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影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女性11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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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影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女性
一位野心勃勃的女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贴的一张 “大字报”,燃起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燎原大火,从学校开始烧遍了整个中国,一时间批判与整肃斗争充斥了全国。
在这个中国自我毁灭的时代,一位与这位大学教授完全相反的女性出现了。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还曾被选中参加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当时,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全国讨论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
这个学生鼓起勇气,赌上她一生的命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署名信,在信中问道:“您在做什么?您要将中国带往何处?”
她对毛泽东说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这是一个拥有枪杆子的人想要操控全国人民。”她这句话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出总结,而这个总结足以使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汗颜。
在中国,这段历史被深深埋在黑暗中。在这场灾难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中国经济几乎面临崩溃。而中国却没有任何新闻,也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涉及它。中国当代年青一代对这段历史以及影响这段历史的两位女性知之甚少,他们中很多人依然崇拜毛泽东。
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十年后的今天,这场动乱的印记在这两位女性——聂元梓和王荣芬(音译)——的身上依然明显。她们在文革这场灾难中的地位显著,而文革也深刻影响了她们的人生历程。
聂元梓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委书记。她对于文革的爆发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今,聂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经过多年的牢狱生活,她现在靠着朋友的资助生活。
当聂回忆起过去,她坚称自己没有想到自己一张大字报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她说:“我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导致灾难。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不再追随他们了。为此我还受到了惩罚。”聂说,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
当被问及她如何总结自己那段经历时,聂说到:“必须真正建立民主,这样人们才能充分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事务的意见与看法。就算这些意见不正确,人们也应该有说话与辩论的权利。就算是今天,大字报也应该存在。”
聂承认她的所为给其他人带来了灾难,这其中就包括她大字报批判的对象,当时北大的校长。
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聂就幡然醒悟了。1967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一次代表会议上,她试图辞去自己在红卫兵组织内的职务,却被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拒绝了。
几个月后,她制止了北大校园内一次造反派间的互斗,因此被投入监狱,度过了17年的牢狱生活。
聂说,中国领导人因为害怕失去权利,掩埋了那段记忆,“他们宁愿这段历史为人们永远遗忘。”
聂元梓坚称自己只是一枚棋子。而王荣芬与她不同。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后几天,王就离开了中国,从此一直生活在德国。王说,她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那封信的后果,但她认为自己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王的家人与朋友为了她这封信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成为了造反派打击的对象,饱受折磨。王至今对此耿耿于怀,每每提及,总忍不住潸然泪下。
王低调地评论自己十足的勇气。但这确是不争的事实。1968年,当造反派告诉她,只要认罪就可以获得自由时,她语出惊人。她告诉自己的关押者,他们给的纸不够大,她要一张像大字报那么大的纸,才能写下她对毛泽东的批判。
她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上写道:“可怜的祖国,你将何去何从。”
中国官方在评论毛泽东的历史时,称其“七分功,三分过。”而王说,毛泽东是“七分过,三分功”。“这场浩劫将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有成千上万在此过程中丧命。这是不可原谅的。这场浩劫不是‘错误’,而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