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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2:37:11
整合,砍掉“隐性”成本! 作者:田成杰

 整合,砍掉“隐性”成本! 作者:田成杰

 

与企业的显性成本相比,企业还存在着更多、危害更大的“隐性”成本。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些“隐性”成本,从战略、文化和流程的角度进行系统整合,才能真正地从根源上“砍”掉成本。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一点即使有质疑(比如有专家就指出,从总量来看,我们仍然远低于美国),但也基本符合发展的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侧重于哪些产业,其实是区域文化、政策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带有很高的必然性——目前中国以低成本制造为主的经济结构,也是如此。从这一角度看,说是中国选择了制造,还不如说是制造选择了中国。虽然在“微笑曲线”中制造环节的利润是最低的,但绝不代表我们可以轻易地改变和跳跃——因为这才是我们目前的特长所在。至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创新和品牌,由于中国文化抑制创新和功利性的特点,恐怕短期内尚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

制造,更确切地说低成本制造,是中国企业主要甚至唯一的竞争策略——它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由此来看,中国企业应该在成本管理上一定很“精明”,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麦肯锡曾这样评价中国企业:成本优势的巨人却是成本管理上的侏儒;韦尔奇也说中国企业已经陷入了成本的“陷阱”。这些话虽然不中听,无奈却都是我们的现实。从产品档次、产品类型、发展模式的同质化,到对研发和长期投入上的苛刻;从对质量和顾客的口头标榜,到发生质量问题时的百般抵赖和责任推卸;从对供应商和员工的极力压榨,到低价劣质采购和员工的低认同;从残酷、单一的价格战,到惨淡的经营利润率,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由于只是就成本论成本,讲究勤俭的我们在成本管理方面确实乏善可陈,特别是在时间管理、效率、组织内耗、用人、信用和商誉损害等隐性成本的管理上,我们的欠缺就更大了。

现在,危机的到来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但正如巴菲特所言: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谁没有穿泳裤,如果这场危机能使得我们的企业从战略和组织的角度,更系统性地思考自身的成本和诸多管理问题,从而实现本质上的提升,那未必不是一件利在长远的好事。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控制“隐性”成本。

 

什么是隐性成本

让我们先来看三个例子。

1、苛希纳定律与“四个和尚”陷阱。

“三个和尚”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但有一种情形其实比“三个和尚”更具危害性,那就是企业中的“四个和尚”现象:既然三个和尚没水喝?!那就再加个和尚,四个和尚分两组,两个人抬水喝,水的问题“解决”了……显然,在“需求市场”并未扩大的情况下,与“三个和尚”相比,“四个和尚”的效率其实更低,并且这种表面的和谐和公平还掩盖了问题,埋下了组织继续臃肿的隐患。

在西方管理学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管理定律:苛希纳定律,它指的是:

  ——如果实际管理人员比最佳人数多两倍,工作时间就要多两倍,工作成本就要多四倍;

  ——如果实际管理人员比最佳人数多三倍,工作时间就要多三倍,工作成本就要多六倍。

  苛希纳定律揭示了管理中的用人规则,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人多未必力量大”、“鸭子多了不下蛋”。它告诉我们:在管理上,并不是人多就好,有时管理人员越多,工作效率反而越差。只有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数,管理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苛希纳定律虽是针对管理层人员而言的,但它同样适用于对公司一般人员的管理。在一个公司中,只有每个部门都真正达到了人员的最佳数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无用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作成本,从而达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2、“不拉马的士兵”与“护花士兵”

管理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发现不拉马的士兵。故事是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英国一位炮兵军官在部队见习时,发现一个令其费解的现象:由11人组成的炮兵班在操练中,10人均有动作,但有一人自始至终站在炮管旁,一动不动。这个军官叫来班长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作战训练教材就是这么编队的,至于为何规定要有一个人站在炮管旁,什么也不干,教材没有说明。军官回去后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早期的大炮是用马拉的,在战场作战时,大炮一响,马匹就会惊慌乱跑,因此必须有一名士兵专门负责把马拉住,以保持大炮的位置和发射准确度。时过境迁,现代战争中的大炮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运输,不再需要马拉,但操练条例没有及时调整,教材上那个士兵也没有被减掉,因此才出现了“不拉马”的士兵。

  俄罗斯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天,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皇宫中散步,看到一个士兵笔直地站在花园的旁边。他觉得十分奇怪,就问那个士兵:“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士兵回答说:“这是命令。”亚历山大大帝又问其他人,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他觉得非常奇怪,就命令侍从继续追查。最后从一个知情的人那里找到了答案。原来很久以前,还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期间,她有一个冬天的中午在花园中散步,发现花园中盛开着一朵十分美丽鲜花,于是下令派一名士兵守在那里,不准任何人采摘。这一命令从此就执行下来,尽管花早就没有了,但是站岗的士兵一直就这么站了几十年。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习惯对企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可以提高效率,也能使你对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把某些貌似合理的现象看作想当然,失去了改进的机会。

3、看门人的故事

有一家公司准备淘汰一批落后的设备。董事会决定:这些设备不能扔,找个地方放起来。于是专门为这批设备修建了一间仓库。这时董事会中有人说:“防火防盗不是小事,找个看门人。”于是找了个看门人看管仓库。
  这时问题出现了:看门人没有约束,玩忽职守怎么办?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计划部,一个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个人负责制订计划。
  董事会中有人说:“我们必须随时了解工作的绩效。”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监督部,一个人负责绩效考核,一个人负责写总结报告。董事会中又有人说:“不能搞平均主义,收入应拉开差距。”全体董事都认为这是对的,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财务部,一个人负责计算工时,一个人负责发放工资。
  接着问题又出现了:管理没有层次,出了岔子谁负责?于是又派了四个人过去,成立了管理部,一个人负责计划部工作,一个人负责监督部工作,一个人负责财务部工作,一个总经理,管理部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年终时,董事会一致认为:去年仓库的管理成本为35万,这个数字太大了,一周内必须想出解决办法。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

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四个和尚”的续集:看似荒唐,却是组织臃肿的标准模式。中国企业内的很多机构,其实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伴随而来的,当然还有越来越高的管理成本和越来越低的组织效率。

上面三个例子揭示的就是组织中的“隐性”成本:在看似正当、合理的假象后面,导致的却是极大的浪费,比显性成本更可怕,并且往往还是显性成本的来源。隐性成本与组织的管理缺陷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正如上面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在于组织的观念和习惯。隐性成本的形式多样,比如:时间的浪费,追求“完善”导致的组织臃肿,用人不当,错误的激励,内耗,怀疑,制度的虚设,信用缺失,商誉不佳,低效的会议,低效资产,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在管理还相当落后的中国企业是普遍存在的。

 

认识隐性成本

近几年来,李践的“砍掉成本”十分流行!中国商人特别钟情看得见的利益,又尤其喜欢“控制”——这会带给他们快感和安全感,而“砍掉成本”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要素”,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企业应当降低成本,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就好象数学里的“公理”一样,是不言而喻、毋须证明的。但百分之百正确话的往往也都是废话。虽然李践先生的“刀法”确有一些技巧,但企业成本控制的难点却似乎并不在于该不该砍掉成本,也不在于是否具有足够的技巧,而在于对“成本”的理解和认识上——对隐性成本而言尤其如此。否则,如果连你要“砍”的目标都是模糊甚至错误的,又如何能指望真正地“砍”掉成本呢?笔者认为,正确地认识“隐性成本”,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企业战略

成本与企业所采取的竞争战略息息相关。

按照“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阐述,正确的竞争战略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企业无论采用哪一种战略,都有可能成功。而那些试图采取混合战略——比如:既要成本领先,又要差异化——的企业,反而是最失败的。这对于喜欢“大而全”的中国企业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企业在战略选择上不仅 “始乱”, 大多还会“终弃”,总是试图追逐所谓的“热点”和“暴利”,很少做到“从一而终”——没有一定稳定性的战略已经很难称之为“战略”了。

战略选择的混乱最终会使企业失去方向,并导致企业价值观的混乱——这是一笔巨大的隐性成本。同时,由于“追逐”的目标经常在变化,往往导致对成本项目产生分歧,比如:成本领先战略可能需要的是一般性能的设备,差异化战略需要的特殊性能的设备,而专一化战略则需要某一狭窄领域内的设备,这对企业制造成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又比如对人力、人才资源的配置,成本领先企业和差异化企业也必然有巨大的差别:前者更讲究人才的共性,而后者则需要员工更有个性。在实践中,这种混乱、前后不一的选择,使企业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导致大量企业资产的闲置、浪费和低效,造成企业内部文化冲突、人才内耗等现象,这种看不到的成本,其损失是巨大、甚至致命的。

只有明确了你想走的路,才能确定哪些是多余的、哪些是你必须的。中国企业尤其要记住这一点。

(二)资源

既然是成本,必然是一种资源的消耗,而资源是可以转换的。

企业的资源除了包括资金、设备、厂房、人力等“看得见”的因素,还包括时间、信用、忠诚度、商誉、口碑等“看不见”的因素,对它们的不恰当消耗都是成本。这就存在着一个资源取舍和权衡的问题,而选择一旦作出,就意味着你将消耗某一种更多的资源(如资金)而减少另外资源的消耗(如时间)——就象你要出差,要选择飞机、火车,还是汽车、自带车,需要你根据时间、效率、距离等因素作出选择。你如果选择了飞机,就是以时间和效率换取相对高的交通成本(资金)。又比如:当出现质量问题时你百般抵赖,不愿赔偿顾客的损失,其实是用企业的商誉换取眼前的利益——到底眼前的损失大,还是隐藏的损失更大,也取决于企业权衡和认识。你不能指望你所消耗的每项资源都最低,却又能得到所有的好处,这只会让你什么也得不到。

(三)企业的核心能力

企业明确了自身的战略和资源,你还得明确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高效地实现它——或者说,你将通过什么样的能力来实现企业的目标?

中国企业在能力打造上也和战略选择犯有同样的毛笔:喜欢追求大而全,结果往往把自己弄成“无脏俱全”的“麻雀”,想变成雄鹰却发现只能做“小小鸟“——怎么也飞不高。当然,核心能力的打造其实是战略选择的延伸,需要你对信念的绝对忠诚和热爱,还要具备不被诱惑勾引的能力,“从一而终”。与强化企业核心能力无关的所有环节,其实都是企业的隐性成本。尤其对中国企业而言,需要的是“瘦身”,而不是“肥胖”;是在精炼基础上的“先强后大”,而不是进入500强之类的“外强中干”。从这一点来讲,中国企业需要“砍”掉的环节确实还有很多!

(四)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企业习惯,是企业主流价值观在日常行为上的本能反映。有人说,企业文化是结果而非目标,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企业文化可以决定很多成本,比如:很多中国企业将企业文化娱乐化——把口号、标语、感恩、领导指示、内部报纸、宣传栏、元旦晚会、员工拔河等看成“文化”,其实它们根本不是,在真正的文化未能树立或价值观冲突——比如:在威权盛行的中国企业,不能指望能得到员工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在老板把员工工作视为施舍的企业里,也得不到真正的感恩和感情回报——的情况下,这些100%都是成本,几乎难以产生丝毫长期、持续的效力。倒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本身,才是中国企业文化的典型表现。

又比如:企业管理的“运动化”是中国企业的另一种典型表现——中国企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抽一次风,貌似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砍掉成本”也是如此。这种行为凭白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员工劳动强度,而最大的破坏还在于它做还不如不做,在于它对企业信用、制度落实等方面造成的致命影响——中国企业总是出现同样的错误(社会也是如此,比如:黑煤窑,楼XX、酒后驾驶),热热闹闹其实只是在试图解决(但往往解决不了)同样的问题,你说企业还怎么进步?这种扼杀进步的成本是不是最可怕的呢?

企业文化还决定企业对人、对财、对事的态度,而这也影响着对“成本”的归稽。杜邦公司规定,员工上下楼梯必须扶扶手;出差必须乘坐安全的交通工具,住星级酒店。可以想象,对杜邦而言,如果员工没有这么做——比如说:为公司节约了交通费用、住宿费——这反而是成本;而对中国多数企业来说,则是当然的绝对需要砍掉的“成本”。这种因文化导致的认知差异对企业的成本管理也有着决定性影响。

(五)成本的“收益”

不是每一分成本都有收益,但收益却一定来自某种成本的投入。韦尔奇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在商业决策中,首先考虑收益,甚至为了将得到收益而付出明显较多的成本。韦尔奇认为,只要开始以节省成本为企业的主要事务,其必然不会获得一流的原材料,不会获得一流的设备,不会获得一流的人才,不会获得行业内质量卓越的产品,自然不会成为同类产品中领先的、一流的产品,自然不可能拥有同类产品中较高的定价的能力,也就无法得到期待的收益。

正如有篇文章所说的那样,成本控制是一门花钱的艺术,而不是节约的艺术。成本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与收益相比超出正常投入的部分,所以,谈成本不能离开收益,从收益的角度反向思考成本,更有利于发现隐藏的成本,进行成本项的权衡和控制。

企业的收益有短期、长期、显性、隐性之别,与显性成本(如项目投资)大多有直接而可度量的收益不同,隐性成本的收益也大多是长期的、隐藏的,还往往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1914年,亨利·福特遇到困惑,他的工厂生产效率低下,工人流失率高达370%,福特每年必须雇佣近5万人才能保持1.4万的工人队伍,而这也是当时美国的普遍情况。福特决定改革,宣布将每日工时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并向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工资,这是以前2.34美元日薪的两倍还多,此举轰动了美国。求职者在工厂外排起了长队。福特支付的高工资让他可以挑选最好、最配合的工人,保证了新生产方式的推行,工人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旷工减少了75%。优秀的工人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少媒体曾预测,过高的人力成本将导致福特垮台,但福特并未毁灭,相反却因此开创了辉煌的“T型车”时代。福特后来总结道:“为每天8小时支付5美元是我所做出的最明智的降低成本的决策。”

福特的上述行为,是通过显性成本降低隐性成本、增加隐性收益的典型做法。由于回报就更难度量,从财务角度讲甚至只有成本、没有收益,因而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

此外,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成本管理——包括其它任何管理——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说你一定要树立“有限”成本管理的概念,不要意图每一分钱都要控制,那样做可能直接成本真的会很低,但控制的成本、人力和时间的成本、不信任感导致的怀疑成本、规避导致的不作为等隐性成本都将大大增加,对企业来讲得不偿失,是必须要放弃的。

 

    整合,“砍”掉成本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成本和成本管理都不是孤立的,每一项成本其实都对应着企业内部和/或外部的几个环节——就隐性成本而言,则更是如此。如果说显性成本是“草”,那么隐性成本就是“茎”,而企业的管理缺陷就是“根”。企业只有在明确了战略和自己拥有的资源,确立了自己的核心能力,归纳出企业文化,弄清楚成本-收益间的关联性的基础上,针对成本的根源——战略、文化、核心能力和流程——进行系统整合,对症下药,才能斩“草”除根,真正地“砍”掉成本。

    由此,有效的成本措施应当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

    (一)战略整合:剥离低效资产,突出核心能力

企业常见的战略整合有纵向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整合)、横向整合(企业横向的发展、联合、兼并)和混合整合(纵向+横向整合)等,既可以自己投资建设,也可以采取兼并、外包、剥离、战略联盟等方式,但无论采取哪种整合方式,一定要注意几点:一是要考虑企业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和自身的资源限制;二是并不是所有的整合一定能带来竞争力的提高;三是整合并非一定是做“加法”,也可以做“减发”。整合的最终不是做大,而是做强,一定要有利于突出自己的核心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所有不利于核心能力建设的项目和资产,即使暂时有效益、有发展前途,但对企业而言都是成本,都要坚决地予以剥离,切忌越整越乱,把自己搞成“四不象”,什么都想要,结果什么也得不到,那就得不偿失了。在这方面,联想整合IBM的计算机业务是个典型教训。

(二)组织整合,“砍”掉“虚枝假叶”

组织是企业实现战略的工具,在明确了自身的核心能力之后,那与组织——包括组织文化、架构、流程、人力资源等——有关的隐性成本,就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

组织整合有流程重组、部门整合、岗位合并、人员裁减、扁平化、外包等多种方式,每种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策略,但对多数企业而言,组织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有质疑精神。企业架构是领导者一手搭建的,下属和员工也都有了一定的磨合和了解,但正是这种“习惯成自然”,往往成为组织整合的最大阻力。正如约翰·科特在组织变革的有关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只有企业领导者充分认识到企业的发展、背景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敢于怀疑理所当然的东西,企业才能真正预防“四个和尚陷阱”,发现那些“不拉马的士兵”,从而通过真正有效的变革和整合,“砍”掉那些对组织贡献不足的“虚枝假叶”。从这一点来看,组织整合的关键不在于“刀法”,而更在于领导者的眼界、观念和心胸了。

组织变革是一个类似冰块融化后再结冰的过程,因而和所有的变革一样,有一个痛苦的混乱期,领导者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不用说不能有“立竿见影”的想法了。此外,领导者还要充分认识到,组织整合在降低某些成本的同时,往往会导致其它成本的增加,并伴随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当你“砍掉”公司车辆的时候,出租车、公交费用的增加就、对公司形象的影响是必然的。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权衡的结果,而不是面面俱到。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够客观地判定整合成果,防止因挫折感而导致整合失败了。

当然,以上整合的两个方面——战略整合和组织整合——其实是不可分,没有战略,就无法判定和区分成本,战略整合是方向和基础,而组织整合则是战略实现的条件和保障;战略整合中有联合、剥离,组织整合中也有外包、合作。总之,企业只有在明确战略、构建核心能力的基础上,坚决剥离非核心的业务,打造高效、精炼的组织,才能真正地砍掉成本,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与企业的显性成本相比,企业还存在着更多、危害更大的“隐性”成本。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些“隐性”成本,从战略、文化和流程的角度进行系统整合,才能真正地从根源上“砍”掉成本。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一点即使有质疑(比如有专家就指出,从总量来看,我们仍然远低于美国),但也基本符合发展的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侧重于哪些产业,其实是区域文化、政策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带有很高的必然性——目前中国以低成本制造为主的经济结构,也是如此。从这一角度看,说是中国选择了制造,还不如说是制造选择了中国。虽然在“微笑曲线”中制造环节的利润是最低的,但绝不代表我们可以轻易地改变和跳跃——因为这才是我们目前的特长所在。至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创新和品牌,由于中国文化抑制创新和功利性的特点,恐怕短期内尚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

制造,更确切地说低成本制造,是中国企业主要甚至唯一的竞争策略——它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由此来看,中国企业应该在成本管理上一定很“精明”,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麦肯锡曾这样评价中国企业:成本优势的巨人却是成本管理上的侏儒;韦尔奇也说中国企业已经陷入了成本的“陷阱”。这些话虽然不中听,无奈却都是我们的现实。从产品档次、产品类型、发展模式的同质化,到对研发和长期投入上的苛刻;从对质量和顾客的口头标榜,到发生质量问题时的百般抵赖和责任推卸;从对供应商和员工的极力压榨,到低价劣质采购和员工的低认同;从残酷、单一的价格战,到惨淡的经营利润率,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由于只是就成本论成本,讲究勤俭的我们在成本管理方面确实乏善可陈,特别是在时间管理、效率、组织内耗、用人、信用和商誉损害等隐性成本的管理上,我们的欠缺就更大了。

现在,危机的到来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但正如巴菲特所言: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谁没有穿泳裤,如果这场危机能使得我们的企业从战略和组织的角度,更系统性地思考自身的成本和诸多管理问题,从而实现本质上的提升,那未必不是一件利在长远的好事。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控制“隐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