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灵魂——邓宝珊

本文摘自《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植 当代中国出版社

　　冯钦哉是“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马上坐飞机去绥远，把邓宝珊接来。

　　邓宝珊，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也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兼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自己的嫡系部队，长驻榆林、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的防务。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交情。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该如何去写这“和平”二字。

　　一接请他即赴北平“共商大计”的急电，邓宝珊就知道事情紧急。对平津的一些情况，他是知道的。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军占领后，傅作义要西归绥远已完全没有可能。从两沽、新港出海南撤虽然可以，但要全部撤走困难，傅作义也不愿意，所以可能性很小。那么，剩下的就是固守一战与“和谈”解决两条路了。傅作义是精明人,匆匆把他弄来“共商大计”，必是为了后者，实际上也就是让他出面斡旋了。

　　这原因，是因为邓宝珊与中共的特殊关系。

　　由于南苑、西郊机场均已被解放军占领，他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就在冯钦哉陪同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城内到处都在修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簸簸颠颠。此外，邓宝珊的一路所见所闻是：到处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到处有枪声，到处有民夫的吵闹；以及兵警的掳掠：你争我夺，紧张杂乱，叫爹骂娘，风声鹤唳。再加上那一拨又一拨那边穿过来，这边挤过去，高喊着“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反内战，反饥饿”等口号的示威游行队伍，好好一座北平城，乱得简直就像一锅粥。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北平已乱成这个样子。傅作义是守城名将，平时带兵打仗都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怎么被解放军一包围就成这么个样子了！这模样，别说解放军现在平津城外的兵力有一百多万，比傅作义的兵力多一倍还多，就是不放一枪一弹，也很难支持长久啊。

　　“唉！”邓宝珊不由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不光是军事的，更是政治的！”他自语般地对冯钦哉说：“看样子，中国革命到了今天，那是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共产党的胜利了！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了！” 对共产党，邓宝珊是了解的。他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他比傅作义大一岁，甘肃天水人，也是以十六七岁的少年之身就投身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讨袁护法的陕西三原起义，任靖国军右翼前敌总指挥，1924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后来“五原誓师”担任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几乎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全过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了。

　　他最早认识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在他任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委任的秘书葛霁云、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政治教官张海如，都是中共党员。1925年他出任直隶善后帮办，所发通电就是李大钊为他起草的。“五原誓师”后他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更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刘志丹、李子洲等关系融洽，密切合作。1927年，刘伯承顺泸起义失败从四川跑到陕西，也是他热情接待，慷慨解囊，签发护照，保护出关。国民党“清党”，刘伯坚不得不离开国民军后，他还担负起了他的家属的保护、供养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上海，又与中共党员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后来他应杨虎城之邀，到了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及新一军军长，与中共党员汪锋、谢子长等来往密切。“七七”事变后，他先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再任第二十二军军长，坐镇榆林，均与延安有友好往来。物资互济，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也都向榆林的部队和机关邮赠。1943年，他到重庆开会回陕，途经延安，中共中央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部队到郊外迎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宴请，叶剑英专门为他举办欢迎晚会，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周恩来、林彪等，都和他有过深入交谈和多次接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榆林与延安的关系都很好。 当然，有良好的关系，不等于就同意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对共产党了解，也不等于就是理解。内战爆发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但至少，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面对平津现在这样一副状态，考虑问题是会不大一样的。

　　冯钦哉深有同感。他也不由喟叹：

　　“事已至此，如何了局是好呢？”

　　“城内粮草如何？”邓宝珊问。

　　“也就一两个月吧。”冯钦哉并不十分具体地知道底细。“老蒋倒是来空投过几次。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固守待援的。可他还有什么可援？也就投几包粮食而已。南苑和西苑都被解放军占领了，不能用了，北海结冰可投，我们就叫他往北海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老傅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其他水电燃料呢？”

　　“这一点解放军倒没有卡。石景山被他们占了，门头沟被他们占了，煤电倒还都照样往城内送。城内备有小电厂，不行就靠它了。只是工人经常罢工，可以说日日不得安宁。”

　　停停他又说：“打，是肯定没戏的了。不说这些，解放军那个战斗力，你看新保安、张家口！现在我们这状况，根本对付不了几阵子。对此，老傅心中清清楚楚。他急急让我把你请来，实际就是为了商谈‘和平’大计。”

　　这，邓宝珊当然有数。关键是现在这么副状况，要“和平”，却又怎么个“要”法？

　　对傅作义，邓宝珊当然是了解的。他知道他所希望的肯定就是脱离蒋介石，走“第三条道路”。可是，以现在平津前线双方对峙的客观形势看，这“第三条道路”肯定走不成。因为你没有资本。那么起义，也即缴械、投降？老傅对此又分明宁肯杀头也不会接受。这到底该怎么个“和平”法，邓宝珊也深感犯难。

　　说话间，两人已到了傅作义办公室。

　　邓宝珊一眼就看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已放着一份拟好的和平通电。

　　邓宝珊是个性情豪迈爽直的人，与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在他面前，言行举止也就无甚顾忌。才及寒暄，他就指着通电问：

　　“与中共联系过了？”

　　王克俊回答：“没有。”

　　“如果这样，此电就不宜发表！”

　　他解释说：“北平的处境，与南京李宗仁、武汉白崇禧都绝对不同，已是兵临城下，倘是贸然发布通电，就会有对中共方面‘施压’之嫌，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再说，对老蒋那边也无法交代。”

　　刘后同是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先发和平通电的。辛亥时期的那种方法，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他觉得，主张和平，先发一个通电昭告全国，大家都停止动武，和平也就实现了。至于“和平”以后的事项，那是要通过谈判商量解决的。他的这一方法，杜任之不赞成，王克俊不同意。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局势已完全不同了。拥护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合作，也与当年拥护辛亥革命已经完全不同。可他不以为然，觉得发通电是“争取主动”的好办法。关于“施压”之嫌这一点，他倒没有考虑。

　　邓宝珊说，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如无中共方面的充分合作，蒋介石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误解，马上发动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一来，一切的“和平”努力，也就都前功尽弃了。 “那么，以邓先生之见呢？”刘后同问。

　　邓宝珊说，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寻找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线索。

　　可现在的问题是，送出去那么多信息，中共方面却没有一点回声啊。

　　“即便如此，也不能贸然从事。”

　　傅作义沉思着。是的，不管怎么说，这“千古罪人”，他是不愿意做的。他想了想，说：“好，不发通电，再设法与中共联系。”

　　兴隆街“晋丰行栈”生意兴隆。北平地下党在这儿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

　　由于崔载之被突然召回，中央军委又下了那样的指示，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似乎突然增大，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也更紧张地开展起来。

　　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可即使这样，平津前线司令部也要求能尽快解决战斗，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此之前，已有第九十二军的策反成功。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又指示：还要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战斗一旦打响后单独起义。

　　北平地下学委系统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傅部“荣军中校”王甦，接到刘仁的指令后，与华北学院的魏焉一起，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进行了工作。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有第一、第二、第四3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机动守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原是中共党员，后来失去联系。王甦、魏焉奉命与其建立起联系后，很快取得了进展，经几次商谈，于维哲明确表示，愿意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投向人民一边，为解放北平立功。通过于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第四大队各策反成功了一个中队。最后，王甦和他们商定，一旦解放军开始攻城，他们就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朝永定门方向突破，内外夹击，接应解放军迅速进城，并以火力封锁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与此同时，由城工部出资、中共北平地下学委派刘学周、吴哲子等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的“晋丰行栈”，生意也特别“兴隆”起来。

　　“晋丰行栈”以吴哲子为董事长，刘学周为总经理，主要是为掩护崔月犁、刘后同、杜任之、阎又文等联系，及为刘后同等提供一个安全交往场所而开设的。在这儿，通过刘后同、冯杰宸等人的介绍，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的近人，对傅作义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傅作义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大家的心情都很着急，觉得必须为武力解决北平做更多的准备。于是，这天吴哲子和刘学周特地把冯杰宸请来，和他商量：假如和谈破裂，必须争取第三十五军单独起义。 冯杰宸是在联谊社经刘后同介绍与杜任之认识的。经交谈，杜任之看到冯杰宸作为进步人士，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积极性很高；他作为北平企业公司的经理和刘后同的同乡、朋友，又与傅作义总部的许多高级顾问、高级将领十分熟悉，就竭力鼓励他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力。冯杰宸慨然领命。从10月份刘后同住进联谊社开始，他就几乎与刘后同形影不离，既照顾刘后同的生活，又与各方面联系，还经常充当刘后同与杜任之的联系人。

　　在冯杰宸的工作对象中，最重要的就是丁宗宪。

　　丁宗宪是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三十五军的副军长兼第二六二师师长。傅作义从1931年被任命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就以第三十五军为资本迅速发展，他的另两个嫡系军第一○四、一○五军，都是在第三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第一○四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安春山只身逃回北平；第一○五军在张家口被歼，只剩一点残部跑往绥远之外；第三十五军的两个师，也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虽然第一○四军和第三十五军都在拼凑重建，但那不过是聊胜于无，不会有太大的战斗力，毫无疑问，由副军长丁宗宪所率的留在北平尚未受损的第二六二师，就是傅作义硕果仅存的王牌主力了。如果能把傅作义的这一嫡系主力也争取过来，那对傅作义下决心走和平道路，肯定会起异常巨大的作用。因此，冯杰宸以其特殊身份，在中共党员杜任之的直接指挥下，对丁宗宪进行了策反工作。

　　丁宗宪和冯杰宸是老相识，部队进驻北平后就经常与冯杰宸来往，交谈的内容也多不避。丁宗宪是黄埔四期生，因刘后同曾为其在傅作义那儿举荐，因而与刘后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对国民党的前途，丁宗宪当然是清楚的。因此，经冯杰宸与他多次商谈，并说刘老先生的意思也是想劝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后，他也表示赞同，愿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必须进一步争取丁宗宪，让他下定决心：如果傅作义犹豫不决，三心二意，到时候他就单独起义。

　　接到电话，冯杰宸马上赶到“晋丰行栈”来了。连日来，为了挽留刘后同，他正东奔西走，花了不少心思。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和傅作义的摇摆不定，刘后同心情烦躁、激动，感到自己花这么多心力为傅作义谋求和平道路，是“与智者谋而与愚者断”，埋怨傅作义已“把日月之光弄成了萤火之明”，加上一目失明，因而感到为难、力不从心，甚至有些厌倦、厌烦，就不想再在北平待下去了。对此，崔月犁、杜任之都很着急。杜任之急急赶来对冯杰宸说，现在已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后退，无论如何要把刘后同挽留住。于是，冯杰宸除了不断为刘后同延医问药，每日让自己的妻子为刘后同打进口针外，还天天变着法儿让傅作仁、龙景伯等刘后同的老朋友作陪，请刘后同到大饭店吃精美的饭，到戏馆听最好的戏，并专门为他赶制了裘皮大衣。冯杰宸对中共方面的良苦用心十分理解。傅作义是一定要争取的；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北平也是无论如何要保护的。所以，吴哲子和刘学周把想法与他一说后，他马上表示赞同，打电话把丁宗宪请到北平前门外山东大饭店一起喝酒。

　　丁宗宪到时，见吴哲子、刘学周也都在座，很是欢喜。作为“晋丰行栈”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他与冯杰宸经常以“晋丰行栈”作为见面地点时，吴哲子和刘学周也早已加入他们的行列，表示要为北平的和平事业，与他们“一同进退”。因此，见了面，大家都感到兴奋异常，无拘无束。 吴哲子和刘学周先各给丁宗宪敬了一杯之后，冯杰宸就把酒杯高高举了起来，说：“今天这酒非比寻常，来，咱们干了这杯酒后再说话。”冯杰宸是惯于交游的人，说话颇带点儿江湖豪气。待大家都把酒干了之后，他就毫不客气地说：“咱们有约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这不只是咱个人的事，也是北平几百万军民的事。咱说话可得算数啊。”

　　这话当然主要是为让丁宗宪表态作铺垫的。为了能让丁宗宪勇敢地往前再跨一步，他们三人曾作过研究。丁宗宪此刻还不知道吴哲子和刘学周的真实身份，因而由他们两人直接出面并不合适，最好还是由冯杰宸来唱主角。可是，这戏要唱得顺当，光让冯杰宸一个人出面，又觉得有点力薄势单。所以，三个人决定一起出马。冯杰宸这“垫头”话一说，吴哲子和刘学周当然就都抢先表了态：“那是当然！君子之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的话怎么能不算数？不信，请看此杯！”说着，两人都满斟了一杯，先一饮而尽。

　　丁宗宪豪气横溢，岂肯落后！于是，不假思索地也马上斟满了一杯，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君子之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算数算数！”举起酒杯也一饮而尽。

　　“可是，现在傅先生又突然游移不定，犹豫不决，又是修环城马路，又是修临时机场，北平的形势眼看愈来愈吃紧，一战在所难免。诸位以为如何才是上策？”

　　吴哲子和刘学周说：咱们的共同目标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当然是让傅先生与咱们一起成此壮举。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执迷不悟，咱也不能无所作为，应从怎样才能最低限度地减少北平的破坏方面想想办法。

　　“老兄高见呢？”丁宗宪问冯杰宸。

　　冯杰宸说：“依兄弟之见，真到那一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老兄率第三十五军和二六二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防地，与解放军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北平百姓的牺牲和损失，肯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丁宗宪想了想，决然地说：“好！我相信傅先生是明达之人，不至于明知死路还往前闯。但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整个第三十五军不敢保证，第二六二师，兄弟可保证单独起义。”

　　“真的？”

　　“当然！不信，请看此杯！”说着，又斟满一杯准备一饮而尽。

　　“且慢！果真如此，兄弟有个不情之请。”

　　“请说。”

　　“果真如此，那是老兄给咱兄弟带来的历史荣耀。在下想高攀丁将军与两位，就此结为金兰之好，以示共同进退，共守信义。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可否俯允？”

　　吴哲子、刘学周立即表示同意，丁宗宪也马上说“荣幸、荣幸”。

　　于是，四人互换了庚帖，拜了天地，发愿共守誓言，同进同退。结拜完毕，四个人又商定，到时候解放军方面就由冯杰宸出面联系，才尽欢而散。当然，由冯杰宸出面，吴哲子、刘学周就在身边，那是一点也不费力的。 至此，除了北平城外有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即先遣兵团）两个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共四个兵团包围外，城内地下党又已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防区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三十五军（防区在城北德胜门一线）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防区在城内前门车站等处）。只要总攻命令一下，里应外合，南北夹击，傅作义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惨败下场了。

　　王甦化名“王博生”，在“铁血将军”池峰城家与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徐宗尧见面。徐宗尧说：“有何贵干，听凭吩咐。”

　　这天深夜，在北平城内的北长街81号院内，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一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

　　81号大院子的大门虚掩着。客厅内，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一边在翻看“总部”的《平明日报》，一边在等候两位神秘的客人。

　　近半个月来，《平明日报》一直是他反复研究的对象。《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反应的基本上是傅作义的思想和动态。近日来，《平明日报》的“反共”声浪略有升高。以他的经验，外面风传的傅作义可能已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必定不是空穴来风，略有升高的“反共”声浪，可能就是掩饰。

　　可是，他经多方打听，却是不得要领。

　　名为中将高参，在傅作义总部，池峰城其实只领份干薪，并不参与总部的重大决策。傅作义对他优礼有加，也只是一种礼数，内心想些什么，别人既不容易揣摩，傅作义又遮掩得滴水不漏，他也无从知道。不过，如果自己对老傅近来有所举动的判断准确无误，觉得那倒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事。因为他真心希望傅作义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与中共“和谈”，立此一件造福人民的大功。

　　他一直想的是，怎样才能为老傅的这件功德出点力。

　　池峰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已很久了。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从小就艰辛尝遍，炎凉看尽，15岁就投奔西北军去了。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他多想为穷人也争一份自己的天下啊。因此，在部队里，他学习刻苦，工作卖劲，还因此被冯玉祥看中而调入卫队营，并赐雅号曰“镇峨”。从此，他就在冯玉祥的影响下，一直从班长、排长，晋升至旅长，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1929年，冯玉祥中原反蒋，失败下野，池峰城所部，也与孙连仲、高树勋等各部一起，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他担任第七十九旅旅长。1931年3月，第二十六路军被调往江西“剿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日益猖獗，并于这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引起了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在“剿共”前线的江西宁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宁都起义就发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底下，对他的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从冯玉祥反蒋，到赵博生等发动宁都起义，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涤和转折。后来第二十六路军北上抗日，池峰城为第三十一师师长率部先在涿州以南一带与敌血战了数昼夜，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均以极窳劣的装备和惨重的牺牲，取得骄人战绩，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但是，满腔的爱国之情和才华热血无人赏识，很快，在几经周转后，他就被明升暗降，任命为长江上游江防副总司令，到四川万县“赋闲”，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宪、特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就在这时，他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有过的关系。刘仁利用曾任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副参谋长的李中立与池峰城的关系，派遣李中立的堂弟、中共党员李颖进入池部。李颖到达保定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被委为尉级副官和委任级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可是，此事很快就被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植盯上了。孙连仲到保定后，杨清植就向孙连仲密报池峰城的“通共”嫌疑，说中共地下党已大批拥入保定各机关和池公馆，已造成大量机密泄露，以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要求孙连仲在保定开展“清共肃奸”。谁知孙连仲此时也已有心“亲共”，根本不理杨清植的那一套，反而把杨清植的密报告诉了池峰城。然而，防不胜防，杨清植先以“通匪分子”在保定逮捕了二十多人，并株连了近百名各界进步人士；随后又耍了个阴谋，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特务们则乘机冲入池公馆，强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枪队，逮捕了一批池峰城的副官、秘书。池峰城发现受骗，不由大怒，直指着杨清植的鼻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向蒋介石递了辞呈，回到北平“闲住”。傅作义进北平后，才又给了他个闲差。

　　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他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党就又和他重新取得了联系。他家里的勤务兵小李，就是由中共派去的。

　　在平津形势渐紧后，他很想做些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工作，可苦无门路。傅作义那儿说不上；中央军更把他视为乱子贼臣，都不可能。不想那天徐宗尧突然到了他家。

　　徐宗尧，少将，是毛人凤新任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

　　见到徐宗尧，池峰城不由眼睛一亮。对徐宗尧，他太熟悉了。他被称为“保定王”的时候，他是他的警察局长。“军统”与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尧也是“军统”。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共处后，池峰城发现徐宗尧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骄横无忌、飞扬跋扈，对他的工作也比较配合，渐渐地就把他看作了“亲老弟”。徐宗尧对池峰城呢，也因他是“抗日名将”、“铁血将军”，一接触就有一种亲近感。经交往，又对他的军事才能和个性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渐渐地就引为至交。此刻，两人相见，各有心事。徐宗尧呢，被毛人凤任命为北平站站长后，有许多话想找他说说；池峰城则是一见面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军统”特务争取过来，为和平解放北平出点力。

　　徐宗尧说，北平“军统”站是个肥缺，从戴笠开始，从来就“肥水不入外人田”。王蒲臣是毛人凤的同乡、表兄弟，毛人凤却突然令他把这样的肥缺交给他这个“外人”，实在有点意外。他分析，让他当站长，而让王蒲臣当“专员”，实际上是名义上让他顶，实权却还是王蒲臣抓。这样，一旦形势有变，王蒲臣可以马上脱身，而他则必须钉死在这儿。所以，毛人凤这是因为眼看北平已无戏可唱，但又不能没有人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才这样安排的。实际情形也是：王蒲臣接到命令后，并不急于交班；而毛人凤在给他的电报中告诉他的也是要先尽快安排潜伏组等“善后”事宜。因此，徐宗尧认为，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来接这样的差事，肯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智之举，特来与池峰城商议。

　　池峰城一听，真是大喜。如果自己的这位“亲老弟”能接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他策反成功，不是作用更大、居功更伟吗？他连忙吩咐徐宗尧不要着急，说还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当天，他就把这一情况给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作了通报，请他们派“代表”来与徐宗尧深谈。

　　刘仁得报，也极为欣喜。对国民党军、政、宪、警、特里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物，刘仁心中都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的。对徐宗尧，他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说起来，徐宗尧还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家境贫寒，学徒出身，有些文化，后参加奉军，先当文书，后为少校军需官，都是文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难当头，就又弃文习武，由军佐转为军官，迭经提拔，从上校团长擢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他只身潜入蒙疆，策反因负伤投降日军的白凤翔反正成功，成了一位震惊日伪的传奇英雄，受到了国民党国防部及军统局的赏识，并因而被“吸收”为军统特务。加入军统后，徐宗尧先后担任过冀、热、辽等地的情报组长。抗战胜利后，他任保定警察局长。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他持保留态度；对池峰城与中共的秘密往来，他也表示同情。池峰城辞职后，他也卸去保定警察局长职务，转任冀、热、察、辽情报组组长。刘仁认为，有池峰城这层关系，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而要是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利的条件。他马上指示王甦：直接找池峰城联系，尽快完成对徐宗尧的策反工作。 王甦化名王博生来见池峰城，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两人对如何策反徐宗尧作了仔细研究。此刻，池峰城虚门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共产党的客人王博生。

　　客厅的门被轻轻推开，王甦闪身而进，准时到了。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为了不致引起周围的注意，不敲门，不喊叫，虚门而待。好在“王博生”已非生客，熟门熟路。

　　随后，徐宗尧也准时来到。

　　池峰城给他们相互作了介绍后，王甦就开门见山说：

　　“徐先生的情况，池先生都已和我谈过了。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徐先生晤谈的。国内局势徐先生都看到了。东北之后，淮海战役也将很快结束。蒋介石政权是毫无希望了的。现在平津已被我军完全包围，我军随时都可以对平津发起攻击，华北问题的解决和全国的解放，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我们希望，徐先生既已看清形势，就应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弃暗投明，为我党工作，为顺利解放北平立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与徐先生说起，对起义有功人员是既往不咎。请徐先生放心，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徐先生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你。”

　　徐宗尧正规，严肃，说话简洁明快。出乎王甦意料的是，听王甦这样一说后，徐宗尧一点儿也没有迟疑，立即就表示：“我明白了。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有何贵干，听凭吩咐。”

　　王甦先高兴地代表刘仁部长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徐宗尧的义举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和敬意；随后，他就告诉他地下党的要求：现在暂时不要脱离军统，要积极工作，以便赢得信任，千万不可暴露身份。

　　徐宗尧说：“毛人凤让我接任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并叫我布置潜伏组，王代表看怎么办比较妥当？接还是不接？”

　　王甦明确说：“徐先生接北平站对我们有利，不但要接，还要尽快把站长的职位接过来，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留在北平站站长的职务上，以求控制北平的整个军统组织。”

　　徐宗尧点头后，就开始详细报告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来北平后的活动情况，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郑介民对中央军的安排，对地下党的搜捕，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监视、跟踪，以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等等。

　　王甦一一记在心里，然后说：“在此前后，徐先生还有两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保护档案和保护在押政治犯。”

　　徐宗尧甚是鼓舞，一一表示：“一定照办。”

　　“今后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和我联系。”说完后，王甦又叮嘱了一番，一定要保守好机密，并告诉他秘密联系的办法，然后告辞。

　　“军统”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除秘密的北平站外，在“剿匪”总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有“军统”的公开组织。内部规定：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也就是说，北平“军统”组织是由北平站指挥的。徐宗尧的问题解决了，对顺利解放北平又增加了一大有利条件。可以说，至此，解放北平已万事俱备，等着的就是傅作义的最后决断了。

　　邓宝珊穿一套士兵的棉军装去见崔月犁。他很快明白：中共的目标就是“和平”缴械。那么，他也就只能想如何以一个最好的方式“荣誉移交”或“光荣的交代”了。

　　所有这一切，傅作义当然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王克俊的政治特派员不断有消息从各部队报来，其他秘密渠道也有不少秘密报告，都是各个部队或这样或那样的不稳消息。对有些部队，如第九十二军，他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命令他们去夺回南苑机场，他们却只是把命令层层下转，军转到师，师转到团，转到最后，就剩个把连的兵力，去劈里啪啦地“应付”一阵，回来报告说“共军抵抗异常顽强”，几经冲杀无力突进，就完了。他知道，那是“有原因”的。自己的嫡系呢，也肯定不可能都铁板一块，倘有风吹草动，肯定也会有“靠不住”的人。可在这样的非常之秋，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表面上都只能做出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样子。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加紧把问题解决和命令下属不准单独对外接洽。 接连两天，邓宝珊穿梭似的奔忙。他与张东荪、符定一等许多人都谈了话。张东荪也告诉他，中共方面已找过他，让他作为“第三者”陪同傅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他已表示同意。邓宝珊与傅作义反复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中共还不会放弃和谈；之所以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目的无非还是要价。

　　就在这时，杜任之突然给傅作义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得到冯杰宸的确切消息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他敦促傅作义：现在该当机立断了。要是还不认清形势，准备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便是“亲信”、“嫡系”，也是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的。

　　这话中之话，傅作义当然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我们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并告诉他：邓宝珊已经抵平，希望能马上面见中共方面的代表。

　　杜任之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崔月犁。

　　其实，崔月犁此时的焦急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傅作义。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关系都转给他之后，加上佘涤清又被逮捕，他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毫无疑问，他积极布置策反，积极搜集城内军事情报，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武力解决北平，甚至是不让北平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迅速解放，都完全有把握。但是，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要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因此，接连几天，他根据傅冬菊等所提供的情报，几乎是一天一个长电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实在说，他对傅作义又要发表通电，又要把兵权交给李文，又要去南京请罪，又命令抢修环城公路等等，几乎是急得变态的情绪，是有些不放心的。

　　当然，他知道关键是要让傅作义接受中共的条件。

　　于是，在得知邓宝珊已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见面之后，他立即请示刘仁，并约定与刘后同见面。通过刘后同，他再约见邓宝珊。

　　见面的地点，选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王捷三是杜任之的同学，邓宝珊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密切。崔月犁的家就在南池子的南口，很近，在王捷三家见面，既安全又方便。

　　对邓宝珊，崔月犁早有了解：作为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驻守榆林，与中共的交往很深。他为人稳重，性格开朗，豪爽而不失严肃，慎细又落落大方。崔月犁匆匆来到王捷三家的时候，见屋内已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军人，穿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的灰棉军装，身材高大，满脸风霜，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见他进来，早已起身笑脸相迎。他估计他就是邓宝珊了。于是，也马上迎上，作了自我介绍。

　　想不到邓宝珊一开口就孩子般坦诚地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时，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恰巧，崔月犁手头带有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纪录材料，就送了他一份。邓宝珊十分高兴，谈话也就马上进入正题：先国际国内大势，尔后是北平局势，傅作义前途，中共政策。 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必然失败，邓宝珊认识得很清楚；对北平的局势和傅作义的前途，邓宝珊也认识得很清楚；崔月犁希望他劝说傅作义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条件，及早下定决心，不要再摇摆不定，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劝说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为人民做一点好事。但是，他也很尖锐地提出：现在傅先生极端苦闷、彷徨。傅先生也是愿意谈判的。他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劝说明确拒绝，都说明他是有心要与中共讲和的，是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的。可是，让李腾九与刘时平联系，刘时平不知下落；多次致电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没有回音；请彭泽湘、符定一、张东荪与中共方面联络，中共方面也没有答复。他说，他已见过张东荪，张东荪也说他已向你们表示过乐意出城一起谈判。他说，他衷心希望中共方面能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

　　崔月犁说，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早下决心。最后，崔月犁恳切地对邓宝珊说：“时日无多，希望邓先生以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

　　邓宝珊明白了。共产党确实是在要价，而且也确实就是刘亚楼提的那个价：要谈判，就是“和平”缴械，就是不抵抗，或者叫投降。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迫使傅作义就范的心理战。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只有用傅作义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如何想办法作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交代”或叫“荣誉移交”？

　　邓宝珊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怅惘。

　　可是，又能为傅作义出个另外的什么主意呢？

　　没有。不可能。

　　于是，他对傅作义说：一匹死马，但死马也不能丢弃，只能权作活马来医。

　　傅作义也只好默默点头。

　　1949年12月31日，北平地下党终于传递过来一个消息：中共方面尚未对傅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张东荪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继续谈判。

　　邓宝珊知道，这是崔月犁与他见面之后报告他们上级所得到的回应。应该是一个确切的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吧。多日的沉闷终于打破。不管死马活马，傅作义也觉得心情有了好转。晚上，多日未曾回过公馆的傅作义，也回到了小酱坊胡同家里，与邓宝珊、傅冬菊等几个亲近的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本文摘自《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植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