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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无比,非常北京
作者: 泰瑞·法瑞 (英国)□朱力安 译 李宏宇 译校 2008-06-11 20:07:5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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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瑞·法瑞设计的北京南站W形双曲面站台雨篷下,已经铺好了5个站台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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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瑞·法瑞建筑北京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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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采访了英国建筑师泰瑞·法瑞先生,最后话题落在为什么要把它造得这么大。结束采访5分钟之后,泰瑞·法瑞夫人打电话说,关于北京之大,泰瑞也有一些话想说。半个月之后,收到了泰瑞·法瑞发给本报的邮件。
我想引用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研究生导师的话来开头,城市规划师艾德蒙·培根在他的著作《城市设计》一书中写道:
“北京很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体作品。”
大是北京的文化,是这个野心勃勃、睥睨天下、威仪慑人的首都文化。古往今来这个泱泱大国的一切,因为政府与其中央集权制的缘故,都集中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城市,而且,是有意要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点。我在北京参与过的许多项目,无一不求大以彰显其气度。华盛顿有其大,堪培拉有其大,巴黎亦有其大,这些城市的布局都有一国之都的气象,而勒琴斯(Lutyens,英国建筑师)已经开始为德里打造都城气派了。伦敦则大不一样,伦敦没有这种大气,这是因为他们反集中、反权力而故意为之。
伦敦,跟北京相比,简直如玩具小城一般。不到金丝雀码头你是看不到一点大气的,该码头才有几分曼哈顿的味道。北京的大又与曼哈顿的大很不一样——曼哈顿是在小岛上盖着高耸的大楼,然而它周边辽阔的哈得逊河与东河,却令曼哈顿岛的城市尺度显得没那么大。曼哈顿也不是都城,置身其中,它并没有北京这样宽的街道。
北京的大并非偶然。这座城市原本的概念就是要大气雄壮,要让人感受它的显赫。旅客来到中国,所能听闻的另一个大城市是上海。我最近一次去上海,亲见了浦东地区的庞然高楼,但浦东的河流相对来说却嫌太小,浦东没有香港、悉尼、旧金山那种规模的港口,也没有曼哈顿、费城甚至伦敦港口区那种规模的河流。一旦你进入上海市区,尤其是浦西的外滩以内,街道尺度甚小,加上一抬头就看见高架桥,上海市里总让人感到压抑和拥挤。街边的人行道很像欧洲或美国东岸城市。向外跳出一层再看上海的尺度,可以对比毗邻苏州和杭州的地貌,这两个花园城市以袖珍园林著称。它们与上海很有几分神似——很小,很近,很密。尽管杭州有湖,但湖却娇小,而它们所谓的山也不过是丘陵而已。这种狭窄,这种景观的密集,这种精巧细致,小小的房子和传统的内部构造,是多么典型的中国民居文化。
北京的布局就大不一样。虽是源自中国民居从内宅到内院再到回廊、外院,再到院外景观的架构,北京的比例却是照着紫禁城的巨大尺度,从二环到三环再到四环等等等等,构成了城市布局的巨人症。北京没有河流港口,也缺乏独特的地貌特征。但是当大风刮起沙尘的时候,人们倒确实领略了几百里外的大漠风光。你仿佛觉得自己与北边的蒙古高原相连,又感到戈壁沙漠、远处的群山乃至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切近。
但北京或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尺度,其实并不是靠盖更大的房子得来的。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建筑成就以及宏大概念,是由各种元素的重叠累加实现的,所以紫禁城是由多样化的建筑成分构成,而那些屋顶、围墙、台阶也就是一般民居的尺度。比一般民居大一些,我估计更像庙宇的尺度,但中国的庙宇尺度又不及杜伦大教堂或中世纪欧洲的同类公共建筑那么大,更不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但较小建筑成分的组装方式却实现了不容置疑的宏大。
因此作为北京的整体特性的大尺度,是来自单体建筑成分的组合,来自把这些组件放到一起的方式。这样理解的话,北京的大是概念上的大,尤其是大街、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大。照世界上大多数标准来看,天安门广场不是广场——这是一片空场、校园、巨大的开阔地、平原,但就不是广场。而毗邻道路,如横贯广场的长安街,尺度极大。要是算上两旁的自行车道和便道,长安街足有14至16车道的宽度。这是三条英国高速路加在一起的尺寸,在北京却是中心大街。长安街就像M1公路跟M6公路并在一块儿跑双向,却是北京的主干道,相当于伦敦的牛津大街和王子大街,却长达3到5英里。
北京的大,在于固有的大空间、大公共领域和公认的集大成概念。城市中心区域即二环内为照顾紫禁城限制楼高,这强化了空间的宏大。二环内的广阔地带,一切建筑都有高度限制,不知是8到15层楼高,还是其他高度要求,总之是照顾紫禁城的高度。这样的建筑反复出现,把对空间的控制和整齐划一延续到二环路。结果是这些房子都变得体量庞大,因为城市路网的格子本来就特别大,在格子里可以把房子建得很大。楼是只能盖到或许15层高,但比如中国石油大厦,也就十来层吧,却仍盖成庞然大物,我认为深得北京大尺度之神髓。当然一旦走出二环,没有了高度限制,就是塔楼林立,如同在许多现代大都市诸如上海、香港和大多数美国城市所能看到的一样。再往远走,CCTV大楼体量惊人,还有奥林匹克体育场,就像单一的拍脑瓜主意、脱离现实的纸上谈兵,绝不妥协坚决做大,全然不顾周边的行人、便道和交通灯。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来谈北京南站。这是全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说最大,不仅是占地面积大,北京南站是单体建筑,它比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所有航站楼加起来都大。在此一提,它还比不过福斯特设计的北京机场新航站楼,新航站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福斯特确实地领会了北京的尺度,还实现了北京尺度的极端性。希思罗机场由许多航站楼和小建筑组成,就跟伦敦大多数建筑一样,各个分散部件不拘泥甚至随意地摆放在一起,布局安排更重实用性——几乎看不出是个整体或彼此关联——并不构成一个宏大图景,就像伦敦市中心就不怎么大气一样。
这就是整个中国尺度非凡的原因。一种语言,一种政体,一党执政,产业大一统,不光有国民还要算上爱国华侨——这样一个中国的尺度。然而在英国,英国人并没有特别强的感觉,所谓什么是英国的。因为有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大家对彼此的差异是宽容、欢迎,甚至欣赏的。在中国,没人会觉察少数民族或移民跟自己有什么差异。迁居或流动的不同地方族群肯定有,但他们都是国民——其本质是跨地域大一统——的一部分。而在英国,你的感觉是各种民族的人,从地球仪上所有的小红点来到这里居住,各据一隅或者随处混居,所谓国家内聚力,半点感觉也没有。伦敦的这种开放、兼收并蓄、丰富多彩,也恰是它的魅力和吸引力之所在。
在中国,制度的感觉实实在在——不光大街上景点里,穿制服的保安到处都是。随便去一个住宅小区,门岗驻着保安,楼下驻着保安,有时候连电梯里外都有保安。这里有着北京这个中央重地的控制感,而这种感觉又扩张到了全中国。北京的大,是无数人民建成的,而这由大而生的敬畏之感,某种程度上是要泯灭个人色彩。历史建筑本身从来不会给人以“大”的感觉。长城堪称庞然大物,但它本身却不“大”,是它的概念,它的广度,它的绵延万里,它所承载的雄心才显出其大。注视城墙,你能联想到许多很大,很高,很宽的城墙来。或是哈德良长城,或是卡尔卡松——一个法国南部的古堡,高墙耸立。约克郡古城墙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墙,从大小来说与中国的长城其实也相去不远,但长城从城市始建不断累加直到横贯大陆的方式,使它的概念、广度、雄心和长度都更加宏大。你能感觉到那城墙后边有13亿人,他们的雄心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中国石油大厦里装着全中国最大的企业——名列“福布斯200强”前20的企业,所以在这个地段,以这种体量和简约盖这样一座庞然巨物,绝对合适。它就好比中国的洛克菲勒中心,只是没有公共空间。洛克菲勒中心在城市中心区,几乎可以看作曼哈顿岛上的本地小建筑,公众进出自由,旁边就有溜冰场和商铺。在北京就不能这么遛来遛去了。中国石油大厦坐落在北京宽大的二环的边上。
有一件事会让欧洲人普遍觉得匪夷所思,那就是北京的公共区域那么需要机动式输送。基本上你需要有摩托车或轿车,因为要是没有轮子就很难想象怎么能使用这座城市,哪怕有辆普通的自行车呢。但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依靠机动车交通的城市。我上一次来北京是1998年,这10年里,我对北京的最大感触就是自行车数量惊人地锐减,机动车越来越多,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从这点说,北京的一切问题都将是大的问题。比如人行步道,我从未见过仅供行人使用的地下通道有长安街下面的那么宽敞——我们只把地下车道建这么宽。这些步行地下公路尺度巨大,建筑精良,吊顶之高,阶梯之多,让人咋舌。只有亲自在这通道里走走,才能体会人流之大,才能明白何以非要建造这么大的人行隧道。
污染的问题需要大动作的、集权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奥运期间机动车将会分单双号行驶。我觉得奥运车辆管制在奥运结束后还需延续下去——为了维持一个尚能居住的环境把管制延续下去,这想来都觉得有趣。北京的污染程度着实已经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了,采取严厉措施乃是势在必行,而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贯彻这样的措施。中国政府最近已经下令禁用塑料袋,下一步可能就是禁止汽车排放,或者到了2020年全部采用电动车,或者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严厉措施。这都势在必行,还要连同其他必要手段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包括上海和其他城市,都地处零海拔,一旦海平面如人们对世纪末的预言那样提升1.5米,数以亿计的人口都将受到影响。
我在旅行的时候买过一份中国地图,想了解一下中国的行政区划。图的背面是一幅世界地图,乍看之下很平常,但仔细一看,中国的版图似乎要比美国或俄罗斯略大。确实画得比北美大陆或南美大陆都要大,而事实上,中国的面积与这两大陆上的两个大国——美国和巴西是相差无几的。
中国自诩为地球上占地最大的地方。我问过一些中国朋友,觉得中国的面积跟地球上非中国的面积相较有多大,他们通常认为中国跟北美大陆或南美大陆一样大,认为中国确实是大陆级的,而非次大陆。这一来,我来北京时一直考虑的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北京南站能否应对春节期间的大雪灾那样的大危机;解答则是:大就有大的问题。就跟孩子一样,我母亲曾说,小孩子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大孩子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同理,中国的大也就造成大麻烦——不仅仅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污染或洪水之类,只是想想假如春节正好碰上严重雪灾,如何设计一个建筑能够容纳那样庞大的人群,就够让人发愁的了。
中国的问题,犹如一艘超级油轮面临着不可测的灾难(比如春节的雪灾),该如何掉头呢?我能想见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倚仗其小,步履轻盈,比起中国来,能更好地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中国人迟早是要采取长期的弹性策略的,而不是靠机动性、快速反应和重组这些方法。一旦出现完全出乎预料的局面,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但给点时间,他们会找到一整套的应对,把问题解决得很好。但因为预见了这类灾难或戏剧性因素而进行超安全标准的设计,这并不现实。对海平面升高、污染问题抑或地震这些状况,从设计上你能怎样应对呢?要是靠超安全标准设计、高冗余度设计来预防这些问题,那阵仗就太大了。应当做的是使管理层面的反应更加灵活——这才是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大挑战,而不是去建造更巨大的建筑,现在的建筑已经超大了。站台的规模过大,道路过宽,提着行李步行的距离增大,以及相应的管理费用提高,运作维修费用增加,供暖成本变大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使这些高冗余度的设计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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