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神话 回归平凡:孔东梅

 走出神话_回归平凡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走出神话 回归平凡
　　


　　作为外公的毛泽东，毕生献身革命，建国立业，喜欢畅游长江，吟咏诗词，还有肆意挥洒狂草；作为外孙女的孔东梅，曾是留美名校生，爱好关键词包括英美文学、PRADA、咖啡和猫。


　　显赫的家庭背景，曾经是她的压力和逃避。现在，她却学会坦然面对。


　　在娱乐潮流甚嚣尘上的时代，她试图还原家族故事，推广新“红色文化”，从女性视角重读历史。




　　对外公毛泽东来说，孔东梅既是一个叛逆的存在，又是另一种传承——一样的理想主义，一样的执着心。


　　现在主要在两种地方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面容：一种在出租车的后视镜上，他的小像和各类神佛一起摇摆着，一种是在798艺术区或其它和革命元素有关的文化区域里。这说明两件事：一是毛泽东已被中国民间视为有保佑力的神佛；另一个则说明，当我们面对西方时，毛泽东创造的世界，已成为我们唯一独创的文化。


　　他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阴影，有人说他是救世主，他的画像曾让中、法、美8943;8943;全球无数青春躁动的孩子找到皈依，甚至能让最疯狂的拳击手泰森找到平静，以致将其头像绣于自己的臂上。


　　毛氏家族，是一个绝好的好莱坞式的题材，由于它的故事要比肯尼迪家族更悲情，更曲折，存在更多的谜团，更重要的是，从它可以窥视现代中国人历经的世事风云。


　　还有谁比孔东梅更适合做这样故事的阐释者？

　　

　　“市面上写红色革命这类的书很多都太不真实了。用一种身临其境的方式绘声绘色地描述，弄得似乎作者本人当时在场一样。”对此她不无抗拒。


　　在写作这件事上，她无意摆出一张专家的脸，也不想呈现什么八卦秘事，而是选择像外公长征一样，老老实实用脚丈量中国土地，像外婆贺子珍的枪法一样，笔法正确直白。为了写书，拍摄纪录片，还原毛氏家族的本来面目，她习惯了以行走的方式深入湖南、湖北、江西的城市和乡野，拉着那些在世的知情老人们问了又问。
　　
　　书架上，孔东梅把自己最赞赏的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着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和当代问题专家)，和她的三本着作放在一起：《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站在二楼平台上俯览她的书店，“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即是没有灵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毛泽东语录于南墙上依然清楚可辨，与下方印有各式红色年代元素的时尚T恤、吧台、咖啡机、电脑相映成趣。

　　


　　当我随口说起“好莱坞比我们擅长在主旋律制作、时尚和贸易之间找到完美平衡”时， 孔东梅笑眯眯地应和说：“对啊！”


　　而在确立这样的事业座标前，她首先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寻找名字背后的自己。
　　

　　凭心而论，就算孔东梅没有做出这样的创业选择，如愿以偿去过“读海明威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也不会有人对她说三道四。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她出生后甚至从未有机会与亲爱的外公见一次面，从小和姥姥贺子珍一起，远远定居上海，后来才移居北京，与红墙内的权力中心、荣耀和喧哗一直保持着沉默的间隔。

　　曾经的上海湖南路262号，院子很大，种满橘树，到了秋天可以结几百斤果子。言语不多的外婆，偶然身体好些的时候，会教孔东梅在院子里种花草。

　　她记忆最深刻的事，是放学回家，到家门口时，由于个子矮，够不着门铃，天天把小书包垫在脚底下按门铃的情景。

　　在那里的几年，她真有些寂寞锁深宫的感觉，只要回了家，就很难出门，而且也不能带小朋友回家玩。门口总有警卫员把守，她的最强叛逆记录也不过是偷偷跑到对面马路买5分钱的冰棍。

　　


　　6岁那年，上海的童年结束，她被父母接回北京——然后是花去十年时间来适应北京的生活。每到冬天，她就感冒发热，成了301医院的常客。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喜欢文学的妈妈李敏经常给病中的她买很多小说来读。妈妈总觉得女儿的身体天生不好，实在是棉鞋搞的怪。那时在上海的亲戚们一到冬天就给她寄亲手做的棉鞋，可上海棉鞋的鞋底是布的，碰到下雪天很轻易被浸湿(上海不下雪，不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穿着似乎光脚在雪地上走，天天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鞋子脱了放在暖气上烤鞋底。偏偏妈妈说要艰苦朴素，既然有源源不断的棉鞋从上海寄来，就别买棉鞋了。

　　

　　回想这一切的孔东梅，语气淡淡的，像瓷器，细腻柔滑，温度却是凉凉的。身为红色后代，她从小就被教育朴素是一种高贵——绝不能透露自己的出身，更不要为此趾高气扬。“那时候的我经常和同学一起挤公车。”景山后街的童年时光仿佛从她的眼前一闪而过。或许那时候，透过公交车的车窗，她学会了平视自己和这个世界。


　　“作为第三代，回想外婆和妈妈两代女人，都是无怨无悔默默承受的女性。像我外婆17岁就参加革命，走过枪林弹雨，去世时身上还有残余的弹片，生过六个孩子却失去五个，后来又失去了外公的爱情，但她从没有怨过谁。很多老红军、老妈妈都活到九十多岁、一百岁，生命力特别顽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低，一日三餐而已。”


　　我眼前坐着的她，在诉说上辈人的故事时，完全沉醉在过往的岁月中。

　　


　　我问孔东梅，毛家的基因在她身上有何应验？她低头想了想说，“可能是执着吧。还有就是冒险精神。”外公湖南人，外婆江西人的烈性基因果然给了她勇气。小学三年级她就学会了骑车，刚学会第一天便带人上路，结果两个女孩结结实实撞上南墙，只好拖着蹭破皮的膝盖回到家，吓了妈妈一大跳。


　　但无论如何，少女时代孔东梅的世界很小，以至于第一次碰到马路求爱者，就马上告诉了父亲。父亲连续几天偷偷跟梢，看是哪些个胆大包天的小子，居然敢打自己女儿的主意。不幸的是，那几天那小子居然都没露面。

　　直到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进入泰康人寿公司，孔东梅才真正进入社会。



　　“之前的生活像蚕蛹一样被包裹起来，固然有一些反叛，听听邓丽君、看看琼瑶，跟爸爸吵几架，但对这个社会，还是完全不了解。”

　　她去的时候泰康人寿刚刚开始创建，几乎天天都得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家，而且在办公室做行政，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得平衡各部分关系，上下左右还要兼顾。

　　她别无选择，要做就得做到拔尖，假如不够好，也许就会成为别人的谈资。

　　这种朝九晚五的枯燥格子间生活渐渐让孔东梅感到乏力，她决心去探探海明威的国度，在那里，绝不会有人对她过多关注。

　　

　　在美国读书，她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关于节奏。那里的生活不分昼夜，她每周要看至少六七百页的各种资料，并且要应付滔滔不绝的课上辩论。第二课就是漂浮的状态。在美国，她可以摆脱那种如影随形的身份的光环。


　　那时她才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文化差异，这东西就像是空气，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你才特鲜明地知道它的存在。那是一种彻底的寂静，整个城市没有你熟悉的人，对文化的理解、思维和生活的方式和他人皆格格不入。


　　提起那段日子，孔东梅不禁想起她住过的学校边上的小旅馆，那种基督教青年之家类型的旅舍，房租便宜，旅舍所在地靠近轨道，一到晚上，躺在床上静静听着轨道车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仿佛从窗外渗透内心。

　　


　　上完大学，她就绝不犹豫地回国了，在当时很多留学生看来这是一个不智的选择，但她已经等不及要回国创业了，而在她1999年出国前，就已经注册了一个叫做“东润菊香书屋”的公司。

　　孔东梅一直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和家族无关的路，但那条红色的细线，还是将她牵回出发的地方，在寻找家族根源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根，与外公给自己的名字和谐相处。

　　“以前我觉得有这样的家世好有压力，后来发现，逃避反而不如面对自然、舒服。既然自己有这样的便利，为什么不去做些有意义的事。”也许由于在异邦，她学会了远间隔地看清楚自己的家族。

　　

　　很多年轻人，比如70后80后，和解放后的部分历史是隔膜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多少还是禁忌，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那段历史有很多杜撰和误解。对此，东梅觉得自己有责任找到一种既客观又易被接受的角度去“延续”这段历史。“历史并非沉寂的，它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


　　她以为自己用调查和写作的方式，致力于梳理、还原一些逝去的历史事实，是件很IN的事。她觉得，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完全不应该是社会的弃物，应当把它和当下的生活缝合起来，这样人们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聪明。


　　“人应该活得更高一些，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矮，是由于我们从来不会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思考。”

　　


　　最近孔东梅又出版了《毛泽东箴言》，试图从毛主席语录中搜索到适用于当下的词句，嵌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书的封面隽永地题写着毛泽东的“观世哲学、正己哲学、待人哲学、处事哲学”。孔东梅以为，简明扼要的箴言能够便捷地实现前人与后人的精神交流。

　　
　　说到这里，你应该看到一个非常“中和”状态的女人，她既非宅女，也非“蒲女”；她希望用时尚的方式演绎红色经典，既有工作狂的倾向，又似乎很懂得生活；她有北京女人的知性品位，也有上海女人的小资状态；她滴水不漏地回答你的所有问题，让你觉得和她相谈甚欢，结果最后发现，实在她躲过了一个个话题“圈套”，得体而有间隔感。

　　

　　实在，她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各种复杂的因素都被缝合到她体内。也许，她和我们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当她出生那一刻，她的轨迹已大致清楚。我相信，她一定挣扎过是否要按既定的剧本生活下去，但现在她选择了拾取那根红色的细线，以笔为针，缝合我们的记忆，让历史真正地终结，并为此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