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观选团访台记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台北市瑠公公园，市长候选人郝龙斌的区政说明会。距离台湾五都选举投票日还有三天，在台北市，郝龙斌与苏贞昌的造势集结也进入最后关头，挤进公园来听的数百人，挥舞着蓝旗，个个都已经是郝阵营的忠实拥趸。

　　角落里的一行人，目不转睛盯着台上的候选人与台下互动。他们没有举造势旗，没有戴造势帽，到情势激动处，笑一笑，不鼓掌，也不吶喊。看似平静异常，只是事后一说，心里都是翻江倒海。

　　沈亚川是挤到最前排，仔仔细细看清了郝龙斌的一个。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相当认真地说：「第一次离这种位阶的领导人这么近，让我想去摸一下他的脸。」

　　在同行女生的笑声中，长平对他的说法表示了理解：「我能理解他，这是民主饥渴症。一个人饿得太慌了，到这里才看到，原来还能这样。」

　　这一小队人马，正属于台湾选战硝烟里一道不露声色的风景线：大陆观选团。

　　在造势现场的南都传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长平、《南都周刊》主笔沈亚川、《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彭晓芸、《南方农村报》评论编辑何满，受台湾记者协会邀请，四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没想到刚到台北，就在这里碰到各路在大陆的师长好友：学者秦晖正在台湾访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都在台湾访问，还有不少散居各处的媒体人、知识分子、观察者。

　　除了各自的专业工作，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家的，还是两个字：「选举」。

　　「当然是选举」，长平说：「近距离的观察是一种体验，从新闻上看到，和现场是不一样的。就像听磁带和听现场音乐会的差别。」

　　在苏贞昌的造势晚会现场，长平时不时被苏的笑话逗得哈哈直乐。这是他在台湾看到的第一场「政治集会」，问感受，他不免自嘲：「我们的感受，肯定止不住地就会拿中国大陆做参照系，止不住地会去想我们自己。比如我们都说温总理亲民，可是你看看苏贞昌，就这样站在台上，像个邻家阿伯一样。」

　　最初几天，沈亚川更是患上了「民主饥渴症」。他说喜欢台北这城市的素朴，喜欢刚入境时，中华民国护照窗口那一声亲切的招呼「沈先生」；更要命的是在这里，许多想象都变成可能：「这和我到香港、到美国、到欧洲，感觉都不一样。第一次到台湾，是一个华人世界的不同情境的比较，你走在大街上，看它没有北京、上海那么堵车，我都会很开心，不管有没有充分的逻辑关系，我都会一厢情愿地下一个很急切的判断，哦，如果大陆社会像台湾那样，赋予这种民主制度后，它会被激发出什么样的活力啊。」他边讲，眼神都发亮了：「这么一个小岛，它转型以后焕发出的活力和给人的亲近感都让人爱怜，想一想，那么一大片国土，如果政治转型，制度上了轨道，它该焕发出多大的活力啊。真的情不自禁会想。同样语言、同样文化的情境，台湾让这种画面变得可以想象了。心里又悲凉又热切。」

　　许多大陆学者都看过美国的选举，但在台湾，毕竟是更切身的感受。就像长平所说，这讲国语的场面，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中国。

　　「作为我们，深陷于中国问题之中，它会带你去想象。」长平说：「乐观地想，中国未来走到这一天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对那一天，应该具备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只是浪漫的东西，也应该想到一些事实，因为中国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多，族群问题、民族问题、贫富差距……比如中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市长走下台，恐怕他可能真的会挨打，因为冤情太多，还没有释放掉。民主之后怎么办，这是忍不住要去想，也应该要去想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台湾走过的路如此宝贵，前来观选的团员们都觉得，这是他们以前不真正了解的地方，甚至还不如熟悉英美政治那么熟悉台湾。

　　两岸彼此屏蔽不了解

　　长平说：「大陆媒体和学者常冒充我们在关心台湾问题。政府有时也真的在关心，也想找到关心点。但实际上，两岸彼此都屏蔽得很厉害。从大陆这边，比如提到民进党，人们就知道台独，虽然也是真的，但是简单化了；比如提到吕秀莲，就觉得她泼辣，但我们对民进党之前做的社会运动一点都不了解，甚至对台湾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了解。」

　　台湾记协主席杨伟中承认，其实在台湾，除了关注怎么在中国大陆赚钱的台商，也真的很少很少人，关心大陆的民间社会。

　　在认识这群忧国忧民的，到台湾不去日月潭、阿里山，要看选举、看「二二八纪念馆」的大陆媒体人之前，他也并没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人，其实对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怀有期待。杨伟中在台湾做学运、工运多年，近几年跨入媒体，开始关注两岸问题，「这几年在大陆跑，才知道许多人对台湾有期待，期望台湾民主走好，对大陆是一个好的样板。很多人对四九年前的中华民国有种莫名的怀旧好感。这样的人，超乎我想象的多」。

　　台湾不知如何总结自己

　　台湾对中国大陆可能的影响力，和他在台湾本土听到看到的是那么不同。「我碰到的每个人，几乎都对台湾转型的一切充满热切的问题。好多学者到台湾来，让我介绍台湾转型的专著给他们，我才发现零散的很多，完整清晰的作品真的很少。台湾人其实不太知道总结自己，不太会跟大家解释，让别人知道我们走过什么路，哪些弯路，哪些是可以学习和避免的。我们只泛泛地讲软实力，有种身在此山中，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的感觉。」

　　今年四月他任记协主席，着手推动这个已计划了很久的案子：邀请大陆媒体人来台湾观察民间社会。于是，台湾记协邀请，陆委会中华发展基金会提供一笔经费支持，发放入台证，对岸的媒体人申请，过海关，终于在五都选举之前，顺利落地台北桃园机场。

　　他们参观本地传媒：中时集团、公共电视、华视、苹果壹电视，小插曲是，支持台独的《自由时报》拒绝了大陆友人的来访；与研究社会住宅、原住民的NGO交流；与台湾本地的传播学者，与意见领袖林浊水、许信良、洪其昌交流；在紫藤庐，这个自由主义议论场域、这个党外时期被誉为「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堡垒」的茶馆里，他们与台湾本地媒体人公开座谈，主题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改革与政治改革」。

　　两边都想要知道更多。

　　彭晓芸特别感兴趣全能政府退场之后的台湾：「你看这里的市长造势，市民对地方长官的不满已经宣泄完了，所以表现都很正常，不会有偏激、暴力，也没有戾气、焦虑、恐惧。双方都感到轻松了。否则双方都无法做更多事情。」她说：「而全能政府体制基于恐惧，会集中力量去应付各种群体，做大两个极端，一个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这个群体，一个是上访户、维权者，这让占了最大份额的中间力量被不断挤压，他们会窒息，也会爆发。你看上海。」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台湾现在活跃的民间社会。这民间社会，体现在街边的独立小店，楼道里的一处灵感创意，公民媒体的蓬勃发展，司机先生的谈吐见地，或者电视上，专门为少数族群设置的客家台等等。

　　她说：「你可以看到民间社会已经退去了对政治的狂热。这才是社会运动经历了几十年，慢慢成熟，开始释放魅力的时候。民间社会趋于冷静，有更理性的判断力，有更包容的氛围，让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都能找到归属感和社群认同。」

　　沈亚川想知道台湾媒体的转型经历，「他们先后经历了政治转型、商业压迫、新媒体冲击。大陆可能面临类似但不一样的情况，可能三重压力同时到来。」

　　长平最想观察台湾的「民间社会生态」，「老是揣着大陆的东西，那样的比较可能把问题简单化，民主与不民主，只抽那个概念来讲，对台湾人来讲，人家只当是个笑话，你老讲你也成了个笑话。还是要理解本土的、陌生的问题，这才更有可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来自大陆的客人想要理解台湾的本土化与社会运动，理解台湾的公民社会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而台湾的主人想要知道，对台湾人来讲，除了「中国机会论」与「中国威胁论」，除了把中国和台湾掩耳盗铃地隔开，或者在那里寻找一切可以挣钱的机会，有没有一种可能，让台湾力量，也参与进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让台湾经验，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让两岸统一的共同愿景，成为影响大国崛起的良性力量。杨伟中把这「空想」自定义为「中国参与论」。

　　正如《旺报》总编辑黄清龙所说，在毒奶粉受害者赵连海会入狱的中国，谈两岸统一，至少要搞清楚，「同在一个屋檐下，我非常关心有一天你会怎么对待你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