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当总统是因为怕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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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个崇尚西方文明的学者,自古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并且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可是他的婚姻确实另外一面镜子。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有人说这是朋友胡适婚姻的精辟评价,也有人说,这是友人对于大学者胡适怕老婆的讥语。

对于胡适婚姻的评判,始终是充满着矛盾和不统一意见。

正如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所说:“胡适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个性非常和缓,从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他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

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纯属中国人所谓的缘分。

有一天,胡适被母亲领着去姑婆家走亲戚,遇到一位妇女,在与其母寒暄之际,眼睛一直盯着这个清秀有灵气的少年。

那一年,胡适13岁。

这位妇女的女儿叫江冬秀,长胡适一岁(1890年生)。

或许是眼前这个孩子的儒雅俊秀打动了江母。她竟然以女方母亲的名义求婚。

当时胡适家乡流行女大一不如男大十之说,并且以为女子属虎,性格暴躁,难得贤慧。还有江家正在势头上,而胡家已显衰落,门不当户不对。胡母推辞了。但此后几经努力,胡适母亲还是答应了婚配。

胡适5岁启蒙,在安徽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但是接触西学还是回来到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才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胡适、江冬秀由双方母亲作主缔结了婚约。 当时少男13岁,少女14岁。

尚显稚气的胡适订了亲就上海、美国求学去了,回来迎娶江冬秀那天才见第一次面,已是1917年12月30日

这一年的寒假,27岁的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家,举行文明结婚,迎娶28岁的江冬秀。

从此携手走过了45载春秋。

胡婉卿老人是胡适的表弟媳,她是胡适亲自选的伴娘,胡适没有选择伴郎。胡婉卿自述,当时江冬秀下轿时,正是她搀扶着江冬秀,“其他人(伴娘)没有资格,都在旁边站着”。

胡婉卿回忆说,胡适结婚那天,参加婚礼的人是人山人海,屋内屋外都站满了人,很多人都想一睹胡适和江冬秀的风采。“结婚当天,胡适穿着燕尾服,戴着眼镜,戴个礼帽,穿条黑裤子,穿双皮鞋,非常时髦;江冬秀头上戴一个绸缎做的大红牡丹花,浑身打扮也非常时尚。”

     胡适的婚礼破除了旧式礼节,只是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讲话,没有拜天地,向胡适母亲行礼也以鞠躬代替了叩头。胡婉卿还说,胡适的婚礼不收财礼,宾客们送了不少对联、诗、字画过来。在当时古老闭塞的山村,这样的婚礼确实别开生面。

    胡婉卿年逾百岁时还清晰地记得,胡适与江冬秀属于封建包办婚姻,两人感情一般,但胡适是个孝子,加上江冬秀脾气火爆,胡适一直没敢离婚。

      胡适一直想解除婚约,但胡母一直不同意。江冬秀比胡适大,小脚,粗通文字,脾气火爆。

一位留美国归来的“洋博士”,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位思想潮流的先驱,与不大识字的“村姑”江冬秀之间会有什么交流呢?

很多人一直猜测,答案很多。或者说根本名义答案。

    胡婉卿的丈夫冯致远曾在胡适家住过。胡适每晚都在书房苦读,每晚11点多都是江冬秀从楼上下来喊他上楼睡觉,他才上楼去,“不喊他他就不上去”。

胡适曾在婚后第二年写过一篇小文《爱情与痛苦》(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其中提到,“我的朋友引用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

爱情本该是甜蜜的,学哲学的胡适果然不同常人,则坚持爱情是痛苦的产物。此说撇开哲学不谈,是否也有背后的隐喻呢?

对于胡适规规矩矩的传统婚姻,很多人都拿其在外情人说是,美式情人韦莲司俨然板上钉钉,中式情人更是传的神乎其神。其实不要说这些情事是否属实,就算全是事实,似乎也不能诋毁到胡适之的半点人品。试问,在当时封建遗风尚健在,娶妻纳妾仍是常事的情况下,一个大大的才子有个红颜知己,恐怕也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猛事。

而他对于内人的一再忍耐,甚至为后人诟病,以为他太过于惧内,实在是个不应该的“怕老婆”。 对此,胡适不争辩、不狡辩,默默无闻地将“怕老婆”发扬光大。

有人说,江冬秀是中国千百万旧式妇女中一个既寻常又不幸运的女人。

胡适“忍得住爱情的痛苦”背后是否还有痛苦呢?

这个追问,恐怕还得从其“孝字当先”的做派说起。胡适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一直与母亲保持书信联系。当然也不会少了给未婚妻的信件。

在那个靠着鸿雁传书的年代。说来也怪,当时留学的人那么少,徽州绩溪也不算什么大城市,胡适在美国的绯闻,竟也传到了江冬秀的娘家人的耳朵里。胡适到底有没有婚外情事,应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按照常理,如此水木年华,有点浪漫情节和非分之事,也是正常。不管胡适承认与否,反正家里人是认定了他在美国有情况。

胡适母亲冯顺弟哪里承受得了闲言碎语,寡妇更是有为在乎。胡适是孝顺的,当即答复:“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

此后,他一直与江冬秀书信来往,并建议未婚妻能坚持习字写信,江冬秀也做到了。通信一直是这对远隔重洋的怨侣13年中唯一的情感沟通方式。

胡适的孝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身上的传统伦理思想。

对于孝。胡适有着自己特有的感受。

胡适去世后不久,蒋介石特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

忠于谋国之后,紧接着就是孝以事亲。

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19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的续弦。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50出头便撒手人寰 ,撇下了孤儿寡母。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

这一年,冯顺弟只有23岁。成为了一个皖南乡村大家族的主母,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胡适身上。

  冯顺弟尽管农村出身,不会识文断字,但对惟一的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乡贤。

胡适在美国期间,其母病重,但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母亲冯顺弟早知邻人宋焕家中有一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八十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一共拿到了36个博士学位。

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然而第二年的11月,胡适劳碌一生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胡适《我的母亲》)。”

胡适接受过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儒家思想的根本就是“孝”。有人说,正是其父早殇,其母成寡,无私地拉扯着他上学,因此他对母亲的孝顺就到了“愚孝”的程度,时时事事都不忍违背她的心意,哪怕委曲自己也在所不惜。

胡适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姻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心耳。”

由此可见,胡适将孝与婚姻紧密地相联系在一起了。当孝牢牢地占据了他所信奉的儒学之道时,爱情自然就成了可遇但不可有的奢侈品。爱情是情绪化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是一种非理性的物种。而孝顺则是至为理性的,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一旦爱情与之冲突了,要为之让步或者舍弃的一定是爱情。这就是胡适,理性战胜情绪的胡适。

当然,舍弃后有没有情绪、有没有怨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有人说,这里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

可是到了7月,胡适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

 据说在其获知老婆怀孕后就不无揶揄地吟出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树木无心结子,我也无心于你,但是你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喜欢自由的胡适。他对儿子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是否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再重蹈自己婚姻的悲剧?也许还有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总之,胡适婚外的情事归情事。他的婚姻始终是给了江冬秀。

梁实秋曾说:“‘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 

对于胡适虽有心爱之人,但却未能毁约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家有悍妇。此人正是江冬秀。对她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什么河东狮吼,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软硬兼施等等,更狠的是,有一次她获知胡适在外有情况后,什么也不说,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两岁的小儿子思杜(1921年生),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1918年生),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

硬生生地将胡适镇住了,他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有情人联系了。

这些事到底是正史还是野史也高不清楚了。清官都难断家务事,谁又能说得清楚。

但胡适在圈里却落个怕老婆的名声。甚至他还衍生其怕老婆的“三从四德(得)”:“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不仅如此,据说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访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他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儿道理: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

 1947年初,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委托傅斯年、王世杰等人说项。但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 装饰一下子”罢了,因此不同意胡适参政。2月下旬,王世杰奉命飞抵北平劝驾。经过两次长谈后,胡在信中对王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 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

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

3月中旬,胡适去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董事会年会。3月13日,蒋介石请他吃饭,经再三解释,蒋终于做出“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的许诺。胡适如释重负,事后像小孩子似的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3月18日蒋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长可以不做,但国府委员不能推辞,因为这不是什么官,也没有多少事,请他一定要考虑考虑。出门时,二人还有如下对话

蒋礼貌地问:“太太在北平吗?”

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 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

蒋笑着说:“这不是官!”

从态度和现场表现来看,胡适好像是动摇了,这被蒋介石视为他已经答应此事。回到北平后,胡适考虑再三,终觉不妥,便给王世杰去信:“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大力,免了我,我真是感恩不尽。”随后,他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转达自己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

此外,傅斯年得知胡适似有动摇后也万分惊愕,他再次写信苦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并说蒋介石不没收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财产,就是没有改革政治的起码诚意。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终于不再强求,表示尊重胡适的意愿。

 胡适是否因为老婆原因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为官邀请,不得而知。但一个事实是,江冬秀嫁了胡适以后,总是劝胡适不要走上政治道路,不要做官,希望他好好研究学问。

胡适唯一违背了妻子的劝告,涉身于政界的就是。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13日,江冬秀在信中规劝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并恨自己不能多助他一点力。胡适阅后非常感动,在同年11月24日是复信中发自肺腑地写道:“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

胡适干了不到四年驻美大使后,再未从政。

194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蒋介石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后来,蒋介石约国民党中宣部长、“外交部长”王世杰谈话,坦率说明:在现行宪法之下,自己如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的束缚,不能发挥能力,戡乱工作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蒋要王向参加大会的胡适传话——本人“极愿退让”,不竞选总统,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自己愿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

  胡适听了王世杰的传话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他并表示:“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王世杰就此鼓励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当日在日记中写道:“但我实无此勇气(见《文史参考》一文《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 作者杨天石) 。”

不知道蒋介石对于胡适如此听从老婆的话坚决不做官有何感想。但有一点事实是,蒋介石也曾经历媒妁之言的婚姻,甚至在第一次新婚之夜就跑去捡炮仗去了。也曾想过休掉原配,却苦于母亲的原因,未敢实施。直到母亲去世后,他在第一时刻就公开休掉了糟糠。可谓“雷厉风行。”难怪有人说,胡适是个文臣,蒋介石则是个武将。

如果非要找出胡适与蒋介石的共同点,那就是孝。胡适因着孝牺牲掉了爱情。

蒋介石在是王采玉死后,捶胸顿足,哀哀欲绝。日记中提及多次梦母:“醒后,犹余哭泣声”,“念母无已”,“母果有灵,儿愿随侍地下也”。并亲自前往鱼鳞岙,“寻母安穸吉壤”。

蒋介石为其母选墓地,亲自前往当在数十次以上。同年8月,孙中山自广州急电蒋“墨绖从军”,蒋到上海后,因连日大雨,担心其母棺被淹,又返回溪口。母亲死了,他的精神也崩溃了,自觉伤心,从此再无人疼怜,而“吾母若在,则垂怜有人”、“必不如今日之孤苦零丁也。”

1919年10月16日:“余自抵日本来,屡梦母亲疼爱情状。昨晚竟以呼元元之声惊醒,不禁抚然久之……”

1920年3月1日:“……至午后三点半钟,母亲即趁轮归甬,余不能送行。此别虽有依依之状,不若前几次之怆伤也……别后,在寓庐独自纳闷,含泪思亲……”

蒋介石8岁那年,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那一年他死了祖父,九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一个家族只剩下了孤儿寡母。年轻的母亲拉扯他长大。蒋介石深知母亲的辛劳,所以在日记里多次记述原配毛氏的种种罪过,一心想着休妻,可是要迁就母亲,未敢行动。

到了1921年,蒋母逝世前的一段时日,蒋介石对毛氏的嫌弃之心日甚一日。母亲处处“作梗”他休妻的想法,这使他十分恼火,又不好发作,便以冷脸相对。为了早日甩掉毛氏,蒋介石还曾一度萌生出家为僧的念头。

蒋母对蒋介石的秉性也很清楚,她在死前要蒋介石向她保证,要与毛氏好好过日子。蒋介石见母亲身体日渐衰颓,为免使母亲伤心,他一一答应下来。蒋介石在1921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问题,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懑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弥孽也。”

1921年11月,蒋母的丧葬大典方毕,蒋介石就正式向毛福梅提出离异的要求。后来果然如愿。一一娶了姚冶诚、陈洁如和宋美龄。

或许你可以说胡适迎合母意、爱惜自己的名声,始终忍住了欲望,与原配修的白头偕老。这是铁的事实和结果。

要我说,蒋介石与胡适有着同病相怜的感觉,同样的生平,同样的婚姻,同样的揶揄。或许,蒋介石也想着守孝终生,将是否与原配在一起视为是否对母亲是否孝顺的唯一标准。但他没有做到,而胡适做到了。

在胡适离开大陆去台湾前,季羡林先生叙述曾发生这么件大背景下的小事:“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无疑,胡适对于朋友是义气的,对于母亲更是充满着诚实和道义,虽然母亲去世了,但他觉得答应了要对妻子好,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到,如果一个人连母亲都晃点、忽悠,他还能对谁诚实和忠义呢?对国家、对朋友还有什么爱吗?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逝世。蒋介石闻耗“黯然神伤”,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25日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27日蒋介石又送来匾额,上书“智德兼隆”4个大字。

在最新的海外资料表明,蒋介石爱才犹如曹操,蒋介石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甚至挨了知识分子几句骂也不以为然。对于胡适这位学贯中西且意志力大大比过自己的才子,他蒋介石是没有不重用理由的。

你可以说蒋介石是想利用胡适。但是否胡适也是在寻求一种利用对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