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洗净铅华的常书鸿作者:萧默 时间:2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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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洗净铅华的常书鸿

作者:萧默  时间:2010-10-13   来自:  阅读:1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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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这一段话,引自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写的是1945年冬天他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他所说的“一家”只是他和十四岁的女儿沙娜和只有三四岁的儿子嘉陵,而他们的母亲此时已不包括在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中了。在他们离开敦煌之前,留下来坚守的只有两位工人。前两天,这两位工人帮助常先生整理行装,尽管先生嘱咐他们继续坚守,在他们心底,还是以为他们的所长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否想像得到常先生当时的一片心酸:1943年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先生两次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妻子,十几个人,都因为单位的撤销生活无法维持,或内地原沦陷区的家确实不能没人照顾,或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都纷纷离他而去甚至不辞而别了,他的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他这个已经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所长”和号称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单位”,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忠诚地跟着他,真是情何以堪!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这两位工人,一位叫范华,如今仍然健在,已经八十多了;一位叫窦占彪,已经逝世。
    但奇迹般地,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击和背叛的艺术家,却再次挺下来了,在熬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岁月以后,这个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五百多人的敦煌研究院。每念至此,我想,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对先生的爱国情怀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而深深感动。尽管先生并不是完人,尽管他也有失误甚至错误,我们都不能不加以宽容的体谅。
    但先生最后十几年的岁月却过得十分压抑,我要说,人们对待他老是不够公正的。尽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尽管他还挂着许多头衔,尽管他1994年逝世时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輓词,尽管在他逝世以后还有人不断地开着他的纪念会,在莫窟窟树起了青铜像,或是打着他老的旗号,干着自己的事,但我相信,凭着先生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的他的真正的追求,和我对先生的一些了解,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先生看重的,甚至是他老厌恶的。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为了看望先生和撰写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我再一次拜会了先生。他说梁先生曾给他写了很长的信,介绍我到敦煌去,他把信转给郑振铎部长了,以后在文革中失落了。我说不会是郑振铎吧?郑老在1963年梁先生写信时早已在从苏联回国的途中在高加索因空难去世了,先生掐着指头计算,承认我说的是对的,说那就是转给徐平羽副部长或国家文物局王治秋局长了。但没过十分钟,先生的话题又转到这个方面,再一次说是把信转给郑振铎了,我大为惊讶,说刚才我们不是核对了吗,不会是郑老!先生却大声坚持说,一定是郑振铎,他记得很清楚。我发现先生的老年失忆症已经不轻了,深深为之悲伤。
    以后不久,听朋友水天中说,在北京一次吕斯百先生的纪念会上,先生兴致很浓地回忆起他们在巴黎留学时的往事,说那位法国房东老太太特别喜欢吕斯百……可刚刚说完,又说:“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房东老太太……”,把刚刚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惹得参加会的人不免发笑。先生认真地说你们不要笑,这都是真事呢!当先生准备第三次再讲时,李承仙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了:“老鬼就是这个样子,他又忘记了。”“老鬼”是李承仙在文革以后对先生的称呼,不管什么场合,总是不改的。
    先生的失忆虽然在逐渐发展,但从1978年我已长住北京,上世纪80、90年代对他老的多次拜访中,先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变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激愤地喊着:“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我当然劝他老就不必再回去了,要是回去了,在那个对他老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老将更加不得安宁。但先生不愿意听,有一次,竟怒拍着坐位扶手,对我发起脾气来,大声说:“你怎么也是这个样子?”先生大概不会以为我也和那些人一样吧!我只好不说话,先生又质问说:“你怎么不说话?”面对着这位深深令我敬重而感动的老人,我仍然只得无言,害怕揭开伤疤,而又不能解决,会使他老更加痛苦。
    在先生晚年在北京的寓所墙上,挂着一幅他老临摹的敦煌壁画,是一身十六国时期的飞天,画风苍劲有力,在飞天周围的空地和裱边上有上百位先生的朋友和晚辈的签名,我也找了一个角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还看到有孙儒简、高尔泰和许多熟悉的人名。但在那上面,我发现有一些本应该有的名字却没有出现。我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那本书里,也提到了先生的心情:“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高先生又说:“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冬夏,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尤其寒冬静夜,清越的铃声穿过林杪,幽远宁静,渲染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历史感,更为难忘。先生听了几十年,现在听不到了,只得在窗前挂出一幅铃铛,聊胜于无而已。他老的回忆文章也以《铁马叮咚》为题。先生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
    在一本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书里,是以这样轻松的笔调描述这件事的:“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过问下,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在首都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他人到了北京,心还系着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来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时间。……感觉着心灵上极大的快慰。”
    多么美妙,多么温馨,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就真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先生的追求吗?
    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作了许多努力,新华社记者为此写了长篇内参,我在先生寓所里读过,认为基本符合事实。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调查组作了累月的调查,调查材料一厚本,但人们自有自己的说法,最后只得不了了之。这些,在那本书中却没有一个字提及。
    人啊,要知道,你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显出自己的身影的,并因此获得了甚至高过先生的头衔和荣誉,可你们却要将巨人踩到地狱里去了。感恩、忠诚、善良、宽恕,这一切人类最美好的情愫,在有些人那里,已经留存得不多了。

    二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画,深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九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
    次年,常书鸿回到北平,在一次学人经常聚会的场合,1932年就根据《敦煌石窟图录》撰成了平生第一篇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的梁思成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见了面,此后就成了终生好友。常先生对我回忆说,他们都谈到了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抗日战争中,他们在重庆和昆明又见了几次面。常书鸿在《铁马叮咚》中继续写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原来是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到陪都,向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了建立这个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梁先生得知了这个消息,才来探听常先生的口风,并向于右任推荐常先生担任所长的。先生还告诉我,梁先生当时还想过建筑历史学前辈刘敦桢先生也能到敦煌去,说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纳入进去,才能算是全面的敦煌艺术研究。事情很快定了下来,于右任找他谈话,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了,常先生自此就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研究所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
    常先生1943年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先生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关于先生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艰辛,在本书“《祁连山下》外篇”文中提到了一些,常先生的《九十春秋》有更具体的记述,这里只是再作一点补充。
    常书鸿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他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薰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他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仍存,但冬天的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在法国学了九年油画的画家,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义无反顾,暂时放弃了画画,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的工作。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破坏林木和进出洞窟。2004年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人物栏目要做一期《敦煌保护神常书鸿》的节目,我作为佳宾,主持人问我,要做这个事,当地的群众同意吗?我说,政府已经决定莫高窟收归国有了,应该说当地的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那条围墙就是当地民工修建的。主要的问题在于经费,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却总是没有回答,只得先向县政府借钱,甚至引起了县长的怀疑: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具有合法的身份?但县政府还是把钱借给了他们,才修起了这条围墙。原来要修3里,后来减为2里,只把拥有保存着壁画和彩塑的南区洞窟前的绿洲围了起来。应该说,这段围墙本身现在也成了文物了,40年前我离开莫高窟时还留存着一些,不知道现在是否把它保护起来了。
    半年过去,经费仍毫无音信。常先生只好给梁思成先生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了梁先生的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官员们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先生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除了还了借款,还有一些剩余。梁先生的电报还鼓励常先生继续奋斗,坚守敦煌。这对于敦煌机构的维持和工作人员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剩下的经费只有5万元了,幸而得有当地驻军帮助,义务参加清运,才把这么多的沙子清除了,用驴车拉到远处。
    在崖顶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雪水继续渗入。他们还尽可能地修补那些已颓圮不堪的残余栈道,以便研究人员可以进入洞窟,开始了洞窟的编号和普查,逐渐开展了重点壁画的临摹。但多数洞窟当时还是上不去,他们就使用一种相当危险的名为“蜈蚣梯”的独木梯。在调查南部位在高处的一座晚唐洞窟第196窟时,常书鸿与潘絜兹、董希文和工人窦占彪上去工作,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30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山崖。后来还是窦占彪一个人先爬了上去,再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吊上去,才脱离险境。
    除了1943年2月常先生在四川和兰州招来的五六位人员外,他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授业时的学生潘絜兹、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等人都响应了他的召唤来到敦煌。以后,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也千里迢迢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张民权兼任总务主任,承担起安排全所日常生活的责任。他们都算是第一批莫高窟人。
    生活是非常艰辛的,文化生活的缺乏自不待言,但这批文化人自有自己的排遣方式,主要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时常发生困难。
    久居法国的生活,使常先生特别喜欢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打来的水,经过一上午阳光曝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常先生一行初到敦煌的时候,刚好闹过一场马步芳部队四乡抓壮丁的动乱,街上的铺面都关门了,他们在敦煌城的第一顿饭就是面条拌盐和醋,加上一些咸菜。水质不但含盐,含碱量也很大,醋往往是不能少的。
    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50几公里,牛车要走十二个小时,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是这样,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常先生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谢先走了,张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却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敦煌的时候,情况已经好得多了,但蔬菜的品种还是有限。从秋末到初春,大半也还是咸韭菜,加上一些窖藏的大白菜和土豆,喝的还是咸水。但冬天的肉食较多,活不过冬季的乏羊都是这个时候宰杀的。不止羊肉和猪肉,我在敦煌还吃过黄羊、骆驼和野骆驼、马和野马、驴和野驴。有一回,食品公司从南方运来一批藕,敦煌人没见过,管它叫“空心罗卜”,把西红柿叫做“洋茄子”。有一次我从兰州带回两条小金鱼,还引起好多人围观。
    不过,西北的羊肉的确很好,因为土质水质不同,这里的羊比起内地来真是又肥又嫩,一点不羶。敦煌的胡麻油也非常香,特有风味,在别处没有。还有,敦煌人主要种植小麦和棉花,很少种包谷,所以我们整年吃的都是细粮,而且面磨得特别白。用这种面做的馒头,在终年干燥的气候下很容易保存,农民们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鲜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萝里放到房顶上让大太阳曝晒,干透了又酥又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总的来说,敦煌虽然号称为河西粮仓,口粮还是不充裕的,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也和整个河西一样,一天只吃两餐。一直到我在的时候,食堂、饭馆和招待所也只开两顿饭,使我练就了至今可以不吃早饭的本事,虽然据说这不符合卫生原则。
    先生刚到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后来有了两头驴,可供人骑。那年,敦煌县政府破了一个贩毒案,把犯人的一匹马没收了,送给了常书鸿,才有了一匹马,直到1950年才有了一部敞蓬卡车,所里人可以在大冬天裹着皮大衣进城看电影了。1965年又有了一部由卡车改装成的“轿车”。
    宿舍和办公室是小庙的土屋和由马棚改造的房子,土沙发、土桌子、土书架和土炕,是最常见的家具。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的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但是,正像在“《祁连山下》外篇”文中所说,背叛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那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在藏在美国某博物馆。先生每谈至此,无不痛之入骨。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发生了,他的妻子陈芝秀竟然也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给先生丢下了两个子女。陈芝秀是一位留法雕塑家,1934年常先生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时,参加者有吕斯百、刘开渠、王子云、王临乙等20多人,也包括陈芝秀。陈走前,常先生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但出发以后常先生从董希文那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才知道她再也耐不住敦煌的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已打算不再回来了。常先生遭到了人生旅途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悲痛欲绝的心情可以想见。先生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抢救了三天,苏醒以后,理智又占了上风,在孙建初先生的劝喻下,还是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这些情节,在《九十春秋》中,先生已有记述,这里就不再谈了。
    写到这里,我的电脑响起了歌手紫薇唱的我少时早已熟悉的《秋水伊人》,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首电影插曲,我忽然觉得,贺绿汀写的歌词恰可以作为先生和他的子女此时心情的写照: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满襟/几时归来呀伊人哟/几时你会走过那边的丛林/那亭亭的塔影/点点的鸦阵/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儿哟/已长得活泼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望断云山/不见妈妈的慈颜/漏尽更残/难耐锦衾寒/往日的欢乐/已凝成眼前的孤单/梦魂无所依/空有泪满缸/几时归来哟妈妈哟/几时你会回到故乡的家园/这篱边的雏菊/桐边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园/只有你的女儿哟/已堕入绝望的深渊/只有你背弃了的女儿哟/在忍受无尽的摧残

    我把这首歌听了好几遍,体会着常先生和沙娜的悲哀。
    常先生的女儿沙娜出生在巴黎,这时已经14岁了,母亲出走以后,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学的学习,一方面带养弟弟,一方面跟着父亲学画,参加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她与父亲的临摹作品和画作在兰州展出过,获得极大成功,沙娜的画被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人叶丽华女士看中。叶丽华当时正在山丹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一起工作,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她热情地邀请沙娜到美国学习美术,但常先生不放心。又过了几年,女儿更大了几岁,叶丽华专程来到敦煌,沙娜才赴美学习。常沙娜先生在建国后归国,以后长期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成了很有声望的艺术家。但常先生的儿子嘉陵可以说是随着父亲,把自己的前途也献给敦煌了。由于敦煌的教育水平很差,莫高窟离城又远,嘉陵从小就没有上过什么学,以后,只当了一名汽车司机。
    我在敦煌时,见到过先生画的前妻油画像和全家像,一家三口,显得多么和美。听老人们说陈芝秀女士的性格其实挺好,平易近人,待人和气,乐于助人,她只是显得特别幼稚,实在不能忍受敦煌的生活条件和枯寂,也不能体念身负重压的常先生,导致感情裂痕。她曾劝过常先生放弃敦煌事业,两个人经常争吵。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佛教艺术很难建立感情,才一时失策而出走的。她丢下两个子女,作为一位母亲,想来心中也非常不忍。但她此生过得并不好,以后在浙江老家当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建国后因为曾到法国留过学,被认为历史复杂清理出教师队伍,以至穷愁终生,只有女儿常沙娜时常接济她。每次收到钱,都要向女儿写信详细“汇报”上个月的钱是怎么花的。女儿却很难回信,不知道说什么。陈芝秀给女儿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毕竟,在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像常先生那样超越世俗者能有几人?
    1945年春,常先生委托已离开研究所的原总务主任张民权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希望扩大影响,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当常先生正梦想着如何继续并扩大敦煌事业时,却祸不单行,这年7月的一天,正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常先生接到教育部的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经费停止拨给。这无疑是又一次惊天霹雳的打击。在这种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研究所却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枯坐无语,泪流满面。常先生的学生们只得怀着巨大的遗憾和对先生的无尽愧疚纷纷离去。
    董希文先生后来成了建国以后第一批最著名的油画家之一,他的《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早已烩炙人口。潘絜兹先生以后成了中国画院院长,李浴先生回到白山黑水,以后在沈阳鲁迅美院工作,著作了《中国美术史》,在著作中大量介绍了敦煌石窟的作品,成了著名的美术史学者。1983年我到鲁迅美院讲课时,还特地去拜访过李老。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也在鲁迅美院任教,但我没找到他们。
    只有常先生没有离开敦煌,虽然他已献出了两年多的时光,牺牲了家庭,几乎全部的财产,享有优厚待遇的大学教职,付出了全部的感情和心力,这一切顷刻间都化为泡影了,他实在无法甘心。尤其是,把如此的旷世之宝交给既没有学问又没有责任心的当地政府,他更是无法放心。他想起了两年多前离开重庆时朋友们和张大千临走前的嘱咐,决定自动延长他的“徒刑”,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场景,常先生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
    恰当此时,张民权传来了好消息,说敦煌临品在重庆的展览获得了意外成功,在文化界、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还说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也参观了展览。不久,常先生收到了许多支持的信,在教育部下令撤销研究所几个月以后,中央研究院宣布接管,并寄来了一些经费。

    三

    常先生扑扑风尘回到重庆,政府正忙于返都南京,许多机关都找不到人,常先生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傅先生给了常先生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维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常先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如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兰州又加上了流浪中的段文杰,1946年秋天返回敦煌。虽然大卡车已经破烂不堪,勉强开到敦煌后已不能再用,终于还是完成了这趟旅程。1947和1948年,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当我1963年调到敦煌时仍留在研究所的还有霍熙亮、段文杰、孙儒简和李其琼夫妇、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还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家庭。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第二批投身敦煌的,而包括我在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所里的十几个人可以算作是第三批。
    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除了继续保护工作以外,壁画的临摹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500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党国要人都前来参观了。展览结束,常先生联系把这批临本以彩色出版。这时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在旧政权即将覆亡的前夕,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已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了敦煌。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我有幸拥有一册1948年展览后出版的彩色画册,可以看出,常先生等开创者对壁画的临摹已分成了三种:现状临摹、整理临摹与复原临摹。现状临摹就是对壁画现状包括其变色、毁损、开裂等情况的忠实临摹,复原临摹允许画家凭自己的判断恢复壁画已变色部分的原初状况,整理临摹介乎二者之间。其中以现状临摹的难度最大,价值也最大,复原临摹虽然画面完整,但有一定的想象成分。我还珍藏着一册张大千出版的临品集,都是复原临摹。张氏临摹时从青海雇来了一批藏族喇嘛画工,由张氏起稿,画工上色,张氏再作最后整理,画面色彩过于鲜艳完整,带有藏画的作风,不如常先生后来发展的现状临摹那么含蓄隽永,那么可信。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为常先生另外作传,只是试图通过常先生的奋斗经历,展现出先生的真实性格和精神。
    据我与常先生的接触,可以说常先生是一位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率性而真挚。常先生之所以没有去台湾,并不像有的作家描述的是先生已看透了旧政权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性质,也不是他对新政权宣告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常先生的事业在敦煌,永远不能离开她罢了。凡是不利于他的事业的,他一定不会去做;凡是对他的事业给予了支持和理解的,先生都一概报以感激。比如,就在敦煌改换天地的前夕,旧政权奄奄一息之际,常先生派人去到酒泉,从当时已撤退到酒泉的旧政权甘肃省政府全额领到了研究所最后一批经费,常先生就脱口而出地发出过感慨:“党国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常先生1948年在南京和上海的展览中见到了蒋介石,回来传达说:“蒋委员长对我们的工作慰勉有加。”这种种言论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自然就成了常先生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铁证了,而对率性而从不对人设防的常先生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一种极自然的并不掺杂任何政治判断的表述而已。所谓“党国”和“蒋委员长”,也只是当年的一种习惯称谓。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政权内部,总是有好人,也总是有坏人,而这些个别的人,并不能改变政权的整体性质。酒泉给研究所支付了最后一批经费的人,无非是旧政权中一些比较有良心的人而已。
    但我们有不少遵循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作品,却有意无意地要把常先生与他并不熟悉甚至从来就没弄懂过的政治联系起来,给先生涂上一片光辉的色彩,就连徐迟先生的《祁连山下》也未能免俗。例如,徐迟就借着他杜撰的由延安共产党人派到玉门油矿的老工人傅吉祥的口对尚达说:“还有你并不知道的一些人,也和你在一起的。或者说,不完全在一起,但却都近在你身旁。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来的,大家都会来的。”徐先生接着写道,果然,就在尚达最困难的时候,一批热血青年来到千佛洞,参加了他的队伍:“他们是自动组织,志愿前来的,然而他们背后却有着一个强有力量的领导。”强烈暗示尚达在戈壁滩上的工作早就得到了延安共产党人的关怀和暗中相助了。
    甚至,还有一种先生的传记,把张民权直接就说成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党早就派到常先生身边帮助他的,以后在重庆主持了敦煌临本展览,扩大了先生工作的影响。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根据,顶多也只是揣测之词甚至完全的虚构,目的也是为常先生抹上几分铅华。
    几乎所有的传记或报告文学作品,都对建国以后的千佛洞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彩色,似乎只要一“解放”,这里就马上充满了阳光,成了一个理想国。就连《祁连山下》也这么描写说:“敦煌艺术研究院早已成立。现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画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现代设备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库,公社开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场,他们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这篇作品的写作和发表都在1962年,那时的甘肃正发生着饿死了上百万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肿。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力量,先生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在这种时候,哪里有什么“研究院”、“研究生”、“牧场”、“牛奶和奶油”的影子?在这里不得不插进一句,对于写出过还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优秀作品令人尊敬的徐迟先生来说,这一段“光明的尾巴”无疑是一着败笔。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徐先生即使不能做到秉笔直书,也大可予以回避,不必加上这些违心之言的。
    文革以前,记得最令我们发笑的事就是读到各种报章杂志的记者写的关于千佛洞的报道了,说这里的“研究员”们个个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享受完“特供”的丰盛晚餐后就在林荫道上漫步,讨论着高深的学问。或是拉起小提琴,从哪一家还传出了钢琴的声音,千佛洞沉浸在一片如诗似梦般的氛围里。每当读到这些所谓“报道”,我们都无不大笑,抢着朗诵上面的经典词句。
    但事实上却远不是如此的一片祥和,常先生的事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在欢庆解放的激动过去以后,酒泉军分区竟将研究所定性为特务组织,没收了所里全部财产,查抄了常先生的小土屋,命令他等待处理。虽然这只是一个插曲,很快就纠正了。经过这件事,一向并不防人的常先生也不能不警觉起来,果然,伴随着先生一生的背叛并没有消失,甚至在新形势下愈演愈烈了,军分区的怀疑正是研究所内部有人告发的结果。常先生也是通过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才逐步对新政权内持务实态度的干部产生了好感和信任的。
    然而,一股似乎很革命的潮流仍在继续,《九十春秋》记道:“……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同事坚持不再进行宣传封建迷信的壁画临摹,提议扩大生产。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对壁画和彩塑进行分类临摹和研究的计划,而全部投入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常先生出于事业的责任心,内心十分焦虑,不得不向中央汇报情况,以致中央要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到所里来“解决问题”。1981年我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所长正是张明坦,他告诉我说,研究所的问题并不简单,常书鸿的处境很难,我们去的目的是解决团结问题,虽然开了团结会,毕竟还是解决不了的。这里,笔者忍不住要插进一句,黄永玉1992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载的《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中的“张老闷儿”的原型就是张明坦,那位心地善良的可爱人物给人以深刻印象。
    果然,1951年的团结会刚刚开罢,常先生恰好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到北京全面汇报工作并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筹办新中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为此,研究所竟爆发了一场“抢画风波”。一些受到某位幕后人士煽动的工作人员,赶到城里,当着赵望云和张明坦的面扭住常先生不放,说中央和郑振铎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决不能让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拿到人民的首都展览,还说常书鸿是要裹走全所画家的公有作品一逃了之,硬是把先生手持的一大卷1949年新临摹的作品夺走了。但敦煌艺术展靠着原来妥藏在上海和杭州的临本,还有这次幸而已放到汽车上“偷带”出来的一部分新临品,终究还是北京午门城楼上展出了,周恩来、郑振铎、郭沫若都莅临参观,并接见了先生,先生开创和领导的敦煌事业得到国家的重视和肯定,郭老还书写了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颁发给先生和全所人员的奖状。奖状上写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同志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表扬的……”,措词非常恰当。在文革中,这张奖状被人打上了一个大叉。    梁思成先生也参观了展览,写下了他在建国后的第一篇论文《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几十年以后,我与一位曾参与过“抢画风波”的老先生谈到了这件事,他深表悔恨地说:“我们都上当了。那个人不出头,总是藏在后面,要我们出头。他是有目的的,解放前他就是共产党,搞学潮很有经验。后来虽然脱党了,一解放,以为自己机会到了,以后是共产党也就应该是他的天下了,想着用极左的提法千方百计要把先生搞下去,自己来当所长。他是有野心的。”他还说:“看看现在,每次到他那里,连句‘请坐’的话都不会说,只是汇报与听汇报的关系,常先生什么时候对我们是这个样子?”所以,每次到北京,他都要去拜望常老,叙叙旧。
    但这件事却为以后预留了祸根,1957年,这位老先生和其他参与“抢画”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那位幕后人士因为这件事和别的说不清的破事儿虽然也免不了被批,却安然度过了此难。总之,研究所完全不是有些人描写的充满了温馨的人间天堂。
    所谓“反右”,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大灾难,此时,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已经入党,是研究所第一位党员,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在那个错误的年代,采用了错误方式来打击异已,李承仙是有很大责任的。先生有一次与我谈起,也深感遗憾与歉疚。但反右的几个月他和李承仙正在日本访问,所里的运动由一位酒泉调来的办公室C主任具体负责,先生对我说过:“他说得好可怕,他说常所长你们就放心走吧,这边的几个就交给我好了,不老实,我就给他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说这话时,先生连连摇头。还说,他是从日本回来以后才知道所里定了三名“右派”的。
    先生的经历,使他深知搜罗和留住人才之不易,所以十分爱惜人才,一旦有人表示愿意投身敦煌事业,都使他深为激动,只要他老看中,总要罗致来所,包括我在内。高尔泰也是这样,他在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时,向常先生写信自荐,谈到自己对艺术史和敦煌艺术研究的看法,常先生十分重视,在调阅了高的文章、画作和档案后,不拘一格用人才,并不因高曾被打成极右和被劳教而有丝毫漠视,决定收纳。但此事因为高尔泰原是从文教系统开除的不能重回这个系统而遇到了困难,常先生并不放弃,一直坚持了半年多,还经过了文化部,才解决了人事手续问题。前面提到的在大饥荒时期,先生能作出允许人员请长假的大胆决定,既不符合人事制度也未经请示,同样也是出于爱护人才的目的。所里的老人都把这个假称做“救命假”,还真的有好几位就是靠先生的这个政策活下来的。先生甚至还为我找女朋友的事操过心。
    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率直而天真,不拘小节,特重感情,形象思维细致精微,联想丰富。冬天,有一只失群的喜鹊到先生窗前乞食,先生按时准备了吃食放在窗台上,连续喂养了四五个冬季。后来窗户纸换成了玻璃,这只形单影只的喜鹊看见玻璃里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另一只同类,不断朝玻璃冲撞。先生看见了,竟联想到所里的单身职工,常为之操心。
    有一次记得大概是老家需要一笔钱,我在所里到处借钱,凑够寄走了。先生忽然派人来叫我,说:“听说你到处借钱?”我回答是的。先生说大家都是拿工资的,谁有那么多钱!我无言。他老又问所里谁的工资最高,我当然只能说是他。他火了:那你为什么不找我!难道你有困难我不会伸手?你不来找我说明你信不过我。又问我够不够,我说够了,先生叫我下次有事一定要先找他。
    先生有时候也得罪人,但决不是有心的,说话总是随口而出,从不拐弯。有一次,我住的房间纸糊顶棚坏了,我到处请教该怎么办,先生却在会上不指名地点了我,说有人顶棚坏了,还要到处找人来修,这点小事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解决?一听就知道先生不知是听了哪位传话人的话,理解错了。我没做解释。
    所里有一位技术很高的裱画工李复,是张大千走时给先生留下的,从张大千也学过一点画,裱画工作空闲时也参与临摹一些较简单的壁画。一次在临画中下到地面去上厕所,林荫道上见到先生。先生见到在那么忙的工作季节还有人在外面闲逛,就有点来气,迎头就是一句:“你怎么不去挖画?”大个子李复叼着根烟卷,偏着头,眯着他那双永远张不开的眼,没听明白。先生又重复了一遍,气更大了。
    李复怀疑自己听错了:“挖画?挖什么画,我不敢挖。”
    先生的气更不打一处来:“人家都在挖画你怎么不挖,人家都敢你怎么不敢。你也去挖,我叫你挖你就挖!”李复这才恍然悟出来了,知道先生所操的浓重的杭州口音,把“画画”说成了“挖画”。一解释,两个人全都笑了。
    先生有时也开一些笨拙的玩笑。一次有人画油画,把所有的头都画小了,先生看了,劈头就是一句:“你把头怎么都画得这么小,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头长得小别人的头也跟你一样,你得重画。”恰好这位年青人的头确实稍有点小,不过大家平时谁都不说,先生却不管不顾,公然说了出来,大家全忍住不笑,这时我刚好也在旁边。先生见到大家的样子,才意识到自己说过头了,自己先嘿嘿笑了,说;“我这是随便说说,你不要在意,开个玩笑嘛!整体来说,画得还是不错的,稍微改改就行了。”
    司机王杰三又胖又矮,长得却五大三粗,从社会底层过来,染了满身流气,最好胡吹毛嘹,给我说先生做菜从来不放味精,说把菜的原味埋没了。我问先生可是这样,他说:“谁说我不放味精?王杰三满脸横肉,不是善类。”我笑着又对老王说,所长说你满脸横肉。王说,我长什么样是爹娘给的,他不吃味精是他自己的穷讲究。
    其实,所里多数人对先生都是谅解的,知道他不懂政治,也不会做思想工作,是个透亮的人,没有整人之心,存心原本善良,但对于李承仙,大家就普遍不予谅解了。我同意所里多数人的看法,我甚至认为,尽管李承仙在文革期间对先生的生活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总的来说,她对先生的事业所起的不良作用远大于帮助,而先生却事事离不开她,所以给有人宣称的什么“常家天下李家党”留下了口实。现在的干部制度规定,有领导关系的直系亲属不要在同一个单位,尤其对同在领导岗位者,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先生能有一位得力的有包容心的助手,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使先生可以专心考虑业务工作,先生本是可以团结更多的人的。
    但经历过家庭背叛、同事的不理解,和时常需要应付内外不测而自卫的常先生,内心应该是孤独的。李承仙能在那个时候愿意嫁给他,同甘共苦,共同走过重重难关,他当然会认为只有患难与共的妻子才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

    四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年以后,社会态势越来越左,我想先生一定也感觉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知道先生提出来的要开一个新洞窟的主张是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难道他真的认为在佛教石窟群里放进一个表现革命题材的所谓新洞窟,塑上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像,画上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志愿军,以及如土地革命、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这些,都是合适的吗?是他的真正想法?也许凭着先生对“政治”和对“旧瓶装新酒”天真的认识,真的觉得这是可行的,但更大的可能是先生心里面实际上十分明白,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图响应“突出政治”的号召,免遭即将到来的劫难罢了。郭沫若可以轻松地说一句把他写的书全部烧掉,但先生不能,这不是否定他个人的问题,而牵涉到对他为保护与发扬而一生奋斗的祖国文化艺术的评价,良心告诉他不可以也没有权利这么做。先生没人可以商量,包括李承仙,只得把一切寄托于全所同仁对他的良苦用心的理解。当这一点在新老左派的挑战下不能达到时,就只得寄望于上级的支持了。这一点他暂时做到了,省里和地区的领导都支持他,但现在可以肯定,这些支持者也是言不由衷,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逃过这一劫。于是,悲剧发生了,运动一来,几天前还口口声声支持他的地委书记窦明海突然变挂,大会上声言支持以贺世哲为首的革命造反派,要“砸开研究所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先生的唯一支柱也没有了,被加上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无情地被打倒了。有人在那张国家颁发给以他为首的全所的大奖状上打上了一个大叉。
    我转而一想,即使先生不打着这杆红旗,即使他做了别的什么事或什么事也没做,即使没有贺先生,也没有他面临的所有历史恩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时代,作为研究所的“当权派”,他也一定会被打倒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
    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说,打先生最凶的,不是那些在反右中挨过整的人或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在运动中也自身难保,前途未卜,好多也已被揪出来了,而是些更年青的人。我就亲眼看见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一个才五六岁,一个不过两三岁,平时喊先生为常爷爷的,在斗争会上也会狠拧她们“爷爷”的大腿了。
    先生被“处理”过两次,一次是工作组在1966年10月宣布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领取生活费;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1969年又经革委会“处理”了一次,维持原结论。先生原是行政六级还是七级,在甘肃,是唯一一位与省委书记同级的,现在是什么级都没了,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1968年秋,由我押解先生到酒泉和兰州治伤,这一段经历,在本书已经写过了。以后,先生一直在厨房劳动,再以后腰伤养得好一些了,也在地里给厨房摘菜。但高尔泰《寻找家园》中说常老在地上爬来爬去,却是从来没有的。受伤后,先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慢走。
    1972年春天,我从水库回过一趟兰州过春节,把两岁多的女儿带回所里来了。夏天某天正午,大家都午休了,先生独自在地里摘菜。我从旁边走过,距先生大概二十多米,先生看到没人,悄悄向我女儿招手。我叫女儿过去喊一声常爷爷,女儿蹒跚地过去喊了一声,先生笑得咧开了嘴,摸着她的头,向我点头。过了几天,先生悄悄对我说,你女儿的额头长得好看,你不要给她留刘海,让她把额头露出来。

    五

    不久,没有任何先兆,事出突然,省革委会忽然派人来所安排“解放”常先生和李承仙的事。那时所里又来了另一个执行所谓“三支两军”的军宣队,召开大会,请常、李二位到会。当队长赵凤山向常老宣布他们已经被“解放”了时,常老似乎并没有听懂或者根本就没听,仍然照着斗争会上的老样子不断向领袖像和大家转着圈鞠躬请罪,一连声嘟囔着“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站在旁边的李承仙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时,常老被请着坐下。他忽然呆了,脸上毫无表情,既看不出惊喜,也看不出悲伤。
    常老被撤销一切罪名,恢复工资待遇和党籍,补发工资,但暂时没给先生安排工作,以后才宣布任命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承仙安排在美术组,但没有恢复她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他们又搬回了原来在中寺后院的住房。
    宣布后没几天,搬家前,先生的两个儿子从兰州赶来了,就在先生作为“牛棚”的两间狭窄的小土屋里,先生邀请全所人员,包括那些迫害过他的人全都到他那里聚会,屋里屋外挤满了人。先生围着围裙亲自下厨,人们这才看见常老的嘴笑得合不拢了。先生做出了几大盆油炸法式春卷,外带加了糖块的红茶。早就听说先生的西餐厨艺不凡,这次大家算是见识了。
    我也去了,先生特地对嘉煌说,给你萧叔叔照几张相。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穷得连个普通相机都没有。嘉煌给我在九层楼南侧窟前照了几张,说还要照,我说不照了吧,听说你带了彩色片子,我画过第53窟宋代窟檐复原图,哪天你帮我拍下来,也许将来用得着。后来我出版《敦煌建筑研究》,那张彩照就是嘉煌拍的。
    先生的请客,充分显示了他老的胸怀,明显地是要把全所重新团结起来,继续他开创的事业。
    很快我们得知,英国著名记者、一向替中国说好话的韩素音和她的印度丈夫要来了,先生“解放”后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接待韩素音。当时我们还没有把先生的“解放”和韩素音要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要是韩素音不来,先生的案子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呢!我们对于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政策”,感到很有意思。
    据外交部张颖《周恩来的心中装着多少人》(2006年9月18日)的记述,1972年春夏之交,韩素音来中国访问,提出想到四川她老家和敦煌等地参观采访,希望能见到几位著名作家、学者。周恩来答应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总理决定要把先生请出来接受采访,要张颖了解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老先生怎么样了?经张颖了解,得知先生仍被监管,而且腰部受伤。“当我们向周总理汇报这些情况时,他眉梢紧锁,思索了好一阵子,对我们说,你们按计划去敦煌吧,常书鸿的事我来处理。”经过总理的安排,省委立即“解放”了先生并接到兰州治伤,经过多次专家会诊和各种治疗,腰伤是大好了,但医生说那件钢背心是要穿一辈子的。张颖继续回忆说:“韩素音等外宾(访问过敦煌后)离京不久,周恩来让我汇报到敦煌看到的情况,特别关心常书鸿的健康和处境。周恩来回忆说: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缘。常书鸿从国外一回来就专心致志地钻研敦煌艺术,并有所成,这是很难得的。当年国民党名义上是建立艺术研究所,但哪有经费和条件?当年他们是牵着牲口步行去敦煌的。现在那些年轻人把常书鸿说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那是缺少知识啊。”
    韩素音要来,我们可忙坏了,那时离文革全面结束和对外开放还早,在边地敦煌接待外宾,那可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要全面清理洞窟和窟前环境,雇了好多民工,我们也参加了。孙修身本来又瘦又小,长得也老气,留着一个小平头,几根小黄胡子被细沙一盖,全成了白的了。一位民工问他:“老大爷,您都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来扫洞子啊?您今年高寿了呵?”孙修身说:“还不老,也就七十吧!”“不像不像,我看最多也就六十出头”,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其实,老孙与我同年,当年只有三十五岁。
    粉饰太平,掩盖真相,是某些国人的拿手好戏。为了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先生从来没有受到过虐待,研究所也从来都是平安无事,除安排先生进行“紧急治疗”和整理环境外,县里还派出专车到邻县肃北拉来了一套当时还算“高档”的沙发,把先生自砌的有些年头的土沙发打掉,换上这套沙发,土房子粉刷一新,里外通白,还铺上了地毯。李承仙积极配合,没想到常先生从兰州一回来却大发了一通脾气,坚持要把沙发扔出去,还他原来的土沙发,伤心得就像个孩子。但木已成舟,没有法子了,只把地毯取消了。
    这里,我要把所谓“土沙发”给读者介绍一下:那是完全用土坯和土墼(ji,大而薄并含草的土坯)砌出来的,外观与真正的沙发并无二致,可长可短,单人、三人均可。砌好后用草泥抹面,再抹上一层石灰膏,压得光光溜溜的,就成了。表面不刷白灰,以免坐时被擦下,讲究些的在表面刷上几遍茶叶水,再放上坐垫和靠垫。坐垫下砌成凹坑,填上棉絮等物。敦煌老乡家也有土砌的坐具,但“沙发”却只在研究所盛行。我房间里也砌了一个。
    所革委会召集全所青年团员,人数不够,把我们这些超龄团员也算上,发动我们完成一项光荣的外事任务——到戈壁滩上捉沙鸡。
    沙鸡是戈壁上常见的一种野味,有鸽子那么大,但我来所多年,也还从来没有尝过。夏秋之交沙鸡最多,但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出现。我们浩浩荡荡连夜乘卡车开到戈壁滩上,但大家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捉到。一位当地内行人说,太容易了,只要到电线杆子下面拣就行了,要多少有多少。原来沙鸡晚上视力不好,飞起来一撞到电线杆准得昏死,我们沿着电线杆一路拣去,短短两三个小时竟拣满了两大麻袋,估计够了,班师还朝,不愧我光荣的共青团员的称号。后来沙鸡都用在宴会上了,除了客人和陪同人员还有所里如副主任何山、苏木匠那些有头有脸上得了台盘的人之外,听说还有人带回家了不少。而我们这些出了力的年青人,却连一个鸡爪子也没见上,还通知我们这几天没事就在办公室待着。但先生没忘了大家,在韩素音走前坚持要全所人员都参加合影。
    敦煌县更来劲,要搞西餐,从准备餐具到学习用刀用叉以及了解西餐的特点,经过理论结合实践的克苦练习、预习、复习和演习,搞了几个来回。听说从酒泉到敦煌这三百多公里的公路搞得更邪火,全铺上了细沙,车队到来以前还要泼水,比帝王出行还隆重。据说韩素音对这种做法很有看法,给接待人员提了意见。
    “做老实事,说老实话,作老实人”,是党的教导,可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种现象与这一贯的教导联系起来。当然有朋自远方来,打扫一下也是应该的,但事物自有其度,本色自有其美,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而这种公然做假事,说假话,作假人的事,极大败坏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久而久之,养成了国人一种里外心口不一的心态,以至习以为常,我认为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就开始了的对人性的最严重的破坏之一。
    韩素音在敦煌待了五天,走了,先生正式上任,开始了他继1943年、1946年以后的第三次创业。至于他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状”,没人再提了,而那些迫害、诬陷、背叛、辱骂、殴打过他的人,一个个也都平安无事。没有人起诉他们,没人追究他们,甚至连一声道歉都不必说。而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或者仍心有不甘,时时想着或仍在继续对先生进行诬陷和背叛,或者及时改变策略,向先生奉上笑脸,企图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好处。
    人和社会,就是这样的有趣和丰富多采。
    先生“解放”后第一次正式现身,用不着别人提醒他要“大胆工作”,就严肃指出,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是农场,是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要立即扭转天天只讲种菜种粮的方向,重新回到正路上来。保护工作仍然是第一位的,保护当中也有研究。我们要从新讨论研究所的方向和课题,第一步是把1964到1966年初大家已经基本完成的文章写完(那原是为召开建窟1600周年纪念会准备的),尽快出版。大家还要自己找课题,“自己找个窝,自己下蛋”。这时,我听到何鄂小声咕哝说:“这不是自留地吗?”鼓吹“自留地”!这可又是一个罪名,但她没公开说出来。其实这位女雕塑家并非有意加人以罪,只不过凡事显得幼稚,以后她成就不小。有一年在北京举办个展,还专门托人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一尊青铜小菩萨,特好。来人说她明天就要走了。我深夜赶去看了她。她那两个小时经常跟我玩的小女孩应该都长成大人了,可惜那次没见上面。
    先生从兰州请来了作家季成家先生,住在招待所,人们把稿子纷纷送去,请他进行文字上的加工和把关。施萍婷女士的《奴婢买卖文书》很快就发表了,我在1965年写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和《莫高窟第53窟窟前宋代建筑复原》两文也是在此时定稿的,后来也发表了。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1973年8月,曾由梁思成先生主持方案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即将竣工,须要绘制四幅反映鉴真东渡内容的唐风壁画,扬州市政府多次致函并派人向研究所求援。来人住下以后,就有所里两位自称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毕业的画家走进招待所,一位自称上海人,向他们自荐愿意到扬州去。来人提到常书鸿,这两位画家却说常书鸿是牛鬼蛇神,早就斗倒批臭了,现在也不在敦煌,永不会回来了。还提醒来人:“明天与研究所领导商谈壁画问题时,不要再提常书鸿的名字,否则你们将不受欢迎。”但来人还算慎重,对这两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轻易答应。忽然,他们在林荫道上见到一位老者,与印象中在《敦煌》画册中见过的常先生照片对照,很像常先生,一问,果然就是。
    我可以肯定,这是又一次可耻的背叛。明明先生已经平反了,担任了所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那个以整人为乐的另一位副主任何山当然可以事先得到扬州求援的消息,为了自己要去,还要搞阴谋,编造谣言。至于那位“上海人”,可以肯定是樊兴刚。
    那位扬州来人继续写道:“先生明确地说:‘只有一个人能对你们完成壁画的任务起作用,那就是段文杰。但是由于段文杰还没有‘解放’,能否放行,还很难说。’”后来,他们通过钟头儿,找到已经被开除正在敦煌东湾公社当农民的段文杰。段先生很快平反了,承担了这个任务(参见韦人《常书鸿与扬州》,今日扬州,2006年7月21日)。段先生在扬州工作结束以后返所,担任美术部主任。
    从此事也足可见出常先生的胸怀,并没有因与段过去的一段恩怨而置之不管,只要有机会,先生总是想到为事业多保留一个人才,促成了段的平反。
    但先生大概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便主要住到兰州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也是省里的要求,以方便接待外国学者。先生这次学了乖,提出条件,凡与外国人见面,一定要有省上有关部门人员在场并作详细纪录,完了由先生签字认可,否则不见。大概1976年底先生才又回到敦煌。我也恰好在这一段时间被省文化局和北京借调在外面工作,1977年春以后才最终回到所里。这一段时间,我可以经常回到兰州,时常与先生见面。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们一得知,就赶到先生家里欢聚。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打倒“四人帮”的电视,我们全家也是在先生家里与先生一起观看的。常老喜欢小和,叫她常去。有一年三八节,小和带着女儿去看望他老,李承仙和嘉蓉也在。常老高兴地说,正好今天是妇女节,你们四位都是妇女,今天都休息,我来做饭,围着围裙下厨去了。小和回来对我说,今天常老做的碎芹菜汤味道很特别,搁了点香油,还有奶油,真好,我说大概是法国做法吧!常、李二位和嘉蓉也来过我家。嘉蓉吃着小和做的鸡蛋面片,说,你们平时就吃得这么简单?关于嘉蓉,有一些事,我不忍回忆了,总之,她年纪轻轻地就走了,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1978年冬以后先生不能在研究所任职了,更多住在北京,1981年定居北京,直到199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先生的遗嘱,骨灰葬回敦煌。让先生晚年定居北京,这种安排,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并不符合先生的意愿,先生的心情是相当压抑的。关于这些,那位一辈子都在与先生作对的人士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的电脑又传出了歌声,苍凉而悲怆,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是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的面前,我真的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先生走了,“一无所有”了,可是,难道那获得了一切的人们,就真的拥有了一切?

摘自:萧默:《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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