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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时空』 [名家专栏]郎遥远：当代实力派作家死了吗？

点击：1696  回复：44 作者：说真话好难  发表日期：2010-11-25 10:13:00         
周末逛书店，只见“官场小说”突兀地摆放最醒目处，一字排开，洋洋大观。以各种官职为书名的“官场小说”，不下几十种。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上，也屡见“官场小说”的英姿。不少从爬官阶回归到爬格子的作家，还连年跻身作家富豪榜。
站在书店这蔚为壮观的“官场小说”阵营面前，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莫名的痛楚。民主政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21世纪，中国怎还有如此欣欣向荣的“官场小说”呢？
“官场小说”无疑归属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高尔基语）。法国巴尔扎克以其对现实观察之仔细，对社会本质揭露之深刻，塑造人物形象之生动，艺术手法之高超，铸就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英国狄更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了当时的繁荣盛世其实就是冷酷的扼杀人性的艰难时世，抨击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哲学），揭露其扼杀人性的罪恶。俄国果戈里以犀利的笔锋批判和嘲讽了整个腐败的沙俄官僚集团，无情地揭开了他们的丑恶面目，显示了黑暗王国的真实图景，描绘了一副百丑图。这些作品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瑰宝。
　　而中国当代的“官场小说”，充分体现“中国式智慧”，无一不是分寸拿捏到位，总在“清官”和“贪官”两张传统老脸谱中打转转，虽揭露官场的腐败和斗争，但往往适可而止。其价值，不过是满足一下读者的猎奇窥视心理，或者学习一点“从政经验”的“官经”罢了。这种把官场文化调成一杯消费型文学的鸡尾酒，对现实批判力度有多大呢？对于民主、廉政影响有多深呢？对文学上的建树有多高呢？
　　当“官场小说”变成一种文化消费，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在中国的穷途末路，还是中国作家独立风骨和批判精神的沉沦丧失呢？是文学创作的天花板太低窄太逼仄，还是作家自己目不转睛盯住富豪榜，只想“文而优则富”呢？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已经全面复兴，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颠也指日可待。但作为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中国文学却没有应运而兴，反而日益沉沦，成为一座荒凉的废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留下李大钊、鲁迅、瞿秋白、朱自清、闻一多等大批名作家的伟岸身影。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试看，当下社会每当发生不公不义之事，仗义执言、彰显正义的往往是草根网民。那些作家们，尤其是中年实力派名作家，何曾奋笔疾书，登高一呼，吭过一声，放过一屁呢？他们像被特权和名利豢养的乖兔子，一劳永逸地享受着一夜成名换来的物质财富。他们像被权力包养的“精神二奶”，或当官或发财，一身披上斯文面纱的蠢蠢肉欲，已经找不到自己的灵魂了。也许，他们正处在一个最有资格、最适合享受名声和欲望的时段，何不趁着大好春光，寻觅一些实在的名利，比如顶着炫目的名家光环，到处客串演讲赚钱，或者领着千字千元的稿酬，写写“天凉好个秋”，或者干脆放下身段，吹几个无聊的泡沫剧。
　　文学评论家何向阳说：“我们没有了文学的疼痛。”当文学创作沦为作家的世俗功利跳板，当功成名就的作家们迷醉在花天酒地之中，周旋于达官显贵之间，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责任感和道德感成为他们饭局上的牙祭，当他们已经养成对身边种种风波和灾难坦然面对的世故心态，当他们从正义卫士向文化肥猪华丽转身，我们不知应该感叹，这是中国文学之死，还是中国作家之死？
　　放眼世界文坛，大作家虽生活在上流社会，也依然写出伟大作品的，比比皆是。为什么中国作家一旦锦衣玉食，就江郎才尽，“三俗万岁”了呢？如果作家们的精神甘于阉割，灵魂乐于媚俗，中国还能诞生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里这样世界级的文豪吗？这岂不是一个文明古国之耻、一个伟大民族之殇？晚年的文豪郭沫若，已成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被名利权欲侵蚀了灵魂的标本。文学创作最大的对手是超越自己。唯有超越，才有勃勃生命。当代作家们，莫非也心甘情愿地在滚滚红尘中，风干成一个个“晚年郭沫若”的枯萎标本吗？
　　当代中国文学的低迷，很大程度上是中年实力派作家的沉沦和迷失造成的。他们本应该是良知真理最勇敢的捍卫者，本应是公平正义最坚定的守望者，本应是中国文学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但是，我们经常可闻年逾古稀、耄耋之年老作家的痛切呐喊，经常可见青年作家或直或曲对一切罪恶和腐朽的口诛笔伐，唯独中年实力派作家常常失声。是不是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之类的官帽，遮住了中年名作家们投向良知的视线呢？是不是现实中的名利权欲，让他们灵魂出窍，是不是血的教训太多，让他们精于世故，明哲保身，习惯了做一只温顺不吭声的文化肥猪？那些曾经如雷贯耳、在中国文学史曾留下浓重一笔的实力派作家，而今在重大公共事件和大是大非公共话题中，难觅踪影，难闻其声。是时代抛弃了作家，还是作家远离了时代？
　　是否可以这样判断，当代中国只有著名作家，没有伟大作家。中国作家各有其闪光点，若论写作技巧，丝毫不亚于西方作家，可谓“著名”。但是当代中国作家为何难以写出一部“伟大”作品呢？除了缺失充分自由创作环境外，作家自甘庸俗，当属首因。梵高说：你是麦子，一定要把你种到麦田里去，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在巴黎人行道上枯死。我想，当一颗玉米种子，被欲望膨胀成了爆米花，那还有什么鲜活的生命力呢？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热情呼唤：“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历史大变革，必将迎来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重塑国人灵魂，正是大文豪艺术巨擘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实力派作家们，是否应破釜沉舟、自将磨砺、抖擞精神、以超越历史为己任呢？时代的浮躁荒谬，不是作家可以浮躁荒谬的理由。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永远应该是黑夜里的那支火把，黎明前的那个晨星。
　　不疼了，不痒了，也罢了！实力派作家的冷漠世故，是中国文学的灾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官场小说”洛阳纸贵，风靡一时，社会批判实质上成为一种文化挠痒和心理解馋。与其说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消费”现实主义。这本身，也是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这个幽默，绝不是颁给实力派作家的荣誉证书，而是病危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