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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监管的全面反思，宏观审慎管理缺失被广泛认为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成为各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报专家组成员郭田勇就当前人们热议的相关焦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记者：金融监管改革已经从美国迅速向全球推广，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有何影响？
　　郭田勇：广义的金融监管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外部监管，二是内部监管。前者是指监管当局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确保市场的有序进行，带有一种强制性。后者是指金融机构主体自身通过内部控制与稽核以及市场约束等防范风险，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次贷危机的爆发，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可以认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缺陷的一次集中反映，即过分依靠市场调节，依赖市场主体的内部风险防范，并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持续稳定。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正是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展开了对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管有效融合的尝试。其改革的主要方向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
　　其一，强调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要性。以风险为基础的金融监管体系符合当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但过去的监管体系更为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对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表示关注，但却忽视了市场同质性时所表现出的系统性风险，导致了对宏观审慎监管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加强对亲周期效应影响的研究，减少各机构间联动所产生的经济冲击，是本次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其二，改革监管组织体系，明确各机构的监管职能，节约监管成本。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在次贷危机中所凸显出的缺陷，要求建立一个权威性的监管机构，尤其是多头监管在各监管部门协调不畅时易产生灰色地带，从而加大了风险。针对于此，各国在本次改革中纷纷加强了监管机构的权力，加强不同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减少监管的重复性，提高监管效率。
　　其三，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的力度，减少监管真空，同时将场外交易市场的对冲基金也纳入至监管范围之中，实现全方位的监管。此外，对于微观金融机构主体的信息披露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通过设立消费者保护局与信用评级稽核小组来识别市场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风险，约束不合理的金融创新。
　　其四，改革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对金融机构的薪酬制订进行指导，使金融机构的行为与监管目标更具有相关性。此外，针对银行的相关风险较高的自营部门进行剥离或者在监管上予以进一步的强化，建立更为严格的内部防火墙制度。
　　其五，针对日益复杂与多变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大型金融机构跨国经营，加大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程度。
　　实际上，上述前三点属于外部监管的范畴，而第四点则属于内部监管的范畴，第五点则主要是从国际间合作的角度出发。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尤其在美国，是建立在经济过度自由化与金融过度创新的大背景下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我国的现实背景，才能更好地从金融监管改革中汲取经验。
　　首先，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蓝图规划。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这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金融产品结构单一，金融供给相比金融需求严重不足，因此外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尚能履行其职责。但相比于西方国家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其创新速度较快，金融环境也更为复杂，缺少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单纯的外部监管难以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事实上，通过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路径已经完成了外部监管到内部监管再到如今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管并行的演变。而从未来的金融体系发展的趋势来看，一国要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实力，跨业经营与不断的金融创新是必然选择。所以，我国未来金融监管可以借鉴此次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如宏观审慎监管的解决方案，为以后金融监管的改革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其次，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的影响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此番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动因在于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但我国金融监管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防范金融体系建设中所涉及的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记者：普遍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是由于严格的监管体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各国共识。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应该如何处理好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之间的动态平衡？
　　郭田勇：相比于实体经济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与较为严格的监管。一方面，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降低了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减少了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较为严格的监管以及我国的高储蓄率也有助于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但我国这种过于稳定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是建立在牺牲效率的基础上的，资源与风险配置的效率并不高。为此，我国未来金融市场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增强市场活力。而次贷危机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在较为发达的金融经济中，针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并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基于时间变化的系统性风险所表现出来的亲周期效应与基于作为交易主体的机构之间跨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的拥挤交易效应，均会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作用，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危机。因此，监管当局必须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去管理整个金融体系。
　　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指监管当局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为管理对象的管理模式。与微观审慎相比，其管理对象更为抽象与宽泛，在具体的操作上更富有挑战性，弹性也更大。具体来看，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必须得到充分重视。虽然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就目前为止尚缺乏一套完整并且科学的测量方法，但是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状况要时刻保持关注。并且针对系统性风险变化的原因进行充分的分析与研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只有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全方面覆盖，对风险的认识才算完整和科学。
　　第二，宏观审慎管理的主要对象是金融体系，而非微观主体。因此，针对微观机构的监管应当更多地从防范系统性风险与机构自身风险的角度出发，而不可干预到微观主体自身经营的内容。这也是处理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的融合点。科学的金融监管应当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理性发展来控制系统性风险，通过微观审慎监管，从规范的角度去防范微观主体机构的风险，二者相互协调，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上，给予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上更多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系统风险随着时间与金融机构交互情况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的操作上也必须更加灵活，而不能仅仅以某一个标准来应对市场变化。
　　记者：未来5年，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方法上，我国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它对管理部门有什么要求？
　　郭田勇：宏观审慎管理的目的是避免危机而非补救危机，优势在于其在监管过程中的主动性。其主要通过建立监测系统性风险指标并采取相应政策来保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应用上，应当建立两个层次的监管框架。
　　第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微观调控的基础之上。即主要通过协调各机构间的经济联系，减少亲周期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市场自身的调节。例如，设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金融机构按照这种制度安排，动态地采取逆周期形势的风险管理，减少经济波动的干扰。
　　第二个层次是建立多样化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审慎管理的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但系统性风险本身的度量就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其表现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各不一样，其所反映的信息也不一样。同时，宏观审慎监管属于主动性监管，需要应对不同市场的变化，故而只有动态并灵活地采取相关政策工具，才能使审慎监管发挥作用。当然，这种框架的建立尚需时日，从定性向定量的过渡需要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以及实际情况的制约。
　　因此，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相应的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透明性与可信性，并且在所能依靠的政策工具上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能够有效把握全局，协调各部门的发展。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而言，由于与货币政策和贷款人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信息的取得非常重要。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如何更好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建立一种信息共享机制，并以相关的约束安排来保证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这样能够减少信息收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同时能够为以后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除此之外，人民银行还应当根据内部数据，如资金清算数据等，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防范风险于未然。(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