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鲜为人知的美女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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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部日前解密五千多卷五十年代的外交档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九五五年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事件。有关此事件的内幕,过去已有不少人披露过,特别是一位退休外交官以“史实”为笔名所写的“‘喀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刊于1991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后又收入1992年香港出版的《中共外交秘闻录》),最为详尽,极可能系参考密档而写。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密档,与“史实”所写的大致相同。此外,台湾老牌特工谷正文也写过关于“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文章。
  许多有关资料表明,当时美国和台湾特务联手施暴,直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整个爆炸事件系由美国中情局策划,而由台湾特工负责执行。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闹得火热,一群红卫兵在东北哈尔滨串连、抄家,竟然发现一份绝密文件,这份文件说中情局在1953年即成立五人暗杀小组,专事刺杀中共领导人,而“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正是这个小组所策划的。
  这份哈尔滨密件所提到的资料,究竟来自何处?据判断,可能与一名美国特工叛逃苏联有关。国务院密码官约翰.狄斯可.史密斯在六十年代叛逃至苏联,1957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份流传不广的小册子,首次透露“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由中情局印度新德里站负责规划。史密斯刚好在1954年至1957年期间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服务,知道个中详情,而“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在1955年发生。美国中情局新德里站虽负责策划,但下达命令的是中情局总部,其时中情局长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
  事实上,六十年代初,史密斯仍在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当密码官时,即偷偷写信给印度情报机构,向他们透露“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乃是中情局策划的。印度政府即在1962年把中情局新德里站站长哈利.罗西兹克驱逐出境,以此作为报复,尽管罗西兹克与“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无关,他是在1957才到新德里任职。不过,罗西兹克在新德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苏联、中共和西藏的特务。1954年至1956年,罗西兹克担任中情局特工训练班班主任,班址在维吉尼亚州。目前仍不知道执行破坏“喀什米尔公主号”的港台国府特务,是否曾在中情局训练班受过培训。
  五十五年来,“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一直被美国中情局列为最机密档案,至今也未公开。那么,美国中情局与台湾国民党特工是怎样制造这起旨在谋杀周恩来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而作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又是如何在这起谋杀事件中从容应对、神奇地摆脱台湾特工的呢?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媒体纷纷披露了“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来龙去脉。下面摘录其中的核心机密内容,以与广大网友共同了解这起震惊中外的谋杀事件的真实经过。
  说到周恩来如何摆脱国中情局与台湾国民党特工谋杀的经过,就不能不说“替身”这个词。其实“替身”这个词已经为人所熟悉,必要的时候为重量级人物安排替身已司空见惯。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总理曾有过一次“被替身”的经历,这位给周恩来当过替身的美女就是大使夫人朱霖。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国家自己的国际会议,中国也决定派团与会。
  国内和驻印尼使馆对代表团的行程和安全问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就代表团的用车问题,周恩来亲自嘱咐给驻印尼大使黄镇发电,告知不从国内运车到印尼,指示其就地买一辆,只要不是美国车就行,并让黄镇在会前先使用一段时间,避免人未到目标先到。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暗杀我国与会高层领导人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着。早在1953年初,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就在拟定一个暗杀共产党领导人的罪恶计划,想以此制造混乱,配合反攻大陆的宣传。在选定暗杀对象时,他们认为,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最活跃,对台湾政权威胁也最大;他出国最多,下手也最容易。
  台湾当局还考虑到外国的保安措施,直接枪杀不易,专门挑选了一条纯种德国警犬,把它饲养在一间特殊房间里,除食物气味外,不接触任何其他气味。特工人员要收集周恩来身上的“气味”。
  得知周恩来等人要参加万隆会议时,台湾当局制定出了执行代号为“1”、“2”、“3”等的谋杀计划。执行代号“1”、“2”、“3”的谋杀目标分别为周恩来、宋庆龄和郭沫若。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了保密局的特务赵斌丞到香港侦察周总理的行动,赵斌丞发现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公司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出席万隆会议。于是做了一架飞机模型,精心研究,采用了将塑料炸药安在飞机上的方法,并用六十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梓铭,他化名周驹,在开航前,把一个装了定时炸弹的手提箱塞上飞机。拉开了制造了“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帷幕。
  周恩来总理没有乘坐“喀什米尔公主号”而幸免于难。因没有谋杀目标,当局大批特工人员随即混入印尼,准备再次实施谋杀。于是,保护代表团的安全便成为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和他部下工作人员的头等大事。
  周恩来一行取道仰光飞抵雅加达。4月16日下午,周恩来率领的我国参会代表团一行降落在雅加达的玛腰兰机场时,大使黄镇以及使馆全体外交人员都来到机场,一方面迎接,一方面保卫。据时任使馆武官茅琛回忆:使馆进行了仔细研究,派人对从雅加达的马腰兰机场到使馆的道路进行几番侦察。代表团专机到达后,使馆专门安排一位副武官在机场看守飞机,寸步不离。
  周恩来一下飞机,黄镇就急步上前,先期到达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紧紧跟上。黄镇和杨奇清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以后又一道在八路军前方总政工作,黄镇搞宣传、民运,杨奇清搞保卫。这时,他俩一左一右,把总理夹在中间,大使夫人朱霖和其他参赞、秘书、领事围成人墙,簇拥在总理周围。代表团成员又围了一层,最外一层是新闻记者,三层人墙保护着周恩来往机场外走。
  到了机场门口,三辆早已安排好的汽车都等在了门外。第一辆汽车上挂着中国国旗,这本来是安排周恩来乘坐的车,只见黄镇和杨奇清嘀咕了几句,杨奇清点点头,他俩就把周恩来护到后面一辆挂国旗的车,这辆车先前是让黄镇大使夫妇坐的。黄镇和杨奇清把周恩来护送进车内,迅速关上车门。随即,黄镇向朱霖使眼色:“坐头一辆去!”同时,黄镇严肃地叮嘱随行“务必保护总理安全!”
  朱霖明白了丈夫黄镇的意思,立即上了第一辆车。车队浩浩荡荡往城里开,马路两边有好多群众在欢迎、致意。朱霖也把手伸出车窗,向群众挥手致意。
  朱霖,原名文佩卿,山西孝义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参加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担任晋冀豫军区政委的黄镇,在山西省武乡县东堡村同朱霖结为伉俪。1951年1月她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1954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1964年任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一等秘书。1973年,和黄镇主任一起赴华盛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1977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1982年离休。
  朱霖在万隆会议前为周恩来当替身的经历传为我党的美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朱霖讲述了这次替身的经历。4月16日,使馆派出三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周总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周总理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坐第三辆。就在上车前,黄镇向夫人使了一个眼色,示意让她坐第一辆车。朱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迅速和一名翻译坐进第一辆车,周总理则坐进第二辆。
  机场外大街两旁全是欢迎人群,车队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声。朱霖想,如果是总理一定会有所表示,于是她将手伸出窗帘,向人群挥手致意。朱霖事后说:“我想他们把我的手当成总理的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