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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掮住关上的李刚门
写在刚刚过去的记者节
作者：耳朵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0 13:58:53
阅读量：1686次

转眼属于中国记者们的第十个记者节已经过去了。卸去了各省市各高校团委宣传部对于记者节宣传后的浓妆艳抹之后，如果还愿意扪心自视，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面庞，如今纵不是摧眉折腰，也不必侈谈素面朝天，无冕之王了。
而转眼李刚门也快要关闭了。如果记者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他们此时或许还留在逐渐寒冷的保定市内，和同事在幕天席地的大排档处喝酒食肉，庆祝自己的节日，聊着李刚这件事的发展脉络，以及联系上的线人线索。想到真相逐渐的浮出水面，社会的正义与公平终于得到了维护，遂一饮千钟，接着挥毫万字。而过不多时，油墨未干的新闻便拿在了渴求真相的人民手里。
可是现在，记者们显然无法做到了，至少境内的记者已经无法做到了。当他们收拾行囊，匆匆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属于自己的节日，因为记者节又叫新闻节，而不是宣传节。
因为学术界的万马齐喑，集体沦落，李泽厚先生最近接受南周采访时说道，他将中国的希望寄于百姓和媒体身上，而不是学术界。而李刚门会满城风雨，记者媒体功不可没。因为记者的报道，网络的转帖，李刚才会不得不在CCTV上“痛哭道歉”。没有记者与发达的网媒，李刚们不知道该嚣张得多么的无所忌惮。可是因为“相关部门”的通知，这件事竟然一夜之间就消失得如同没有发生过一般。对于这件事，还有太多的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突兀的一句“我爸是李刚”?为什么CCTV可以堂而皇之的非法进入看守所采访李启铭?为什么李刚可以再CCTV上“痛哭流涕”五分钟接受“独家专访”?为什么李启铭可以拥有20多万元的迈腾轿车?为什么李刚会在河北拥有五套房产?为什么又爆出李刚的后台又是某某省长?为什么受理此案的律师张凯会收到司法局的警告通知?为什么警方二次尸检会有“不接受赔偿就剖尸”的威胁?为什么陈父会阻止儿子陈林为亡女讨回公道说这是“学生作法”?为什么最后陈家会“主动”要求撤诉?所有的迹象都让这件事变得深不可测，翘首以待的民众希望每天拿起手中的报纸，能够看到持续性的报道不断地抽丝剥茧，最终真相大白，受害者得以昭雪，杀人者严惩不贷。于是社会公平正义得以维护，民主法治得以昭显，我们的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完善。
学习新闻的人不会对各级人民日报有所微词，因为放之四海，各国政党都会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对于发生的大事，通常做正面报道，而刻意淡化负面消息或者干脆不报，作为政党的喉舌存在，这是分内之事。然而，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存在，甚至有着“第四权”的称号，其原因便在于它不畏强权(至少它的理想是这样)，如实的报道事实，把一切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公民自行定夺，自行评判。所以新闻媒体只对也只应该对真相负责，而不应该对某个阶级或者某个政党负责。波德里亚曾经说过，“媒介应该为它没报道的事情负责，而不是为它报道的事情负责”，一语中的。
现如今中国面临的，是法制建设中特权阶级的无法无天，就如同这一次的李刚门一样。正是因为媒体的出击所带来的舆论监督，才让特权阶级的胡作非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新闻监督的作用在于揭示出这个社会的弊端所在，它道出的真相不仅不会使人心惶惶，相反，由于找到症结所在，当局得以重视，社会制度会日趋完善，这也恰恰应了“和谐”的真谛所在。而正是由于新闻媒介的接弊，才逐渐的恢复了当局领导的合法地位。
或许这一段话我们不会陌生，“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这句话学习新闻出身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出自报业大亨普利策之口。当年学习新闻学理论之时，每每念及此段，便似热血沸腾，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里或许会涉及到一个词，新闻自由。前不久网络上有一篇《求是》赵强先生的大文《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文章内容把苏联的解体几乎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这篇文章或许已经不需要批判，但我依然想说一说，苏联的解体很大的原因不仅不是因为放开了舆论，而恰恰是因为控制了舆论监督所导致的腐败。“他们一边把自己装扮为‘世界革命的旗手’，要大家做出牺牲，一边却毫无节制的挥霍和享受社会财富;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一边又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或者做外交官作为自己的特权……”，“……监督机构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权威，就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更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工农检察系统或瘫痪，或被取消……人民群众被排斥在监督工作之外……使腐败现象无所顾忌的蔓延开来。”(详见《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著)
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在党内党外都缺乏民主监督，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才是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原因。而赵强先生所提到的新闻改革，那时候苏联早已是强弩之末，病入膏肓，试想，如果在没有一切都无法挽救之前，苏联没有对知识分子党内外有识之士进行大清洗，领导干部受到舆论监督而不敢胡作非为，没有特权阶级的肆无忌惮，而人民可以自由言论，新闻媒体可以揭露真相，可以进行舆论监督，权力被关进笼子，苏联会消失不见?会让世界社会主义为之扼腕?
而赵强先生大文的题目则颇有意思，说新闻改革是苏联亡国的催化剂，言下之意已是苏联必亡不可，是以才有“催化“二字。文末又说“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岂非在说中国也如当年的苏联一般病入膏肓?那可就是荒天下之大谬了。
我们也许还记得公民孙志刚的不幸，还记得非典时期的消息封锁，也还记得邓玉娇案，也记得藏独时外媒的歪曲报道……如孙志刚事件和非典事件，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的“顶风作案”，中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又将落后不知多远。尽管程益中和喻华峰都因此蒙受牢狱之灾，但是因为新闻的舆论监督却也让特权不敢如此嚣张，让社会多一份正义与公平，法治进程也迈向前一步——这些报道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反而让社会沿着更加良性的道路发展，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更加的坚定，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而相反，石首事件，如当地政府的陈词滥调，诸如“一小撮不法分子”“一大群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的言论，反而导致的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这里的悖论则是，既然政府说群众不明真相，那么你让他明了真相，岂不万事大吉?新闻监督，舆论监督，永远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便又回到了李刚门。记者们的调查报道所带来的依然是对权力腐败的限制，对法治进程的维护，对弱者的保护，让社会走向正义与幸福之路，别无他者。只有这样才会带来稳定，带来和谐。当年东欧阿尔巴尼亚的教训依然值得反思——在政治高压下阿尔巴尼亚表面维持着统一与和谐，可是1990年7月，5000名阿尔巴尼亚人闯入外国使馆要求逃往西方，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易手的导火索。
鲁迅先生说自己是掮门者，托住将要关上的闸门，让弱者逃出黑暗走向外界的光明。而如今，因为一纸通知，李刚之门就要关闭，原本寻找真相维护社会良知与正义的记者已经纷纷逃离了黑屋子，里面的受害者却尸骨未寒。
里面有太多的真相没有被公开，这扇门一旦关闭，可能就永远无法再打开。在刚刚过去的记者节，记者们更应该做的，也许是自责与忏悔，因为他们本来是掮门者，可是他们弃门而逃，丢盔卸甲。而这或许并不应该归罪于记者，他们和所有没有特权的民众一样，这么多年以来，依然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高高在上，无法无天的那一些人，你们恐怕不知道，关上了通往真相的门，等待你们的，是索多玛与蛾摩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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