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王小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3:56:13
王福湘
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
摘要: 王小波的小说与小说,小说与杂文,他的作品和李银河的著作,存在明显的互文性。已经过时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造成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根本缺陷。不但社会批判主题和虐恋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相互消解,即在虐恋问题上也暴露出作家思想的不确定性。他的自由主义在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上存在严重的欠缺,其杂文不触及现实生活中最迫切最重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 王小波;解构;互文性;矛盾;二元对立;虐恋;自由主义

我喜欢王小波,尤其是他特立独行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整体来看写得很好的小说和杂文,也包括情书和诗。他确实称得上一位天才的作家。我曾撰文高度评价他的成就和特色。但我不赞同种种自造的和他造的王小波神话,并不认为他的作品已经达到须仰视甚至崇拜的时代巅峰。神话的流传不仅影响了对王小波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论,更使得他的精神遗产可能陷入后继无人的危险处境。神话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未能正确认识王小波的成就和不足,价值和局限,重蹈了个人崇拜的覆辙。作家本人在成名之后也未能免俗。这样说决不是对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不敬。正因为尊敬他,才认真解构他,他是一位值得下大力气解构的优秀作家。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王小波为小说艺术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他一心想写出谁也解构不了的作品来。他的牺牲精神令人钦佩,但他的想法却近乎虚妄,或者说过于自信以至有点自夸。按照解构主义的批评理论,没有不可解构的文学文本。王小波的小说其实大有可解构之处。显而易见的就有两点。一是重复。他的小说与小说,小说与杂文,他的作品和李银河的著作,或在故事情节上,或在思想内容上,或在语言运用上,都存在不少重复,形成了一套个性虽然鲜明读者却已熟悉的叙述模式,文本之间相互说明相互指涉,即具有所谓互文性。二是矛盾,即在表面完整统一的结构里潜隐着内在的甚至实质性的分裂,尤其是思想意义的相互抵牾。王小波的小说包含社会批判和虐恋两个基本主题,结合成一种特殊的非对话体的复调。然而二者却又相互矛盾及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消解,由此导致思想上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简言之,王小波小说的复调结构既统一又矛盾,我的前一篇文章[1]主要谈他的统一和优长,现在这篇则主要谈他的矛盾和短缺。

王小波的小说大多以黑色幽默风格表现20世纪那个黑暗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自由的生存状态,显示无知统治有知的社会秩序的极其荒诞与可笑,具有很强的政治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意义。他自诩“黑色幽默”是其天生的气质,“无须刻意为之,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他写下来,就是黑色幽默。”[2]320这种囿于个人视野和感觉的写作也带来了天生的局限。实际上,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作家“刻意为之”的成分越来越多,而“黑色幽默”的效果却越来越小,其原因就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反思仍基本停留在文革时期的感性记忆,未能“与时俱进”,从他的小说(以及杂文)中很难看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对八九十年代的新的思考。当然,作家有权决定自己写什么和不写什么,而个性成熟而且稳定的作家则会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域。如果王小波专注于反思文革,写出比《黄金时代》更多更广更深更好的作品,那无疑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他心有旁骛,除《青铜时代》改写唐人传奇以驰骋想象的智慧收获思维的快乐外,《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都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1984》式的反乌托邦小说。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长篇小说《1984》写于1948年,在虚拟的未来时空里既抨击了现实存在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秘密警察体制,也包含对冷战世界人类所面临的灾难的警告和预言。“大洋国”里奉行谎言就是真理,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惊人的深刻性和预见性。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自觉地取法奥威尔,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未来的2010、2015、2020等年代,然而建构《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人物关系的,仍然是在《黄金时代》已经形成的二元对立模式:正方是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大学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以及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反方除个别例外,多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权力体制中人,如派出所警察、劳改场管教、习艺所教员、公司头头和保安、公寓管理员,以及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工人、农民、生产队长、军代表、革委会头头等。在《黑铁时代》的最后一辑里,黑铁公寓房客(奴隶)和管理员(统治者)的身份,是按各人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决定的,以有无大学毕业的学历作为分界。原来知识者和无知者的二元对立竟简化为有无高等学历的二元对立,这一模式把王小波的创造力已经束缚得无以自拔,终于稿未竟而人先逝。如果说这一模式用于描写文革还具有某种(决不是全部)历史真实性的话,王小波在20世纪90年代编织下世纪初的反面乌托邦,仍继续陷在这种模式里,就不能不使人对作家观察生活的眼光和思想产生怀疑。证之王小波在杂文中反复强调自己不凡的学历,可知他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身份及学历标准的过分偏执,源于他局限于个体人生经验的思维方式。由此而来的二元对立模式,既表现作家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主流替统治者帮忙、帮闲、帮凶的奴才传统认识不足,又使他对中国现代取得高学历者即所谓知识分子多层分化的现实状况和相互对立的发展趋势视而不见。就是这种已经过时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造成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根本缺陷。

其实,王小波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值得重视的真正具有开拓性的贡献,是贯穿始终的虐恋关系。成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现代意义的虐恋,是行为双方虐和恋的统一,即以施虐与受虐为表现形式的相互的性爱,换句话说,是以性爱为实质和目的或至少含有性爱成分的施受虐行为,多发生在夫妻、情人、朋友即固定或临时的性伴侣之间。这种愿打愿挨乐在其中的虐恋,行为方式及程度的轻重均由双方约定,应以不伤害受虐方身体为限度,与性犯罪中一方对另一方强制性的虐待即施暴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极端刺激的性爱游戏,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施受虐双方自愿选择角色,亲密友善,合作完成,以获得各自需要的享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中国人的虐恋心理和文学中的虐恋描写,[3]指出虐恋现象在中国虽未形成一种文化,但确实存在着,在现实生活中有带虐恋倾向的游戏和表演,文学作品中也有含虐恋意味的描写,不过在多数情况下遭到主流文化的压抑、扭曲和否定,不能自由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自觉描写虐恋的第一人是大剧作家田汉,他于1927年创作了电影故事《湖边春梦》,交给导演卜万苍拍成影片上映。但时代的风云使这种不合时宜的唯美主义艺术尝试未能继续。斗转星移,时尚代变,王小波的小说终于真正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虐恋文学。
然而,就在这个层面上,王小波的小说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
首先是它的互文性。虐恋确是王小波小说的最突出特征,但并非他的独创,文本中有浓厚的西方虐恋文学和李银河的性社会学著作《虐恋亚文化》的痕迹。他的虐恋描写缺乏中国本土现实生活的基础,更多的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化里获得生发想象的资源。李银河的著作具有传播西方现代性文化和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一本介绍和倡导性质的学术译著。妇唱夫随,王小波把虐恋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虐恋亚文化》就成为解读王小波小说的一把钥匙。王小波自己也在小说和随笔里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例如,李银河的书里说:“虐恋内容的色情作品最早见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色情文学中。”[4]142“除(萨德和马索克)他们两人外,还有大量有名和无名的作家署名或匿名的文学作品,尤其在英国,这些作品使虐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地下色情文学中的一个明显特征。”[4]37王小波则在《文明与反讽》一文里“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读了不少”。[2]353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二说:“我还存了当年交待材料的副本,有一回拿给一位搞英美文学的朋友看,他说很好,有维多利亚时期地下小说的韵味。”此外,在《我的阴阳两界》里主人公自述“写有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小说”,在《红拂夜奔》里也写道,李卫公的书里“有一些段落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地下小说风格”。这些都是作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夫子自道。在美国修改完成的《黄金时代》只是开端,在以后的作品里,虐恋色彩愈来愈加重,而且这些虐恋描写几乎都能在李银河的书里找到理论依据和材料的来源。手打鞭抽捆绑镣铐等形形色色的具体虐恋行为方式,虐恋中的挑逗、拖延、期待、悬念和表演性、戏剧性、仪式性等因素,以至施虐者穿黑色皮革服装等外部特征,都带有《虐恋亚文化》的印迹。而X海鹰和师妹与王二扮演不同角色的虐恋游戏,则显然是参照西方虐恋活动改写的中国版。王小波小说与李银河的论著明显地构成互文。
由此带来王小波小说另一个应该解构的特点,即《虐恋亚文化》中所谓的“社会受虐倾向”。李银河认为受虐倾向有两种主要形式:性受虐倾向和社会受虐倾向。她强调两种倾向的共同性,用虐恋关系和心理来分析和理解“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4]258并在介绍西方虐恋文学时举例说,“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蕴含着一种受虐的基调”。[4]138这里把所指对象范围不同的虐恋和受虐混为一谈,至少违反了概念的同一律。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施虐方是麻木不仁的社会体制,受虐方是被迫服从的个体生命,双方的关系有虐而无恋,丝毫不含性爱的因素,不是现代意义的虐恋。所以,把卡夫卡作为表现社会受虐倾向的范例,并进而证明虐恋已从亚文化进入主流文学,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王小波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既要表现社会受虐倾向,又不能改变现代虐恋的概念,于是他想尽办法社会受虐和性受虐两种倾向交织融合,或者把社会体制人格化,让具体的施虐者和受虐者发生性爱关系,或者让受虐者在遭受非人的残酷虐待时,居然性欲勃发快感强烈,甚至在自杀时也变得“又粗又硬”“直挺挺的”。前者在生活中虽不常见,但白日梦可尽情地做,且能印证福柯强调的“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同构原则”,[5]属于王小波虐恋描写中较为精彩的部分。后者实在不可思议地荒诞,完全是作家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这里也有福柯的影响,即把性与死连在一起,但福柯的思想是为性爱而死,死于所爱,死得其所,王小波所写的却是不论为什么而死,都能因死而起性。归根到底,乃是研究者把社会受虐倾向纳入虐恋亚文化的理论上的模糊,使作家的性幻想产生了迷误。王小波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和虐恋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和相互消解,就是这种模糊和迷误造成的。
即在虐恋主题的表现范围内,王小波的小说也存在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因而整体结构不够统一,主要是对《O的故事》评价和定位失当,暴露出作家思想的不确定性。这部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李银河所论述的现代虐恋活动十二个特征毫无共同之处,把这样一部极端反女性主义的萨德式的虐待狂小说奉为现代虐恋文学“首屈一指”的典范,表现出研究者思想上的某些混乱。萨德式的小说是不能称为现代虐恋文学的。而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里,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为本不相干的《O的故事》唱赞歌,就好像影视剧里为赞助商作商品广告一样,造成了结构上的破绽。虽然是小破绽,却使我对作者自称同意自由女权主义的立场打上了一个问号,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是不应该认同这部小说的。

盖棺论定,王小波无愧为上世纪末中国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对一代年轻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他的自由主义偏于个人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性社会学研究和写作艺术,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不可解构的完美程度。在这方面,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都存在严重的欠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致友人信中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2]前言1但众所周知,中国的自由派早已从五四一辈开始,直到今天,胡适仍是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其间八九十年,自由主义虽始终遭到镇压,但薪尽火传,精神不死,数不尽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单独的和群体的,死去的和活着的,中国几代自由知识分子一直在前仆后继地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这一切,王小波似乎都不大了解,他的思想缺乏这方面的师承。在进入话语圈以后,他并没有代表现在“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小说中不加区别地代表“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陈旧过时。杂文中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固然语言犀利,论理精辟,但根本不触及现实生活中最迫切最重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王小波是在1988年回国的,对于此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他似乎也不大了解。他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来否定“国学”,的确思路独特,很有说服力。可是他说:“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2]100我读完了王小波的杂文,觉得他也是经常说些“大实话”,例如喜欢“智慧”、“性爱”、“有趣”之类,就如他对孔孟所言“仁义”、“中庸”的批评,“按照现代的标准”,“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2]101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哲学领域,真理往往是朴素的,可以说就是一些“大实话”,然而很多时候“假大空”成为主流话语,实话常常不能实说,所以有人能把“大实话”公开说出来总是好的。尤其在触犯禁忌的具体社会问题上,“大实话”更是不准说,不敢说,不能说,说实话的人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以至生命。我以为,王小波的缺点倒不是多次地重复一些没有风险的大实话,而是他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应该说的需要承担风险的大实话几乎从来不说,说也是浅尝辄止。因而他的杂文在整体结构上是不够完整的。他与世纪末中国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相比,存在明显的思想差距。说“大实话”的“天真”不是缺点而是难得的优点。现在世风日下,人们普遍失去了“天真”。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当众叫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而已,却树起了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话语范本。
王小波有些可爱的天真,但是还不够。学习他,研究他,超越他,发现并填补他的不足,使自己能够像那个丹麦孩子一样不怕说“大实话”,指出皇帝的新装什么都没有,从而成为真正的自由派,就是对王小波最好的纪念。
参考文献:
[1]王福湘.复调小说——王小波的一种解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1):86-90.
[2]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3]王福湘.中国人的虐恋心理和文学中的虐恋描写[J].国文天地,2005,21(3):94-98.
[4]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福柯,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6.
Deconstruct Wang Xiaobo
Wang Fuxiang
The abstract  Wang Xiaobo‘s novel and the novel, the novel and theessay, his work and the Li Yinhes work, has the obvious mutuallysubject class. Already the obsolete dual opposition structure pattern,created his counter- Utopia novel basic flaw. Not only the society criticizes the subject and sadomasochism thesubject mutually contradictory mutually to dispel in the certaindegree, namely sadomasochism in the question also to exposethe writer thought not the determinism. His liberalism has seriousbeing short of i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thought structure,its essay does not touch in the real life most urgent most significantpeople most issue of concern.
Key word  Wang Xiaobo; deconstruct; mutually subject class; contradictory; dual opposition; sadomasochism; 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