笨的暗探局长库里亚布科，在瑞士和德国流亡/正指望从战争中获益的列宁，都值得一看。
　　索尔仁尼琴以神妙的笔触，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军方的腐败无能，当俄军在德国东部贡比伦小胜德军后，俄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狂妄自大，俄国军队任人唯亲，指挥部官员臃肿，前线指挥部司令日林斯基的指挥混乱不堪，俄国将领大多数是只知听命不知独立思考的人，竟然还有一位军长克柳耶夫从无实战经历，只是军中熬资历而已，后来果然贪生怕死，率领几万俄军投降。
　　俄军军需供应混乱，军中通讯居然用明码电报，德国人截获后，俄军方位，兵力配备一目了然；好不容易有部队意识到通讯保密，发出密码电报，但接受部队居然译读不了密码电报。
　　最终，坦能堡会战以俄军第二集团军被包围，第二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自杀而告终，德国俘获了多位俄军将领和大量官兵，武器。俄国遭到巨创，帝国的谎言机器依然在粉饰战局。
　　索尔仁尼琴不是历史学家，但有着比历史学家更深邃的眼光，用小说家的优美细腻文笔，有时凝重有时辛辣嘲讽的笔触，写出20世纪影响俄国甚至世界进程的事件与人物心理。
　　以我的观察，20世纪三股思潮激荡世界，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互相斗法，最终，激进主义横扫俄国以东。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落在下风。
　　身为古拉格群岛的受害者，索尔仁尼琴在《红轮》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激进主义的厌恶，对极权主义的确立深恶痛绝，对宗教和文化道统的中断殊为惋惜，因而《红轮》势必要追问这一历史链条是如何形成的。
　　答案在于，俄国在面向西方时国内痛苦的转型未能正常完成，当沙皇专制之下，挑战沙皇专制的有几股势力，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国家杜马基本上是政府的公然反对者，沙皇一度任命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是一个勇于牺牲奉献，有能力有魄力的改革家，但不幸的是，恐怖革命分子利用了暗探局的愚蠢无能，公然进入基辅歌剧院枪杀了这位总理大臣，俄国的前途和希望至此灰飞烟灭，沙皇是一个懦弱并且自私冷酷的君主，在斯托雷平倒下的现场，他也在同一歌剧院，但没下楼看看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去医院后，他也只是在第三日才到医院，未能与斯托雷平对话。
　　没有了斯托雷平当政的俄国马车，更加急速地驰向悬崖。国内学运工运风起云涌，俄国内外交困，对日战争，旅顺会战，沈阳会战，对马海峡会战，均以俄军失败告终，尼古拉二世显然被德国皇帝威廉玩于股掌，大斯拉夫情结，俄国扩张的欲望又把俄国拖入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像一个神秘推手，把在悬崖边摇摇欲坠的罗曼诺夫王朝推下深渊。
　　那么，谁是红轮？红轮下碾碎的是谁？索尔仁尼琴如椽的巨笔，在书中描写了几处红轮：一处，列宁在火车站台，机车的红轮有近人高，红轮立起巨大的阴影；一处，坦能堡会战，俄军失败狂奔，一辆马车的轮子着了火，“这压到一切都巨轮，血红血红的车轮。”
　　《红轮》是一个神话，一部史诗，是俄国人失败和悲惨命运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中国的镜子？红轮不仅从坦能堡碾回彼得堡/莫斯科，红轮也碾向俄国的东方。中国读者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时时能从俄国人的选择中感受20世纪中国的命运 。尼古拉二世面临的困境何尝不是满清王朝的困境？只不过满清政权多了道种族屏障而已。俄国的动荡，对外战争的失败，立宪民主党人的失败，恐怖暗杀的盛行，皇权专制的崩溃，现代极权的确立与巩固，中国20世纪中无一不能找到对应，镜子里的中国在红轮下命运令人咀嚼不已。
　　我们期盼着翻译界和出版界，合力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全部译出；索尔仁尼琴九泉之下，得知他的大作在中国也有无数的“粉丝”，一定也会多一份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