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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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右二）办公方式世界一绝。 一直扎着头巾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世界上唯一的半文盲国家副总理陈永贵，出生于人口不多的山西省昔阳县，昔阳县历史上虽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
到了现代， 这里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宰相级的大官，却是个半文盲，这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现在叫“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人说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自己要求）。一共当了5年零8个月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 真的就是指他识字很少。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
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1974年5月，有记者写了一篇稿子，请陈永贵审查。他当然无法读下去，记者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 。
办公方式世界一绝
记者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写了一横。第二次又多了一横。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
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两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1000个。
他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记者称他为“农民政治家”，他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要经常做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划圈却划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划圈，他也就划圈。他信得过他们。
他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言之有物，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大实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没有官气。只要是讲农村生产工作的，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
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的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阴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
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很，觉得是活受罪。
周总理、陈永贵与外宾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
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 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
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
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
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干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陈永贵颇有政治头脑：与“四人帮”周旋有办法
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机谋深沉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
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
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党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得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陈永贵向来敬仰周恩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
离他不远的张青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剌眼。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
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高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
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是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的神态。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来，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蜂窝，痛快。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
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这三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当着服务员的面大骂张春桥。许世友横竖看不上张春桥。当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听说张春桥当了军区政委来走马上任，许世友称病，提上冲锋枪进山打猎玩去了。硬是把这位初次上任的大军区政委晾了一回。陈永贵受到鼓舞，眉飞色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三位正骂得兴起，服务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肿，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
陈永贵申请搬出钓鱼台
三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讲话就挨训。
陈永贵与张春桥的别扭还没了结，周恩来召见陈永贵。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
陈永贵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关系重大的要职，各派的势力都在忙，总理这里常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团则三天两头地在钓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也搬进了钓鱼台，他闻也闻出味道来了。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起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朝？时势造英雄嘛。没过几天，陈永贵即将出任副总理的消息就在上层传开了，倪志福见了陈永贵笑道：“以后该叫你陈副总理了，”纪登奎干脆半开玩笑地就叫他陈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了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不能算做一伙。
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青集团的。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中严重受挫。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
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好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去长沙找他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同时又说张春桥有才干。于是这二位就分别后任了第一和第二副总理。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著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批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得了这个？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上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她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
他生从大寨来，回大寨去，真实地向后代说明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后人不太容易理解的时代。陈永贵于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