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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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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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曰《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下面所写的，就是我自己亲历和了解的有关《反击》影片的一些情况。 “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1976年10月8日前后，我从部队到北京出差，住在李先念伯伯家里。那时，距离“四人帮”被党中央隔离审查刚刚没两天。作为核心决策人之一，李先念虽然每天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精神却格外的好，和我在一月周总理逝世时见到他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一天吃饭时，就像那些日子许多寻常百姓家里一样，他与我们共同品尝螃蟹。老人家不喝酒，但他并不阻拦我们以酒佐餐。席间，大家话意正浓。忽然老人家话锋陡转，扭脸问我：“你看没看过《反击》呀？”我回答道：“没有！”李先念随即大声地说：“要看看啊！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下午一两点钟，办公室的秘书就来通知了。我和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乘坐一辆轿车，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礼堂，一起观看了《反击》影片。赵炜曾经长期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后来还连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就在车上闲聊中，赵炜感慨地对我说：“先念同志就是有水平、有经验。年初那段日子里，我们给王震等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当着我们的面就开骂（四人帮）；可是先念同志却沉得住气，给他送文件时，有时遇见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向中央请假休息了，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实他是深谋远虑，早已经谋略在心、成竹在胸。关键时刻，先念同志协助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共同决策，在取得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最后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就把‘四人帮’彻底解决了。真是太棒了……” 得知我看过《反击》后，李先念问我：“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 我说：“爸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四人帮）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不要脸！（影片中黄河省委书记韩凌的儿子）连我的小名都用上啦！一模一样，叫小强……” 李先念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还没等我“发表”完观后感，老人家早已乐得呵呵大笑。 “我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 父亲临终前，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也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这件事。父亲的信里是这么写的：“当时，‘四人帮’还在河南拍摄反动电影《反击》，使我和省委压力很大。于是我就在三所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们。”（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 那时父亲的这个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北京。1976年8月20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个副书记给迟群、谢静宜写信打小报告，说我父亲“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讲：‘你们为什么对《反击》这样感兴趣？！……中央还要审查嘛！’”他还汇报说有个持“闹派”观点的人也曾当场起立，反过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对《反击》这样不感兴趣呢？！”…… 可见，尽管《反击》影片尚未出笼，在河南的干部群众中，围绕着《反击》是好还是坏，针对各级党组织是闹还是保，两种观点已经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了。 “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 当时，《反击》影片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来势汹汹。河南各地的闹派分子把《反击》的剧情介绍、演员台词印成传单、抄成大小字报，在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到处张贴。影片中的人物对白录音也被他们想方设法从摄制组弄出来，在全省的许多城市乡镇播放。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一个——搞乱前一年各项整顿后初定的人心、搅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趁乱上台，篡党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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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曰《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下面所写的，就是我自己亲历和了解的有关《反击》影片的一些情况。 “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1976年10月8日前后，我从部队到北京出差，住在李先念伯伯家里。那时，距离“四人帮”被党中央隔离审查刚刚没两天。作为核心决策人之一，李先念虽然每天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精神却格外的好，和我在一月周总理逝世时见到他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一天吃饭时，就像那些日子许多寻常百姓家里一样，他与我们共同品尝螃蟹。老人家不喝酒，但他并不阻拦我们以酒佐餐。席间，大家话意正浓。忽然老人家话锋陡转，扭脸问我：“你看没看过《反击》呀？”我回答道：“没有！”李先念随即大声地说：“要看看啊！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下午一两点钟，办公室的秘书就来通知了。我和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乘坐一辆轿车，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礼堂，一起观看了《反击》影片。赵炜曾经长期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后来还连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就在车上闲聊中，赵炜感慨地对我说：“先念同志就是有水平、有经验。年初那段日子里，我们给王震等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当着我们的面就开骂（四人帮）；可是先念同志却沉得住气，给他送文件时，有时遇见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向中央请假休息了，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实他是深谋远虑，早已经谋略在心、成竹在胸。关键时刻，先念同志协助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共同决策，在取得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最后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就把‘四人帮’彻底解决了。真是太棒了……” 得知我看过《反击》后，李先念问我：“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 我说：“爸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四人帮）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不要脸！（影片中黄河省委书记韩凌的儿子）连我的小名都用上啦！一模一样，叫小强……” 李先念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还没等我“发表”完观后感，老人家早已乐得呵呵大笑。 “我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 父亲临终前，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也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这件事。父亲的信里是这么写的：“当时，‘四人帮’还在河南拍摄反动电影《反击》，使我和省委压力很大。于是我就在三所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们。”（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 那时父亲的这个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北京。1976年8月20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个副书记给迟群、谢静宜写信打小报告，说我父亲“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讲：‘你们为什么对《反击》这样感兴趣？！……中央还要审查嘛！’”他还汇报说有个持“闹派”观点的人也曾当场起立，反过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对《反击》这样不感兴趣呢？！”…… 可见，尽管《反击》影片尚未出笼，在河南的干部群众中，围绕着《反击》是好还是坏，针对各级党组织是闹还是保，两种观点已经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了。 “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 当时，《反击》影片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来势汹汹。河南各地的闹派分子把《反击》的剧情介绍、演员台词印成传单、抄成大小字报，在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到处张贴。影片中的人物对白录音也被他们想方设法从摄制组弄出来，在全省的许多城市乡镇播放。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一个——搞乱前一年各项整顿后初定的人心、搅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趁乱上台，篡党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