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死何谈生 没有家哪有国

个人的和群体的历史

　　龙应台的1949年，跟随母亲美君的行动路线开始，从杭州到广州码头，到湖南衡山，再到广州，到海南岛，而后便是台湾基隆港。而父亲槐生，从小和寡母一起忍饥挨饿，记忆最深的，是寒冷的天走了十几里路从小学回到家，饿得头昏眼花，母亲欢喜地端出一碗白米饭，他却没接好，掉到了地上。母子的国家启蒙，始自毛泽东在衡山的演讲，随后毛便写出了对中国如火如荼的革命影响深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而后以父母从军、逃亡路上的见闻，遇到的人群为对象，视野慢慢扩展。

　　龙应台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发生时万马奔腾，惊心动魄，时过境迁后，往往不过是历史教科书中短短的几行字，某某战役，时间、地点、对决双方、死伤人数、对各自意义，如此等等。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揭示的不光是所谓历史上的重大战役，中国、“国军”抑或是共产党叙述脉络里的大事，还要追问它们在更为具体的细节追究下，是个怎样的沉重真相与血迹斑斑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她对着19岁的儿子菲利普讲述的，是1949、1948甚或是1941年前后年龄在15-18岁的少年，如何与军队、战争、杀人与被杀、流亡发生了干系。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而在国家与时代的宏大背景下，他们又以怎样的方式消逝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讲的是一个个个体的故事，但力图勾画的是群体塑像和时代抛给人们的苦难：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队、眷属的节节败退与大迁徙，国共对待士兵、百姓态度之不同，对战争中牺牲生命的理解之不同；香港看景岭上的难民营和大街小巷的少年兵与流离失所的少年、钱穆的新亚书院；山东与河南的学生的迁徙地图与遭遇；日据时代的台湾企图报效国家（日本）的少年和战俘如何先成为马来西亚岛上日军集中营的监工与奴工，而后在1945日本投降后成为集体屠杀的对象与国家的弃儿；拉包尔岛上的日本兵，即使虐待英美澳战俘，毒打中国战俘，拿战俘做实验，却仍在日记与家书中透露出一个20岁青年对时局的困惑、惊恐和对亲人的思念与心中姑娘的迷恋；还有，国民党1946年接收台湾和之后岁月里台湾本地老百姓的生活变化。

　　我印象深刻的是，陈诚之子陈履安向作者讲解国民党的七十军，也就是1945年刚下战场、奉命去接收宁波，刚到宁波又奉命去接收台湾的那支军队。七十军“先打了淞沪会战，紧接着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1941年3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的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1万5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2万官兵死在战场”。作者感慨，一场战役，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2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一场战役，军队要不断补充兵力，前面是训练有素的英勇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未经训练的爱国学生，再后面，更多的是懵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265-267）这些无名英雄，没有名字、不知来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战场上。

历史的交代：死者安息，生者安心

　　正是因为1949年决定中国政治结局的场景中，有如此多的行动者，而每一个都是历尽艰辛，代价惨重，败逃的、逃亡中死亡的、打完仗后做了难民的、被抓去做了兵做了奴工的，活下来极其不易，午夜梦回，记忆惊扰一生；而那些无声消逝的无从算起。因此，作者说“战争没有胜利者，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成王败寇的历史编写方式，让人们太习惯于受史书中xx大捷、xx战役，歼敌xx之类的鼓舞话语，但那些无声消逝的人们，我们如何安顿？作者说：“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16页）作者问及一个老兵，60年间可有挥之不去的梦魇，老人说，有，是一碗猪肉。时值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期间，一直食不果腹，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两耳顿时失聪。回过神来发现，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另一个，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死了，没时间埋葬他，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没有什么部门登记他的阵亡、通知他的家属、抚慰他的孤儿。老人说，日本人会尽量把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中国的士兵要死得像条野狗。（217-218）

　　即使不说这些亡魂，那些背井离乡大迁徙到台湾、香港的人，随着岁月流逝，是否能够与过往、与远方亲人不知音讯的悲切自处？作者说父亲槐生平生只会用五音不全的嗓音唱一出走调的京剧《四郎探母》。剧院演出，她带父亲前往观看，剧院满是颤巍巍由子女搀扶着或者坐着轮椅前去观戏的80岁以上老人。杨四郎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与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受尽折磨。两军对垒，四郎潜入宋营，见到挂帅的老母，扑通跪下，母子相视，泪眼纵横。（79-80）戏剧落幕，满场老人眼里都闪着泪花，每个人都有着对故土、父母的怀念与遗憾。槐生15岁挑着扁担去买菜，看到招兵，交代同去少年给母亲捎话后便离开故乡，几年后路经衡山，不得下车，捎话让母亲来车站见面，母亲塞给他来不及纳成鞋的鞋底，母子匆匆挥别，以后再也不曾相见。而这鞋底，槐生带着去了很多地方，直到晚年拿出时已是陈旧泛黄，而却再也无法见到母亲。而河南开封的管管，在学校南迁躲避战火时，父母去送别，临出城门都执拗着不肯回头看母亲一眼，一直到80多岁，说起母亲，都泪流满面：为什么当初不回头多看母亲两眼？青春年少时的稚嫩不懂事，在这颠沛流离的乱世，随着岁月的流逝，永远不得有机会弥补过失与创伤。而他们的家人，在大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又因他们的国民党身份或海外关系，而受尽侮辱，却连亲人是否安然无恙的消息都无法获知。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历史的温情与人性

　　正当乱世，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更有人性，似乎是个虚伪的问题。但龙应台对国共内战时期多个战略城市的围城战的代价的追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948年4月-10月19日，长春围城6个月，长春饿死了数十万市民，外地涌进来的难民和乡亲尚不在其列。围城结束，共军统计长春仅剩17万人，这便是历史上的“兵不血刃”的战争。长春饿死的人数，一说10万，一说50万，一说65万，即使取中也有30万，相当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作者问道，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没有历史记述、没有纪念碑，没有以各种方式刻入人们的记忆？30万甚至更多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却了无声息，而英德对峙的列宁格勒、南京，又抑或是战俘死伤人数过多的集中营，都成为纪念场所，提醒人们人类所犯下的罪行。（198-202）

　　四野封锁长春后，明确要把长春变成一座死城。而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平解放的大多数战略要地，采用的都是这般方式，即使国民党军队因不忍心市民饿死，将市民放过警戒线放出城，共产党的军队却不允许他们出城，就是要以老百姓的生死做筹码，困死国民党。（203-207）共产党取得国家，这些历史也随即封存，但历史不会永远沉默，2006年开始，城市扩建中不断挖出大量尸骨，逼问着人们历史的由来与真相。

　　1947年2月，国共交战，国民党新一军50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败退而走。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实体也不禁留下眼泪。英勇退敌的50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157-158）战前接到上峰命令，烧光杀光一切，造成绝地。而士兵表示无法下手，孙立人不忍，拒不执行。

　　而淮海战役，共产党征用了543万民工，正规部队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是1:9，这些“支前”英雄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架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充当堵枪眼的前沿部队。“黄百韬的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哒哒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221-223）而这样好的人民，为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为了自己的“最终解放”出钱、出力、出粮、出丁，解放区借“土改”杀人的戾气却一点也不留情。“1948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2,024人，其中还有老人和25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1947-1948年春，因斗争而死的将近800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226）

　　国民党多鼓励军队将士杀身成仁（178），但内战中因共产党的围城战术，投降的居多。共产党宣扬革命英雄主义，但更多年月里实践的都是运动战、游击战等灵活战术。长春围城后自杀的国民党士兵，在遗书中痛陈国民党军队士气不如人，没有战死的将领，没有陈诚、杜聿明，所以会失城，他要以死谢国，告诉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国军中尚有以死报国的人。而伤亡士兵的家书中说：脱下军衣，我是一个善良的国民。这正像南京的卢雪芳，听到八路军指戳浑身带伤的国民党士兵“这就是做国民党的下场”时，忍不住说：他只是一个兵，他是你们的同胞。（174-186）

　　台湾去马来亚和上海充作日军集中营监视员的青年们，战后多数以战争罪遭到起诉并判刑。有些活下来的战俘回忆这些监工对战俘的态度，犹如日本兵对监工的奴役、虐待态度，但他们中也有感佩卓还来的爱国气节，主动给卓还来的妻子与新生儿买奶粉与鸡蛋的，也有从日本兵的卫所偷药品半夜救治战俘的。而做了日军集中营文书工作的蔡新宗，战后作为战犯服刑十年，日本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临行刑前，赠给他一个刻着“日日是好日”的匾额，鼓励他耐心谨慎，认真读书修身，保重身体。（343-346）走进具体的历史，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邪恶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历史的人性与温情无处不在。

不只是美君的家国春秋传

　　如果没有她，她父母、父母的故乡、长辈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而有了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仅她的父母，1945-1949年内战期间奔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民、士兵、国共、躲避战乱集体南迁的学生、成为国共拉锯战的重要城市的市民，和努力逃离国土想要到达香港、台湾的难民等等人群，这些流离失所，或者历经战乱而幸存苟活，或者不幸丧命的人们，都永久地以历史的方式存活在了世间，历经岁月而不朽，见证着和警示着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为国家统一与政治进步所经受的苦难和付出的代价。

　　作者说，几年前母亲美君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了，总要每隔十来分钟就要问她是谁。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每当她没日没夜拼命写作到连探望母亲的时间都没有时，就会害怕，如果书写成时，母亲不在了，写书的意义就全没有了。记录父辈生活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血雨腥风，可憎的、可怕的、无奈的面相，记录下父母和那个时代的少年们受过的苦难、有过的困惑与恐惧，记录下60年来家国时代变迁的轨迹，也许就是对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已逝的和行将消逝的人的最好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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