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色幽默”到“反乌托邦”——谈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小说

从“黑色幽默”到“反乌托邦”
——谈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小说
王福湘
（肇庆学院中文系，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王小波的小说大多以黑色幽默风格表现20世纪那个黑暗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自由的生存状态，显示无知统治有知的社会秩序的极其荒诞与可笑，具有很强的政治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意义。但他局限于个体人生经验的思维方式，由此而来的人物结构的二元对立模式，又造成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根本缺陷。
关键词：王小波；知识分子；黑色幽默；反乌托邦；二元对立
王小波曾被一些论者称为“文坛外高手”，这其实是不确的。如果不从1980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算起的话，1989年第一部小说集《唐人故事》（被编辑改为《唐人秘传故事》）的公开出版，无疑应视为王小波登上或进入中国大陆文坛的标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但他的小说先后在台湾、香港、大陆发表和出版，他还成为国内一些著名报刊的杂文专栏作家。虽然王小波热是在他1997年4月逝世之后出现的，但此前他已被官方媒体和出版界广泛接受，换句时髦的话说，他已经得到了“话语权”，无须沉默也没有沉默，乃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不再沉默”云云并不符合王小波的实际状态。然而，他的确是大陆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个“另类”的含义有二：一是执着地表现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二是自觉地描写性爱的美丽，展示异性或同性间的虐恋。后者内容丰富，具有开创性，宜专门探讨。本文只就前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作一些评论。当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后者既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又对前者起着配合的作用，构成其小说艺术整体上的复调结构。两者都从西方小说获得艺术资源，而从“黑色幽默”过渡到“反乌托邦”，则是王小波写知识分子小说所走的道路。
王小波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是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对反人性的社会政治，对专制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运用写实、反讽和黑色幽默的艺术方法表现的，曲折地传达出作者本人的声音。读这类小说，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他的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悲天悯人的感情都以幽默出之，叫人心领神会，常生笑意，但笑的主要成分不是过去常说的那种对待悲喜剧人物带着同情的“含泪的笑”，而是面对悲喜剧社会洞察其弊却又无可奈何的笑，苦笑，惨笑。王小波说，他的小说“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1】不过他早期的习作《地久天长》之类就没有什么黑色幽默的成分，可见这并非如他自诩的是天生的气质。应该说，黑色幽默是他在多次重写《黄金时代》的过程中刻意追求并在以后达到成熟的艺术境界，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色幽默派小说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以《黄金时代》为总题的几篇小说多是以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自然写到运动中迫害知识分子的种种暴行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但作品的重心不在揭露和控诉，而在刻画知识分子们身处困境时的挣扎和抗争，对那个畸形和荒诞的时代在嘲讽中也有自嘲，一切都富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可悲然而又可笑，这样写文革真是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写得最好的《黄金时代》，开篇就是王二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北医大毕业的农场插队医生陈清扬，因为丈夫进了监狱，自己长得漂亮，虽然清白无辜，却被大家叫做“破鞋”，她找不把破鞋她而是真正找她看病的北京知识青年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结果两人相爱，真正搞起了“破鞋”（即发生性关系），遭军代表嫉妒，做爱成了作案，他们被关起来写交待材料，逃上山被通缉，回队后受批判，被捆绑出斗争差，最后带着犯有“男女关系问题”罪的档案回到内地，九十年代在京相逢重温旧情。“破鞋”一词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但在那个少数权势者纵欲而大多数人被禁欲的年代，敢于追求性爱自由的传统道德反叛者被侮辱地称为“破鞋”，视为有罪，却是社会舆论和体制所公认的。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形势下，所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斗破鞋”也就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网中对群众张得最大和最有吸引力的目。王小波写知识青年（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大学生其实也是知识青年）因自由恋爱被“斗破鞋”的故事，正是对那个黑暗时代反人性本质的深刻批判。然而，他写得如此幽默，嬉笑多于怒骂，甚至只嬉笑不怒骂，以反讽笔法娓娓道来，促使读者在笑中思考人生。男女主人公明明曾吃苦受辱挨整，青春年华被糟蹋，却都能泰然处之，苦中作乐，而且以后还以为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小说写他们在二十年后重逢时尽情做爱，感觉“很不坏”，“很不坏之后，她还说这不是罪孽。因为她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这一类的话书中比比皆是，通篇都是这种反讽的语调。王小波大智若愚，显示出一个曾被压在底层后又自居边缘的智者的心理优势。说穿了，这种黑色幽默也就是看透荒唐时世后只能笑笑而已的高度自觉的精神胜利。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同，王小波是精神上的真正的胜利者。
收在《黄金时代》集子里的其他几篇小说，和《黄金时代》这一篇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小波在《后记》里说，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像因为污染而变红的“伦敦天空的发明者”一样，王小波写出了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而实际上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生活。鲁迅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2】我以为，在这一点上，黑色幽默的性质颇近于讽刺，其生命也是真实。《三十而立》中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似水流年》中北京某学院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从大跃进到文革后的人生经历，《我的阴阳两界》中李先生的遭遇和王二的处境，都真实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独立思想者在悲惨世界里的生存状态。用八十年代一位评论者归纳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总主题的话，就是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王小波的小说在精神上是对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的继承和超越。他写出了愚昧的野蛮而残暴的压迫和文明的机智而软弱的反抗，与当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比，不但反思和批判的深度与力度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是以优胜者兼无奈者的达观心态痛定思痛，居高临下，睿智幽默。他用喜剧手法写悲剧，夸张戏谑，语含讥讽，玩世不恭。在这一集里，第一篇《黄金时代》最具写实性，往后则写实成分减少，黑色幽默成分增加。《似水流年》是唯一较多写到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在文革中惨死的一篇，但作者在这篇的结尾借叙述者王二之口写道：“这样的故事太悲惨了，我不忍心写出来。假如要求直笔来写似水流年，我就已经犯了矫饰之罪。我还知道很多更悲惨的事——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这些悲惨的故事还写得完吗？”所以他改用了曲笔。又借王二的旧情人线条之口，说出他要作的决定：凭上帝所赐的一点语言才能，写出一点真实，给人类提供一点智慧，做一点切实的贡献。这四个“一点”可以概括王小波黑色幽默的思想艺术追求和所取得的成就。
接着《黄金时代》的《白银时代》集的三篇和《黑铁时代》集的《2010》（《大学四年级》等三篇未竟稿也可归在此类），都不再以真实存在过的时代为背景，而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向后推到写作时尚未到来的21世纪初，2010，2015，2020等。作者在《未来世界》的“自序”里声明，像他喜欢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长篇小说《1984》一样，这并不属于科幻小说，“我写的是小说，我是知识分子”，是在尽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责任，表达某些不同于常人的见解，但既是写小说，“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这类小说写的是一个虚拟的时空，但其中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奥威尔写在二十世纪中叶，小说显然以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为背景，王小波身处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小说却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但其写法不是现实主义的直笔，而是黑色幽默的曲笔，在貌似离奇怪诞不合情理的虚构故事中寄寓了对病态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呼唤人道主义理想的痛切的声音。和《黄金时代》一样，叙事的焦点仍然是知识分子被压抑被奴役被愚弄被摧残的命运。在《白银时代》的写作公司里，人们过着自己不想过而又不得不过的所谓“生活”，小说室的头头“我”只有两件事可做：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枪毙的理由就是“脱离生活”。我自夸是个天才人物，把一个想入非非的师生恋先后编了十几遍，虽然无聊，却能出版，因为老师在公司交给她审阅的稿子上都批了属实，“我们所写的一切都必须有‘生活’作为依据。我所依据的‘生活’就是老师的签字”。这些师生恋的故事十几年来在市场上畅销，而且成为中文系学生写小说的范本。小说里“我”遇到两个谜语，一是老师在讲台上说“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解出的谜底是热寂之后，一是“棕色的”女同事要写“真正的小说”，我的结论是：“要做这件事，就必须从所谓的生活里逃开。想要真正地写，，就必须到生活之外。”但不敢告诉她，怕犯错误。其实，小说中关于“真实”和“生活”的真真假假颠颠倒倒的叙事、推理和表白，都是作者给出的反讽式回答。
王小波这类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职业各有不同，奴隶状态则一。《白银时代》的人物是写小说的，稿子“脱离生活”就被头头枪毙，但怎么“生活”要由公司领导规定。《未来世界》的“我舅舅”是作家，但写东西不准出格，结果天才变成老屁，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在一次电梯事故中死于非命；“我”是历史学家，必须遵守自相矛盾的“历史的导向原则”，结果因写舅舅的传记犯“直露错误”和“影射错误”，交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安置，最后当了公司的“写手”，受到“特别管理”：为了好好改造思想，每月月底领工资同时挨保安员一顿鞭打。在《2015》里，“我小舅”是新潮画家，常因无照卖画蹲派出所，后被送进习艺所受管教，过电刑，押到碱场劳改，他的错误是画出画来没人懂，犯了“叵测”罪，最后平反了，却再也画不出“叵测”的画了。在《2010》里，北戴河技术部的老大哥王二是资格最老的工程师，却因开Party闯了祸，被判鞭刑，受刑后因认识危险，被长期关押在单间牢房直至病死。在《大学四年级》、《黑铁公寓》、《黑铁时代》三部未竟稿里，无知识的公寓管理员按照规章制度和有关部门的指示管理知识分子房客，所谓公寓即监狱，房客即囚犯，大学生毕业后就要住进公寓当房客，从此失去自由，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所以得到国家重视，一面戴镣铐，挨鞭打，一面从事自己的专业。这些小说黑色幽默的主观色彩和情调比《黄金时代》更加浓重，写实完全退出，夸张和想象发挥到极致，世界的荒诞达到顶峰，根据荒唐理论进行的反逻辑推理和充满反讽与隐喻的重复叙事相结合，充分暴露了那些权力机器的操作者和维护者的滑稽可笑，更把那个虚构的彻底异化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然而，这些故事中的知识分子却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毅然承受这一切，既显示出虽暴力统治也无法消灭的智慧的优越感，又暗含着除了忍受别无选择只好安之若素的无奈感。而在王小波全部小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性爱元素，也对其黑色幽默有重要影响，撇开人物之间的虐恋关系不说，故事主人公在磨难中遭遇性爱本身就成为对灭绝人性的黑暗时代的嘲笑，给原应是悲剧的社会冲突涂上了厚厚的喜剧油彩 。
在王小波生前编定死后出版的《时代三部曲》里，只有《青铜时代》一集是长篇小说，但从现实关怀的眼光来看，其黑色幽默成分却比“黄金”“白银”两集都少。作者写于留美其间的一本“唐人故事”内收五个短篇，其中《红线盗盒》、《红拂夜奔》与《青铜时代》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同源甚至同名，它们可以视为同一类型，即决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取材于唐传奇的“故事新编”。试与鲁迅相比，两人的自我感觉颇不相同：鲁迅说他的《故事新编》“速写居多”，“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3】他还一再说其中“游戏之作居多”【4】“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4】王小波则对他的《青铜时代》评价甚高，认为是有趣有智的作品，使人感到“思维的快乐”。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男女，包括文武，大多算得上古代的知识分子。作者驰骋自己的奇异想象，古今中外自由联想，任意挥洒，精心构建，重新改写了唐传奇的人物故事，不仅取一点因由铺张成长篇，而且其间还夹杂着叙述者本人的故事，以二者的同构对应讽喻古今一般同的历史宿命。读者从这种其实属于游戏笔墨的小说中，固然能体悟到一些影射现实的黑色幽默和反讽意味，但更多的思维活动却是感受作者磅礴而细腻的想象力和诙谐风趣的语言才能，以及自由而缜密的叙事技巧。所以我认为，尽管这类小说自有其成功之处，但在王小波的复调小说结构中并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它没有发出强大到能够自成一调的独立的声音（意识）来。
综上所述，王小波的小说大多以黑色幽默风格表现20世纪那个黑暗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自由的生存状态，显示无知统治有知的社会秩序的极其荒诞与可笑，具有很强的政治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意义。他自诩“黑色幽默”是其天生的气质，“无须刻意为之，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他写下来，就是黑色幽默。”【1】但是，这种囿于个人视野和感觉的写作也带来了天生的局限。实际上，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作家“刻意为之”的成分越来越多，而“黑色幽默”的效果却越来越小，其原因就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反思仍基本停留在文革时期的感性记忆，未能“与时俱进”，从他的小说（甚至以及杂文）中很难看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对八九十年代的新的思考。当然，作家有权决定自己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个性成熟而且稳定的作家会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域，例如金庸专写武侠小说，琼瑶专写矫情小说，二月河专写皇帝小说，研究者自可就他们所写的东西去评论其优劣是非，不必因为他们没有写的东西而进行指责。与他们的追求不同，如果王小波专注于反思文革，写出比《黄金时代》更多更广更深更好的作品，那无疑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他心有旁骛，除《青铜时代》改写唐人传奇以发挥想象的智慧收获思维的快乐外，《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都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1984》式的反乌托邦小说。奥威尔的《1984》写于1948年，在虚拟的未来时空里既抨击了现实存在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秘密警察体制，也包含对冷战世界人类所面临的灾难的警告和预言。“大洋国”里奉行谎言就是真理，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惊人的深刻性和预见性。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自觉地取法奥威尔，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未来的2010、2015、2020等年代，然而建构《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人物关系的，仍然是在《黄金时代》已经形成的二元对立模式：正方是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大学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以及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反方除个别例外，多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权力体制中人，如派出所警察、劳改场管教、习艺所教员、公司头头和保安、公寓管理员，以及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工人、农民、生产队长、军代表、革委会头头等。在《黑铁时代》的最后一辑里，黑铁公寓房客（奴隶）和管理员（统治者）的身份，是按各人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决定的，以有无大学毕业的学历作为分界。原来知识者和无知者的二元对立竟简化为有无高等学历的二元对立，这一模式把王小波的创造力已经束缚得无以自拔，终于稿未竟而人先逝。如果说这一模式用于描写文革还具有某种（决不是全部）历史真实性的话，王小波在20世纪90年代编织下世纪初的反面乌托邦，仍继续陷在这种模式里，就不能不使人对作家观察生活的眼光和思想产生怀疑。证之王小波在杂文中反复强调自己不凡的学历，可知他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身份及学历标准的过分偏执，源于他局限于个体人生经验的思维方式。由此而来的二元对立模式，既表现作家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主流替统治者帮忙、帮闲、帮凶的奴才传统认识不足，又使他对中国现代取得高学历者即所谓知识分子多层分化的现实状况和相互对立的发展趋势视而不见。就是这种已经过时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造成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根本缺陷。现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的结构成分与政治经济体制所固有的旧传统和所发生的新变化，各阶层贫富悬殊的生存状态，紧张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与内部关系，以有目共睹的普遍存在的铁一般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王小波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最终失败。
从二十年磨一剑的《黄金时代》的辉煌，到三易其稿而未竟的《黑铁时代》的失败，从运用黑色幽默到虚构反乌托邦，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不能说他江郎才尽，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小波在努力吸取西方艺术资源的时候，偏重于追求技巧的上达和形式的新颖，却相对轻视了内容的充实和思想的深厚。当他有了话语权，接连收获了学历、荣誉、奖赏和批评家高度评价之后，他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自称要写出不可解构的传世大作，但他对生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刚刚走出文革时期。他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没有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在自省方面还不如他的杂文。他只是力图在小说的叙事技巧上花样翻新独辟蹊径，但在对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的观察与思考上却原地踏步重复着自己。他否认中国作家脱离生活，然而他自己后来确实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文革后新旧并存有变有不变的社会现实生活。他能够热衷于研究和描写极少数性异常男人的同性恋，却对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熟视无睹。来自反对者的所谓“格调不高”的指责并未影响他的创造力的发挥，反而是亲近者和拥护者的所谓“硕果仅存”和“特别聪明”之类的赞扬使他的艺术生命受到压力以至萎缩。用鲁迅的话说，王小波没有被“骂杀”，却被“捧杀”了。在纪念王小波逝世八周年的时候，实事求是地探讨其小说创作的道路和成败得失，当代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应该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训。
参考文献
【1】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16－320.
【2】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8－329.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2.
【4】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292.
作者简介：王福湘（1946－），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