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 面貌 (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3:55:39
这是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西方青年的群像:留着长发,男人蓄须,女人扔掉了胸罩;他们穿着美洲原住民的大氅,披挂着来自东方的珠串,色彩必定鲜艳绚烂;随便着双破破烂烂耶稣拖鞋即可招摇过市,也不在乎像乞丐一样光着脚;发间一朵鲜花非常重要,这是他们共同的标记,也是嬉皮士们的别号“花童”的来由。

  “花童”的能量很大,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时尚的面貌。尽管,这些一代青年深陷“被品味遗忘的时代”,着装风格杂乱无章,甚至呈现出外表的贫瘠与穷酸,但是他们却改变了所有人对时尚的认知。

  和花童们一起成长起来的《滚石》杂志为嬉皮士们的着装辩护:“现在,美丽是自由的……仿佛受到虚幻女神的洗礼,各种风格都可能出现,像风筝一样高,像月亮一样纯洁,时髦的?有威严的?诡异的……兼容各种风格。”

  正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迫切想要和父母们分道扬镳的嬉皮士,不仅在思想上追求天真与卓越,同样也在服装上展示了自己的决绝。

  正是伴随着青年人震耳欲聋的喧闹声,社会才为他们而转身:青年成为未来时尚的统治者;他们的视野开始弗及遥远的东方;他们开始懂得如何通过服装传达一些个人的道德诉求。这一切都使得嬉皮士们的文化成了最能标记这个时代的可贵文化,以及最具革新力量的昔日潮流。

  图注:1,Mary Quant;2,Deris von Norton;3,Kenzo;4,Andre Courrege;5,Yves Saint Laurent;6,Laura Ashley;7、8,Dior by John Galliano;9,Ossie Clark;

  八九点钟的太阳升起来

  如果说具有摧毁力量的战争需要青年,那未来更需要青年。二战结束后,从东至西都在呼唤青年们成长为社会的中坚。

  毛泽东无比浪漫地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未来无私地许给了青年。于是,二战前和二战后出生的两代人间,鸿沟巨大。

1964年,Yves Saint Laurent与他的作品

  过去的时尚是单单属于“熟女”的时尚。1960年以前,Christian Dior、Balenciaga等少数几位巴黎的Haute Couture设计师才有权发布流行。然而那些价格昂贵,结构复杂又颇费手工,更新换代速度又过于缓慢的订制服装,压根无法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时尚仅仅是旧时名媛和贵妇小圈子里的玩物。随着整个社会对科技与未来的憧憬,设计师们也不能无视“八九点钟太阳”们在服装上的狂热需求。

  Yves Saint Laurent接手Christian Dior后,率先从Jack Kerouac和Allen Ginsberg这群新兴的垮掉派文学家身上寻求灵感,汲取街头青年的灵感,造就了“垮掉系列”。但是,这一想法领先时代太多,Christian Dior高层无法忍受这些“面目可憎”的时装。很快,Yves Saint Laurent便被扫地出门了。

  真正使时装与青年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绝对不是Haute Couture。Pierre Cardin率先提出了ready-to-wear的概念,把经简化的时装大批量地生产出来,再迅速地销售出去。

  价格相对低廉,款式又相对实用简单的ready-to-wear,很快就在市场上看到了反馈,包括Yves Saint Laurent在内的Haute Couture大家,也快速赶上了这股年轻人的潮流,推出了Rive Gouche这条高级成衣线。老一辈却对此痛心疾首,Balenciaga认为时装的普及会导致“纵欲的时代”。

  迷你裙与性的一代

  刚刚在市场上推广开来的女用避孕药乐见这种无拘束追求性刺激的时尚。

  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走红全球,D.H.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被解禁,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第一次登陆美国,它不仅赤裸裸地展现了性,同时也将混淆了美与丑的时尚观念传递了过来。诗人Philip Larkin写道:“性的交媾始于1963年。”

Andr Courrges把裙子裁剪到膝盖以上的6英寸

  新生代设计师Andr Courrges把裙子裁剪到膝盖以上的6英寸,再配以皮靴,让女人白花花的大腿展露在外。这是一个明显与旧时尚隔绝的信号,露腿可能比露胸更具情色意味。

  然而,毕竟巴黎从未汇聚过真正的青年亚文化。那些新生代的时装设计师也一直执着于技术与太过浪漫的想象力,时装仍旧没有来到街头。这次,伦敦成了发力者。

Mary Quant也通过“迷你裙”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中最受瞩目的一个

  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Mary Quant也通过“迷你裙”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中最受瞩目的一个。她显然不是在审美的层面杀入时尚界,她毫不妥协地指出:“对我来说,成年人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她们吓人?矫揉造作?条件有限?甚至丑陋。我根本不想涉足成人时装的领域。”

  Mary Quant的“迷你裙”如同the Beatles乐队一样,迅速席卷了全球。但是Andr Courrges则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迷你裙”的发明者,Mary Quant只是将这一概念商业化了。Mary Quant对此不值一晒地说:“创造迷你裙的不是我,也不是Andr Courrges,而是街头的那些女孩。”

摇滚女歌手Janis Joplin影响了一代女嬉皮士的穿着


青年的火炬永不熄

  整个50年代,都在酝酿下一个10年所迎来的青年革命。Jack Kerouac这一代大学生,被城市和他所继承的文化所窒息,希望能够去往远离尘嚣,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活出人样,可以写作?抽烟与思考。

  《在路上》无疑是嬉皮士们的圣书。娱乐业也在不断为青年提供了酷的范本,无论是Marlon Brando的逍遥骑士,还是James Dean的忧郁青年,抑或是猫王的彻夜摇滚,新一代的青年在那些文化偶像的指引下,开始重建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属于青年的亚文化。

  摇滚女歌手Janis Joplin在其短暂而又辉煌的摇滚生涯中,曾影响了一代女嬉皮士的穿着。她顶着一头杂乱无章的乱发,胸口挂满了用来自异国的五彩珠子结合而成的珠串,一件土法炮制的扎染外套松垮地披在肩上……

  这一切都使得这个摇滚女明星看起来像个拾荒妇。然而这就是酷,不需要用服装来强调性感。这是青年第一次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自嬉皮士以降,青年亚文化在音乐与诸多流行文化的联合策动下,disco、punk、gothic、new romanticism、hip hop、rave一拨又一拨地在历史的舞台上带来青年人风格的部落。

  嬉皮士们并不在乎时尚外表的形式,有媒体指出“你的年纪多大并没有关系,但你得年轻地思考。”这似乎成了现世所有时装设计师必须掌握的时尚法宝。

  John Galliano跑去街头观察青年,Raf Simons索性把安特卫普街头游手好闲的青年直接带进高级成衣界,Heidi Slimane更是在喧闹的摇滚音乐会上与放肆表现自我的青年交换时尚的心得。

  时尚评论家Colin McDowell写道:“他们确实要把帐算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头上。那是他们的革命,但是革命之后,他们的意义却没有消失。”

  时间回到1967年,在经历了时装界的青年革命之后,更为极端的青年——嬉皮士浮出了水面。

  尽管,嬉皮士们在主流社会中自我放逐的行为,引起了家长们的恐慌。但却让宗教人士联想起了早期的天主教徒,加利福尼亚地区的主教在1967年对《时代》杂志说:“这些人的气与质量里有平和宁静,与好奇——这是好事。”然而,嬉皮士们却不再相信自己父母所信仰的那套,开始关注东方。

  50年代末,日本高僧铃木大拙频繁在欧洲和美国对青年传授禅宗,西方人在东方智慧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吉普赛人的占星术也以一种神秘的力量攫取了嬉皮士们的注意;而The Beatles乐队的George Harrison把印度西塔琴大师Ravi Shankar带到嬉皮士们的面前时,无数的嬉皮青年立刻被这种如烟一般在空气里弥散开来的东方古典音乐,所深深吸引……

  尽管从马可·波罗?哥伦布开始,西方人从未停止过对东方的憧憬,但如嬉皮士那般如此决绝地否定西方理性,而向东方文化全面跪倒,确实从未发生过的。

  在性方面更为开放的嬉皮士们,已不再满足于“迷你裙”这种西方痕迹太过明显的穿着。他们终日在跳蚤市场和旧货市场中找寻古怪的外国服饰,以标新立异。他们穿上类似佛袍的服装、佩戴念珠并开始茹素。而美国的嬉皮士更是喜欢在美洲原住民那里寻找打扮自己的灵感。

Kenzo 2009秋冬系列,混合着俄罗斯气息的吉普赛风格

  嬉皮士们也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深入了东方文化。他们根本分不清穆斯林的露天剧场和西藏的寺庙究竟有什么区别。

  于是,在他们的身体上呈现了“环球部落”的奇特风格:小羊羔皮外套来自蒙古;背包来自摩洛哥;针织衫来自秘鲁;胸口的印花来自印度……所有的一切都堆砌在一起。

  这种奇幻的景致,我们今天依旧能在T台上看到:John Galliano可能把埃及和20年代的好莱坞混淆在一起;Givenchy的Riccardo Tisci可能把摩洛哥风格和拉丁街头风格嫁接在一起;更早的Yves Saint Laurent索性在70年代末,气势恢宏地把中国元素植入了复杂的Haute Couture里去。这种仅仅存在于意象中的东方,在Susan Sontag看来,实是“现代性的标志”。

Kenzo酷爱用夸张而绚烂的花卉图案与大胆的色彩搭配

  东方遇见西方

  在这股青年人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潮流里,东方设计师也获得了上位的契机。日本人高田贤三(Kenzo)率先杀出重围。他的设计充满了愉快轻松的氛围,用夸张而绚烂的花卉图案与大胆的色彩搭配,正切中嬉皮士们下怀。

  而原本便不受西方时装传统束缚的他,更在自己的时装上展示着“地球村”的概念,带领着他的客户穿越埃及、墨西哥、东欧、中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再到大洋洲神秘的岛国。在Kenzo那里,东方和西方的动机好像不经意地融合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东方设计师参与到了西方流行体系中。

  森英惠(Hanae Mori)把日本和服带入了Haute Couture的世界;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日本传统服饰中,提炼出形式不受身体而变的理论,让面料本身的表现力取代剪裁;川久保玲(Rei Kawakubo)的Comme des Garcons则截取了日本古典审美精粹中有关“佗”与“寂”的内容,创造出一种“外在制约与内在高雅的美学”。

  然而,在西方和东方两相眷顾的过程中。原本真正吸引嬉皮士的东方传统风格,正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变成吸引旅游者的“戏服”,而完全被带离了东方人原本的生活方式。更多更为粗糙的“东方遇见西方”的风格,在发展中国家寻找个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无法获得突破的迷宫。

  向雄孔雀一样开屏

  嬉皮士们的着装风格从革命出发,很快就被他们原先所反对的消费主义招了安。成人的世界,不断模仿着嬉皮士的风格,原本以“反时尚”为特色的嬉皮风格,被逐步演化成新的时尚,这在男装身上的表现更为明显。

  1969年,《纽约时报》记者Leonard Sloane在一篇观察男装的报道上,打出大标题——“男装界,一场孔雀革命”。嬉皮士们从东方学习来的大胆色彩和夸张纹饰,迅速把男人打扮成炫耀性的雄孔雀。甚至仅从背影来看,很难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严肃的商务风格的男装备受挑战。传统的白色衬衫走入末路,人们喜欢的是超长尖领的色彩鲜艳的衬衫。Leonard Sloane写道:“因为由了更新换代的嬉皮观,男装业才会在去年创下17.7亿美元销售额的记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将来在嬉皮领域越是流行的商品其生命周期就越短暂。”

  事实上,男装业的盛景并没有止于嬉皮领域。越来越快的换装速度,在余下的40年里,不断为男性所接受。在经历了80年代的New Man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metrosexual两次大规模的男装革命之后,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嬉皮士对男性时装的启蒙意义。更多的个人主义和更少的从众倾向,至今仍旧适用。而通过时装展露对青年男性身体的崇拜,也在Dior Homme的Heidi Slimane那里被演化到了极端刺激的高潮。

  而那个年代天真的男装风格,与“孔雀革命”一词,也时不时地重访现在的男性时尚。2007年,《纽约时报》的David Colman评论男性时尚的皮草潮流时写道:“不像前几季Gucci在T台上推出的夸张的皮草裤子,聪明的设计师Marc Jacobs?Yves Saint Laurent的Stefano Pilati,以及Lanvin的Lucas Ossendrijver把皮草做成衬里,或是外套和帽子的包边,如同孔雀革命时期,对皮草全面投降的男人们。”

  少数派的春天

  对于嬉皮士来说,服装外在的形式是不重要的。他们小鬼闹革命的政治诉求,赋予了服装更多精神内涵。

John Lennon和小野洋子在床上静坐呼吁“Love and Peace”

  1968年,现代舞大师Maurice Bejart在巴黎贡献了一场《火鸟》,舞者举手投足间的味道像极了遥远中国的“红色芭蕾”《红色娘子军》。巴黎青年看了之后,无比激动。而切·格瓦拉式的游击革命;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都让西方的青年们无比景仰。

  “反对越战”当然是青年们最直接的政治主张,John Lennon和小野洋子的“床上谈和平”最深得人心。然而,意义更加深远的则是反种族主义,其内涵很广,从黑人问题?女权主义到同性恋运动,都有所涉及。

  从“垮掉的一代”主将Jack Kerouac不无憧憬地希望自己是个黑人开始,Yves Saint Laurent在60年代中期推出了“非洲系列”,对黑人以及美洲原住民传统的推崇,便一点点深入了嬉皮士的内心。

  Woodstock音乐节上风头最劲的Jimi Hendrix便是第一个突破灵歌、爵士乐、布鲁斯等贴满了“黑人”标签的音乐,挺进白人摇滚领域的第一位黑人明星。Jimi Hendrix把自己打扮成美洲印第安人的模样,用吵闹的吉他弹奏着“星条旗永不落”,不啻是暗示了美国?印第安人与黑人间牢固联系。

  而女嬉皮士们则把胸罩看成是男性世界对女性施行压迫的工具,因此选择把胸罩扔掉。1969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发生的“石墙暴动”则宣示了同性恋群体,不再甘心成为社会中隐形的一份子。

  在紧接着嬉皮士运动之后的disco潮流中,他们选择了更加明确的身体面貌。喇叭裤?花衬衫?黑人头,绚烂的霓虹色彩,以及性感的音乐与自由的舞蹈,使得同性恋群体和黑人在新生的disco中找到了真正属于少数群体的亚文化样式。

  把政治口号写在衣服上

  自由是嬉皮士风格的核心。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抹平了个性。嬉皮士们到二手服装市场去购物,选择已故设计师或是来自陌生国家的服装,都可以极大程度地降低“撞衣”的风险。与年轻一代野心勃勃的购物行为相辅相成的,是嬉皮士们DIY的精神。

  扎染成为嬉皮士青年们最具标志性的时尚之一。他们通过自己动手的方式,创造独属自己的T恤。不少嬉皮士也喊出过“摒弃这个缝纫的年代,由自己来缝补自己的东西”的口号。哲学家Alan Watts评价DIY精神时说道:“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一无是处。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学会怎么去煮饭,怎么去做衣服,怎么去建房子,怎么去做爱,以及其他生活中非常本质的东西。教育带给我们孩子的只是抽象的概念,把他们训练成保险推销员?官僚,以及某种程度的名人。”

  也许嬉皮士们的DIY已经超出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范畴,而变成了另一种追求时尚的行为,却无疑引发了人们对整个西方教育系统的反思。

  嬉皮士以后的青年,更懂得如何通过时装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伦敦的Katherine Hamnett把“NO WAR, BLAIR OUT”(停止战争,布莱尔下课)?“USE A CONDOM”(使用避孕套)、“CHOOSE LIFE”(选择生活)等口号大剌剌写在T恤上。

  Martin Margiela则创造了一件有良心的T恤,用英文书写“对付艾滋病,有太多事值得一做,而不仅仅只是穿这件T恤,但这是个好的开头。”Marc Jacobs也与一众明星好友在T恤上与时装迷们全裸相见,号召人们“保护你最大的器官”,以对抗皮肤癌。

  如今的时尚更比嬉皮士们更讲究良心,在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拒绝皮草?讲究公平贸易?有机面料的普及都是新时代添加进来的新内容。有趣的是,嬉皮士们昔日茹素的生活习惯,演化到今天,连时尚也开始茹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