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从宏观审慎角度管理整个金融体系-郭田勇的博客-搜狐博客

须从宏观审慎角度管理整个金融体系

    次贷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监管的全面反思，宏观审慎管理缺失被广泛认为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成为各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报专家组成员郭田勇就当前人们热议的相关焦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记者：金融监管改革已经从美国迅速向全球推广，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有何影响？

　　郭田勇：广义的金融监管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外部监管，二是内部监管。前者是指监管当局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确保市场的有序进行，带有一种强制性。后者是指金融机构主体自身通过内部控制与稽核以及市场约束等防范风险，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次贷危机的爆发，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可以认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缺陷的一次集中反映，即过分依靠市场调节，依赖市场主体的内部风险防范，并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持续稳定。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正是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展开了对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管有效融合的尝试。其改革的主要方向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

　　其一，强调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要性。以风险为基础的金融监管体系符合当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但过去的监管体系更为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对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表示关注，但却忽视了市场同质性时所表现出的系统性风险，导致了对宏观审慎监管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加强对亲周期效应影响的研究，减少各机构间联动所产生的经济冲击，是本次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其二，改革监管组织体系，明确各机构的监管职能，节约监管成本。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在次贷危机中所凸显出的缺陷，要求建立一个权威性的监管机构，尤其是多头监管在各监管部门协调不畅时易产生灰色地带，从而加大了风险。针对于此，各国在本次改革中纷纷加强了监管机构的权力，加强不同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减少监管的重复性，提高监管效率。

　　其三，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的力度，减少监管真空，同时将场外交易市场的对冲基金也纳入至监管范围之中，实现全方位的监管。此外，对于微观金融机构主体的信息披露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通过设立消费者保护局与信用评级稽核小组来识别市场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风险，约束不合理的金融创新。

　　其四，改革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对金融机构的薪酬制订进行指导，使金融机构的行为与监管目标更具有相关性。此外，针对银行的相关风险较高的自营部门进行剥离或者在监管上予以进一步的强化，建立更为严格的内部防火墙制度。

　　其五，针对日益复杂与多变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大型金融机构跨国经营，加大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程度。

　　实际上，上述前三点属于外部监管的范畴，而第四点则属于内部监管的范畴，第五点则主要是从国际间合作的角度出发。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尤其在美国，是建立在经济过度自由化与金融过度创新的大背景下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我国的现实背景，才能更好地从金融监管改革中汲取经验。

　　首先，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蓝图规划。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这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金融产品结构单一，金融供给相比金融需求严重不足，因此外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尚能履行其职责。但相比于西方国家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其创新速度较快，金融环境也更为复杂，缺少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单纯的外部监管难以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事实上，通过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路径已经完成了外部监管到内部监管再到如今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管并行的演变。而从未来的金融体系发展的趋势来看，一国要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实力，跨业经营与不断的金融创新是必然选择。所以，我国未来金融监管可以借鉴此次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如宏观审慎监管的解决方案，为以后金融监管的改革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其次，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的影响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此番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动因在于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但我国金融监管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防范金融体系建设中所涉及的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记者：普遍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是由于严格的监管体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各国共识。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应该如何处理好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之间的动态平衡？

　　郭田勇：相比于实体经济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与较为严格的监管。一方面，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降低了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减少了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较为严格的监管以及我国的高储蓄率也有助于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但我国这种过于稳定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是建立在牺牲效率的基础上的，资源与风险配置的效率并不高。为此，我国未来金融市场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增强市场活力。而次贷危机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在较为发达的金融经济中，针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并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基于时间变化的系统性风险所表现出来的亲周期效应与基于作为交易主体的机构之间跨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的拥挤交易效应，均会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作用，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危机。因此，监管当局必须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去管理整个金融体系。

　　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指监管当局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为管理对象的管理模式。与微观审慎相比，其管理对象更为抽象与宽泛，在具体的操作上更富有挑战性，弹性也更大。具体来看，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必须得到充分重视。虽然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就目前为止尚缺乏一套完整并且科学的测量方法，但是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状况要时刻保持关注。并且针对系统性风险变化的原因进行充分的分析与研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只有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全方面覆盖，对风险的认识才算完整和科学。

　　第二，宏观审慎管理的主要对象是金融体系，而非微观主体。因此，针对微观机构的监管应当更多地从防范系统性风险与机构自身风险的角度出发，而不可干预到微观主体自身经营的内容。这也是处理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的融合点。科学的金融监管应当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理性发展来控制系统性风险，通过微观审慎监管，从规范的角度去防范微观主体机构的风险，二者相互协调，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上，给予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上更多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系统风险随着时间与金融机构交互情况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的操作上也必须更加灵活，而不能仅仅以某一个标准来应对市场变化。

　　记者：未来5年，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方法上，我国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它对管理部门有什么要求？

　　郭田勇：宏观审慎管理的目的是避免危机而非补救危机，优势在于其在监管过程中的主动性。其主要通过建立监测系统性风险指标并采取相应政策来保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应用上，应当建立两个层次的监管框架。

　　第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微观调控的基础之上。即主要通过协调各机构间的经济联系，减少亲周期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市场自身的调节。例如，设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金融机构按照这种制度安排，动态地采取逆周期形势的风险管理，减少经济波动的干扰。

　　第二个层次是建立多样化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审慎管理的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但系统性风险本身的度量就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其表现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各不一样，其所反映的信息也不一样。同时，宏观审慎监管属于主动性监管，需要应对不同市场的变化，故而只有动态并灵活地采取相关政策工具，才能使审慎监管发挥作用。当然，这种框架的建立尚需时日，从定性向定量的过渡需要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以及实际情况的制约。

　　因此，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相应的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透明性与可信性，并且在所能依靠的政策工具上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能够有效把握全局，协调各部门的发展。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而言，由于与货币政策和贷款人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信息的取得非常重要。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如何更好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建立一种信息共享机制，并以相关的约束安排来保证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这样能够减少信息收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同时能够为以后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除此之外，人民银行还应当根据内部数据，如资金清算数据等，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防范风险于未然。(金融时报)

逆周期管理是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重要内容

主持人：本报记者 韩雪萌

　　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郭田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徐明棋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鲁政委

　　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各国重新审视诸多重大的金融监管问题，国际上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趋势也在推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在我国，近日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成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为此，本报记者邀请了业内多位专家，就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构成、逆周期调控的机制、措施和工具，以及逆周期调控机制在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

　　主持人：在金融体系中建立逆周期机制的意义是什么？逆周期的调控机制和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逆周期调控机制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

　　郭田勇：经济周期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为了适应监管标准会在经济繁荣时扩大经营规模，但同时也加大了风险的集聚。而在经济衰退时，之前的投入资产所隐含的风险会逐步显现，为了适应相应的监管标准，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趋紧，使得此时缺乏流动性的经济体系进一步紧缩。显然，商业银行所表现出的这种轻周期效应需要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逆周期监管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之一，其主要理念在于依据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和制定不同的监管标准，来平缓经济周期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鲁政委：所谓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就是试图从金融系统的角度，避免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和金融系统生成系统性风险，最终达到维护金融稳定并使产出损失最小化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避免在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的情况下，金融系统进一步加剧这种“过热”；在经济出现萧条苗头的情况下，避免金融系统进一步加剧经济的紧缩。逆周期调控机制，其实一直都是宏观经济政策“逆经济风险行事”原则的本质要求，但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包含着比传统的逆周期调控机制更广的范围，几乎是对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方方面面的全覆盖。其中，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监管政策，是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中枢。

　　徐明棋：逆周期与审慎的管理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因为在金融运行过程中本身有顺周期反馈机制，所以金融调控需要反周期，而反周期不仅需要货币供应调控反周期，还需要审慎的管理制度具有反周期的特点，前者是在宏观上控制顺周期的反馈，防范金融风险积累，后者则是在微观层面控制金融机构过度的资产扩张，防止泡沫的积累。所以，审慎的管理制度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不只是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则和制度来控制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而且还需要根据经济周期的运行特点适时地调整监管的重点，使金融机构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况。

　　主持人：逆周期是针对经济周期而言的调控机制，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是不是都采用了缓解顺周期性的逆周期经济政策？

　　徐明棋：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逆周期性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动用紧缩的措施，而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收缩阶段，动用扩张的政策措施。从金融运行本身的特点看，存在着顺周期的内在反馈作用，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会在经济增长高涨期低估金融风险，从而使微观层面的风险不断积累形成金融泡沫，最后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来临时破灭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宏观金融需要进行逆周期的调控。审慎的管理制度是指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对银行提出的资本充足率、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等方面的管理要求，通过法定的以及行政性的相关制度，让金融机构能够对于微观层面的金融风险采取审慎的态度，控制风险的积累。

　　主持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整体要求是什么？在宏观和微观方面，为了解决顺周期性，各有什么措施？或者说，财政、货币、银行等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各个部门分别可以采取哪些逆周期的措施来抑制周期性波动产生的放大作用？

　　鲁政委：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整体要求是：操作上，“逆经济风向行事”；目标上，避免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力求产出损失最小化。宏观和微观方面总的要求是行为应具有可持续性，核心是要有效控制杠杆率水平，并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降低杠杆，在经济状况差的时期提高杠杆。对于财政，就是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压缩预算和赤字甚至争取盈余，而在经济状况差的时候扩大预算、增加赤字，做到有效以丰补歉；对于货币，在经济状况不佳时，加大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注入，在经济形势好时，则加强流动性管理力度；对于银行，在经济形势好的时期，依然应该坚持审慎的风险原则，不要过度放贷，同时进一步提高拨备以及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状况不佳时，则应更多贷款以支持经济复苏，并以过去积累的超额缓冲资本和拨备来应对可能的损失。

　　要想达到上述理想状况，不仅需要宏观政策和监管部门的主动调控，还需要公司治理机制、会计制度、市场和企业风险控制制度、整个经济体与企业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政策和监管者的独立性等诸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和完善，以便对各个主体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将搭便车、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到最低，才可能最终达到理想效果。

　　徐明棋：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整体要求是中央银行、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都具有逆周期调控的观念和措施，在经济高涨阶段就要未雨绸缪，通过宏观和微观的措施来控制金融风险的放大。具体而言，央行在经济高涨期需要收缩货币供应，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则需要严格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比率、杠杆率等指标，不让这些机构的金融资产扩张速度加快。财政与金融的配合当然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经济高涨期，财政应该紧缩，刺激性的财政开支不能再安排，以配合金融风险控制的要求。当然，在经济衰退期，则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主持人：逆周期调控机制应连续性应用于经济运行的每时每刻，成为宏观政策部门和企业战略决策部门的常识和本能反应，而不是仅仅在出现问题时使用。在我国经济中，此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的逆周期操作以及2009年以来的监管政策，都已体现了宏观审慎的原则。在未来的我国逆周期管理中还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郭田勇：首先，要明确金融监管的目的，不能为监管而监管。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金融监管的改革，其宗旨都在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时，单纯地依靠数据标准的制定减少轻周期效应，难以满足逆周期监管的需要。而应当在外部监管的基础上，从原则性监管的角度出发，同时促进内部的逆周期监管的发展，以提高逆周期监管的效率。

　　其次，注重逆周期中周期时点的选取。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发达，许多经济指标难以有效地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经济体系所蕴含的信息是庞驳的，每一种指标只能从某一个层次来反映经济属性，难以依靠一种指标或指数定量衡量经济的发展情况，故而应当建立一种指标体系，多角度地分析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某一指标的变化更多地是建立在信息效应的基础上考虑，而在决策上则需要对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总结来确定周期时点。

　　最后，逆周期监管内容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宏观层次，一个是微观层次。前者主要从整个经济形势的角度区分，这主要是针对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来看。一般采取几个较为宏观的指标数据衡量并采取相应的宏观监管标准解决。但是一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并不总是简单的呈现经济上涨与经济下行，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不同行业所经历的经济周期各不相同，故而需要从微观的角度着手，尤其是不同的银行所经营的业务与特色不同的情况下，其所面临的周期风险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相应的逆周期监管中也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达到一种结构匹配而非仅仅是数量匹配。

　　总之，逆周期监管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我国在具体的实施与相关的监管改革中，一方面要注重原则监管的思想，在保障金融稳定的同时促进我国金融创新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吸取外国经验的同时，也应对相关的模式进行中国式的修正。

　　主持人：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与经济周期、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相挂钩的各类指数。在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中，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是否有必要开发一套景气指数，以解决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性？

　　徐明棋：我个人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目前对于经济周期运行的各种判断，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机构都有不同的解读，有些部门并不负责宏观的调控，所以他们的指数或者判断对于经济主体而言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如果宏观金融管理部门能够制定一套景气指数，如果宏观金融管理部门的反周期金融调控已经具有权威性和信誉度，周期指数本身的发布也可以给经济主体以指导，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先行指标，引导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鲁政委：每一种监测指标，都有其侧重点和优点，也自然有其缺点。因此，致力于关注整个经济方方面面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预警机制，必然需要包含一组来自各个方面的指标，以求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经济的状况，甄别出可能的风险。虽然IMF曾经提出过一组指标，但目前在全球形成共识的指标群仍未最终出现。无论如何，在全面性和简洁性之间求得平衡，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十二五”规划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部分，首先谈到的就是“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对于未来五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将有何深远意义？

　　徐明棋：我认为意义重大，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它将对于未来五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指明方向，也为我国在未来保障金融运行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奠定制度建设层面基础。

　　鲁政委：“宏观审慎监管”是市场经济出现以来宏观调控理念发展到目前的最高阶段，也是调控者的最高理想。这种制度有效性的隐含关键前提是监管者要具有足够的前瞻性和执行力，但这显然并非必然。一方面，我们认为“十二五”期间，在全球兴起宏观审慎管理潮流和IMF亲力亲为的推动下，在“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下，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特别是在组织架构和形式上，将取得显著进展；但另一方面，这样是否就能够确保经济金融高枕无忧，依然还言之过早。面对前沿新制度，我们应该坚持跟随策略，将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