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社会越不公 财富成内部人私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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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3日 15:38中国企业家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09条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资料图)
国企给一些特权者提供了高收入的机会,很难说真正实现了经济安全。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资源程度越高的社会里,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不公越严重。每年新增的就业中,接近90%来自民企和外企,维持太高的国有经济反而威胁中国的就业安全
编者按:
据报道,近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陈志武接受该报专访,就国内贫富差距、新时期环境下的国企定位等内容进行了阐述。陈志武指出,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过高,造成资源与财富成为一小部分“内部人”的私有物,而这也对就业造成了极大威胁。
陈志武认为,要根本扭转国富民穷的局面,必须站在宪政的高度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让民众真正得以享受其中。
以下为陈志武观点摘录。
陈志武: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说明,人的自由恢复越多,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包括私人财产空间扩大得越多,经济活力就提升越多。中国的经历并没有反证自由促发展的一般性结论,正好相反,是证明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也不例外。什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市场经济和法治。—— 这是人类的模式,不是中国特有的模式。
驱使人们早起晚归、勤奋耕耘的根本动力是一样的,就是要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自由。不论哪个社会,对经济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政管控,就是限制个人的自由,必然抑制经济活力,给创新进步设置障碍,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否则,当初何必改革?是各种私人自由的增加,而不是还存在的政府过度管控,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增长。
1978年,不管在私人空间还是经济空间,到处都是政府的影子。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国有制下,权力制衡缺失,体制问题严重,只是由于计划经济产生了贫穷,权力虽然无所不入、也不受制约,但权力寻租能够得到的也不会多,体制问题在以前不是以金钱方式表现出来的。
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巨大价值,经济自由度的增加不仅使民营经济发展很大,也迫使国企开始盈利,于是,权力就有了寻租的基础,但必须清楚,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严重,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只是市场化之后让这些问题有机会以金钱方式显现出来。
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权力可以失控,但当权者不一定个个都能寻租捞很多钱;一个钱多的市场化社会里,权力制衡局面不一定更坏,但以金钱表现出的贪污腐败、权力寻租可能更处处可见。
有些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是因为还有许多不自由、权力渗透到太多领域所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资本会往回报高的地方走,哪里投资太少,往往那里的单位资本回报就更高,各地区、各群体就更能享受到“水涨船高”的效应。如果行政权力不顾投资效率地配置资源,表面看好像更能促进公平,但据我研究,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资源程度越高的社会里,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不公越严重,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越要靠权力、关系配置资源,机会不平等、社会不公越严重。
最初推出国有经济时,整个制度建构背后包含的哲学非常清楚,当时认为私有制是所有社会不平等、社会之恶的起源。为了解决社会不公,革除这个“万恶之源”,通过政府拥有、经营企业,通过土地的公有,来消灭私有制,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事后看,那是一种乌托邦式制度设计,有逻辑上的漏洞,但至少当时背后有非常强的政治哲学基础。可是,现在没人重新在哲学上把这个事弄清楚,今天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共同富裕,国企利润,包括国企股权卖掉以后得到的钱,就应该上交财政部,减少社会大众的税负。可是,今天国企没有这样做,国企股权卖了,也不见得要上交国家,利润分红也少得可怜。但国企赚钱或把股权出售后,留下来,自己成立投资部门做直投。国有企业不再是全国老百姓的财富,而是具体国企内利益群体的利益,国有变成了一小部分内部人的私有。
从产品安全角度来说,即使资产控制权由外国人掌握,也未必比由国企或民企掌握更不安全。国家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只要按法律经营,产品供应的安全度不会有差别。外企在中国,对中国的条条框框通常看得更认真,民企,尤其是国企,反而不把这些条条框框当回事。
用什么定义国家经济安全?就业?员工的收入和生活保障,还是产品?这很关键。很多人笼统觉得不安全。实际上,奶粉和其他食品行业基本以国内企业为主,但是,不也是出了那么多安全事故吗?有多少是外资企业做的?
如果以就业来定义国家经济安全,那么多银行贷款和国家投资都砸到国企,带来多少就业?这些年每年新增的就业中,接近90%来自民企和外企,所以,维持太高的国有经济反而威胁中国的就业安全。
如果从报酬和待遇定义经济安全,富士康问题很多,但如果把富士康跟国企或民企制造企业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比较,前者通常还更好。
这么多国有财富,到底是为何、为谁、为哪?不能继续是小部分人的私库。国企给一些特权者提供了高收入的机会,很难说真正实现了经济安全。
越往社会底层,得到的越少,整个中国社会被划成很不同的群体。国企管理层是一个群体;国企员工是一个群体;能进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是第三个群体;第四个群体是进城但进不了国企的农民工;第五个群体是农民。
国富民穷的局面要根本扭转,不能只做修补。近几年,财政部在民生项目方面有了更多投入,包括卫生、教育、社保,增幅比以前大了。但这种修补不改变结构问题,不能改变国富民穷越来越恶化的趋势。征税权不受制约,使越来越多的民间收入进入政府手里,这是宪政问题。
(摘自《陈志武:国企需要一场哲学反思》一文,作者:戴志勇,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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