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君子人格于中国官场有用吗?——再谈毒奶粉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4:35:22


  山西襄汾尾矿塌坝事件和奶粉事件之后,迅速撤了一批官员的职,其中有两三个官员这回似乎是主动请辞。就他们请辞,王学泰先生的评论《引咎辞职与“君子人格”》,希望不是由于“组织安排”,而是“该官员感到有负重托、自疚自责,主动请辞”。对此,王先生报以审慎的欢迎,进而呼吁官员的“君子人格”。

  不管怎样,主动辞职总比赖着不走好。但我不认为这几位是感到“有负重托、自疚自责”而请辞,我更相信是情势所逼,因为事件后果太严重,波及面太广、影响太大。拿质检总局来说吧。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最近才出现,近年来年年有披露;奶粉问题也不是新情况,四年前爆发的大头奶粉事件在近年无数次由事故发出的食品安全示警中是惊心动魄的,因为它的代价是一批孩子的生命和健康。这个事件足以使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认真反思和改革现行监管体制,然而还是循了惯性,迅速平息事态了事。三鹿在那次事件中是上了问题奶粉黑名单的,可是短短几天公关后便下了黑名单上了质检总局奶制品红名单榜首,这中间,质检总局的角色颇为蹊跷。去年三月发生的美国和加拿大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原本是又一次契机,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通过认真清查和整顿食品问题给本国国民、也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但李局长以阴谋论思维和意识形态立场回应事件,把国外媒体批评说成“对中国商品的妖魔化”、是“充满敌意,恶意攻击诽谤”、“妄加评论”。不仅以这样的说法回应外界批评,7月17日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会议上,仍然是这个调子。把食品安全问题转移成意识形态斗争,无异于给不法企业撑腰。三鹿敢于在婴幼儿奶粉和成人奶粉中添加含量高得惊人的三聚氰胺,四年前转危为安的经历和李长江去年回应北美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的态度是起了壮胆、纵容作用的。

  事件一次次发生,直到吃奶粉吃出许多结石宝宝,据十一长假之前的不完全统计,吃出肾脏毛病的小孩已达五万三千。但这位局长习惯于用“个别”、“少数”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淡化问题的严重性。去年回应北美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及该事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事件时是这样。三鹿奶粉事件之后,9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问题,又是同样路数:“我们对109家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有问题的是22家,占20%左右。那就是说,80%的企业所抽查的产品是合格的。此外,有些企业,我们抽查的批次很多,而不合格的批次是 少数 。比如伊利,我们抽查的样品是35个批次,不合格的仅1个批次。蒙牛,我们抽查的是28个,不合格的仅仅是3个。”——“少数”!“仅1个批次”!“仅3个”!

  然而 涉及人的生命安全,以“少数”之说稀释问题,是不可接受的。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少数”是多“少”的一个数?生命宝贵,哪怕伤害一个人,对这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百分之百的悲剧! 而李长江口中的“少数”问题企业和产品已经伤害了数万小孩。这种时刻说“少数”,跟四川大地震后某些“专家”的混账话如出一辙——“相对整个受灾人口而言,因灾死亡、失踪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6月25日成都日报)!但李长江身为质检总局局长,如此轻慢地看待对生命的伤害,更令人心惊。所以, 即使这回真的感到“有负重托”,但“少数”一说透出的对国民生命的冷漠表明其心目中“有负”的对象彻底错位。 这从新闻发布会上就供应奥运的食品是否安全对记者的回答也可看出。据他说,对所有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奥运会举办之前的两个月,均派出驻厂检验人员,对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地监督。

  这说明质检总局对于免检名牌的质量靠不靠得住,心中是有数的,所以对供应奥运的食品要严格监管。可为什么对供应民众日常食品就不能一视同仁?深究下去,真相会很难看。

  不以人、特别是不以本国人的生命为念,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官员中绝非个别。在这种根本性错位之外,官员中一些更等而下之的败德表现也很为人诟病。官员的败坏对社会的腐蚀既深又广,长此以往,将倾覆掉社会的底线和立国的底线。就此而言,王学泰先生针对我国选拔官员所注重的“德”,提出“德”不应只看政治倾向、只看是否紧跟,而应包括人品、人格,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而且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度扭曲、收缩道德而导致道德沦丧,也是委婉的批评和揭示。针对官场现状,王先生重提古代官场文化的“君子文化”,主张在官员中倡“先人后己,近义远利,守廉知耻,自尊自爱,难进易退,心胸开阔”的“君子人格”。重提君子文化和君子人格,充满了无奈和良苦用心,但跟现实反差太大,实在缺乏可行性。凑巧得很,就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网上有人转贴了江苏省巨贪、建设厅厅长徐其耀给儿子的信,信中传授七、八条官场心得,关键一条是拍马和看上级眼色行事,而渗透在每条心得之中的,是君子人格的对立面——彻头彻尾的“小人”精神。信读来感觉滑稽,但所反映的官场文化有相当的真实度。

  官德不张是事实,人民不断为此付代价更是沉重的现实。然而,表现在官员身上的道德问题,根子在别处。如果官位跟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私利挂钩而不是意味着责任,钻营拍马欺下瞒上无赖恋栈等等很不君子的行状就势必成为官员中很具代表性的行为模式;如果不厘清权力来源,使官员在乎民众的眼色甚于上级的眼色,就难以克服官场中取悦于上而无视民瘼的倾向;如果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权力的胡作非为也很难遏制……

  所以,与其寄望于官员“君子人格”,莫如制度着手,使官员不管其真实人格怎么样,不得不表现出好的一面。这样说并非否认道德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官员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落,最终谁都要吃苦头的,别的不说,道德沦落导致的社会交际成本无限提高,就叫人吃不消。然而,人的道德是一种可能变异也可以伪装的因素。道德在有些人身上很坚实,有些人身上很脆弱,尤其面对多种诱惑时,比如,体制漏洞给了官员很大空间在谋取私利上伸展拳脚,要求官员靠自身道德抵御诱惑,就很不切实际。而太多的好处还必定使一些人为了挤进官员队伍而以无德伪装有德,一旦进入,而又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那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了。说到底,道德生长是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的,对官德来说,则体制环境至关重要。如果道德跟体制或实际支配官场的潜规则犯冲,即使进入时具有君子人格,这种人格在官场中也会水土不服,若不甘同化,恐怕多半得出局了。在强大的制度性力量面前,要求个人以一己道德撑起一片天空,恐怕现行可行性太小。症结其实在现在选官体制。只要民对官员的“进”“出”没有发言权,而是继续由上级选拔,那么对小人的偏好是变不了的,为祸国民的昏官庸官滥官还会继续增多。即使现行的自上而下选官体制想要注重君子人格,也还有一个怎样对被选者进行人格甄别的问题,而这,简直就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难题。这些年官员升迁,不也要考察、公示、甚至问卷调查一番?结果怎样呢?责任事故天天有就不说了。暴露出来的贪官,95%以上包养情妇(这是一位纪委书记的报告提供的数据),包养数量最高的,可达148位!

  管用的办法其实简单得多,也很直截了当:选票以及民众可以启动的问责、弹劾程序!不跨出这一步,其他任何办法都会迅速变异为忽悠术。毒奶粉事件够大了吧?现在怎么样?五部局弄出个“限量三聚氰胺”的公告来忽悠全民,而且“限量”标准很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