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中的公民素质

    我没有想到，我和网友对两份文献的评论，在一些前辈知识分子中引起还算好的反响。这让我这个籍籍无名的晚辈，倍感荣幸和惶恐。文章借王炼利老师的专栏，在博客中国上发布后，有些网友对我们强调公民的道德素质，很不理解，认为是否强调每个中国人都要成为基督后，才可以民主。还有些网友认为只要制度改善了，社会风气就会改，公民的素质自然会提升。我想有必要就公民道德素质做专文解释。

　　我是在读一份采访实录后，才第一次注意到公民素质问题。苏联解体后不久，国内某人去俄罗斯实地考察，并写了份参访笔记。在笔记中，观察者记录了在物价飞腾、商品短缺日子，莫斯科市民依旧能井然有序地排队，购买食品架上不多的面包。当时我就想：如果在同样状况下，我国人民能否一样做得到?不过那时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因为张千帆先生的《美国宪政史》中的一句话，让我真正开始理性思考公民素质的问题，“只有在充满法治精神，并习惯于尊敬法律的社团里，联邦系统才能发扬光大!”张先生说的虽然是联邦系统，但我认为他说的道理，一样适用于民主政治，因为二者的基础都是自由和分权。通过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书籍，我了解到美国建国前夕，美国人民已经有良好的法治和自治传统。美国的独立仅是把过去的传统再次肯定。而近代中国历次大的变革，都功亏一篑，根源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公民整体数量不大、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问题。有感于此，在我的政治思考中，公民道德素质逐渐占有很高的位置。下面我仅就自己的理解，尝试着描述下何谓公民道德素质?

　　法治精神

　　法治并不抽象，没有任何团体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不仅是对统治者的约束，而是对所有人的约束。对于公民来说，法治精神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自身要有守法的习惯，如果公民缺乏奉公守法的诚意，任何完美的法制都会徒具空文;另一方面是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对违法者的绝不宽恕，这是公民应尽的政治责任。对于第一点，很多文章都有深刻的阐述，这里我就不再重复。第二点则大家少有提及。如果仅仅片面地强调公民尊重法律，而忽视公民对法治的维护，则前一强调就会失去意义，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前期。放弃自己的权利，就意味放弃了法治;纵容了不法的统治者，就亵渎了法治精神。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曾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乡愿，对周围的丑恶大声喊出来;不要唯唯诺诺，对邪恶视而不见，而应该怒目相向，横眉冷对。这个说易行难，在许多微小事情中，人们往往会不经意间放弃了法治精神。德国思想家耶林在《权力经争论》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英国人在游历欧洲大陆时，遇到旅馆车夫无理索取，必据理力争。争议不绝者，即使所耗费用超过索取，也再所不恤。耶林说如果他的同胞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权衡利益之后，必然掷金拂衣而去。耶林因此感叹，这是英国之所以雄踞欧洲的原因。反观我国先哲教导，主张“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犯而不校”、“以德报怨，以直报怨”，长期濡染此种教诲，其末流养成怠惰敷衍风气，渐渐血气全消。致使专制蛮横愈强，而正气日渐虚弱。即使如孙中山这样的民主先驱，也未能免俗，在为民主法治奔走之际，也破坏了中国一次绝好的法治机会。宋教仁遇刺案后，当时全国都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议会发出质询，国务总理到议会解释，同时，法院也向政府发出传票，这是中国亘古之未有事情。但孙中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党内意见上，执意发动二次革命，用枪杆子来解决法律问题，给后世政治家开了不好的先例。

　　容忍

　　除非经过专门训练和修养，否则容忍会相当困难。很少有人会对异端、反对派容忍。这源于人们认为“我是不会错的”，我“站在正义和光明的一边”的心理。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往往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自己恰恰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怎么能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反对自己呢?于是产生了“不容忍”。世上的许多冲突，都源于对他人和其他集团的不容忍。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加尔文因为不满意罗马天主教的种种不自由和不容忍，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但当他们掌握话语权后，就忘记了“不容忍”对自己的迫害，走上了“不容忍”的道路。1553年加尔文在广场上，烧死了敢于独立思考的学者赛维图斯。一个团体的不容忍，可能造成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一个社会的不容忍，则会造成民族的空前浩劫。“不容忍”无论其大小，其思维模式都一样。加尔文烧死塞维图斯时说，“烧死塞维图斯是对的，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而工作……”置换上“人民”等其他名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我们是否多次听过类似的话?

　　容忍固然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如果“己所欲”的时候，是否可以施之于人呢?答案是否定的。“自己的佳肴，他人的毒药。”任何人不能因为自己好恶，而强人以同己，这样就是专制。晋时阮籍母亲去世，裴楷去吊唁，按照当时的礼节，主人先哭拜，然后客人再哭拜，但阮籍没有这样做，不过裴楷不以为杵，依然把这个礼节完成。别人很奇怪，裴楷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裴楷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容忍：我虽然不赞同你的做法，但我可以理解你。胡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文中他回忆说，在要发起白话文运动时，《新青年》内部有不同意见，陈独秀一锤定音，说不允许争论，一定要推动，结果白话文早诞生了两年。白话文取代古文是历史必然趋势，但陈独秀对争论的不容忍，却未必正确。而且论战双方的骂战中的伎俩，其实也开启了后世国人，在文化思想论争中党同伐异、不容异见的先河。

　　但容忍不是做唯唯诺诺的老好人，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就是这个社会公认的法治和道德。同时，容忍的对象是思想、见解和言论，而不是统治者。统治者就应该处在“十夫所指，十目所视”的环境，让他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对他们政治和经济的错误，可以不予追究。但对他们的违法，则没有任何容忍的余地

　　妥协

　　妥协是现代政治最大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活动就是在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以前妥协名声不佳，等同于投降。我们赞赏的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声音，总可以使我们血脉喷张。在我们的思想库中，没有妥协。这也是中国民主之路，格外漫长艰辛的原因之一。其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一直都在寻求着妥协：价格是买卖双方的妥协;生意是供需双方的妥协;结论是争论双方的妥协……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妥协就没有平和的生活。在民主社会中尤其需要妥协。民主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多元化，而不像专制社会定于一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在生活中，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类冲突，如果人们对每件事都要争个子丑寅卯，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中国传统讲究“君子和而不同”，说的就是当人们发现差别，经过妥协后的生活状态。

　　在政治活动中尤其需要妥协，有句名言为“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遗憾的是长久的专制扭曲了人们的心态，政治变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游戏。宋教仁案后，孙中山坚决认为袁世凯为国贼，“汉贼不可两立”，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反革命。如果孙中山知道政治妥协，在当时的中国政局下，最大限度地寻求法律解决，或许中国就会有不同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国共也曾和谈并达成协议，但骨子里的“不妥协”，最终让兄弟干戈相向，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最令人浩叹的莫过于二十多年前的那场运动。在网上读过几本当年的实录，对于当年的青年，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心态，绝不是成熟公民应该有的。只要一有寻求妥协的建议，马上就被斥责为“投降”、“犹大”。很快激情压过了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噤若寒蝉。激进的声音越来越响，最终酿成中华民族一绝大悲剧。与之相反，在美国签署《独立宣言》时，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不是所有的开国元勋都同意这一条。因为在有些人的心中黑人不是“人”，女人不是“人”，不能与他们这些“men”平等。但开国元勋们并没有斤斤计较于理解的差异，没有批斗这些“腐朽意识”，而是求同存异。同时，作为政治妥协，杰弗逊删去了宣言原稿中反对奴隶制的文字。这些妥协并没有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反而是那些看似毫不妥协的理想和政策，成了文明和进步的绊脚石。

　　在我们教育中简单的二分法：正义――邪恶、真理――谬误、反动――革命、保守――进步、黑暗――光明……把我们的思维陷入不愿妥协的泥沼。其实在上面说一组词汇中，在黑暗和光明两个极端状况下，还有很多中间地带，需要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填满，而不是非此即彼。中国的太极就是妥协的抽象，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互相包容，互相融合，但又彼此不同。

　　道德感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二千多年前的管子，把包括“礼义廉耻”的道德看成国家的基础。如果道德沉沦，国家灭亡指日可待。公民素质中的道德问题，不是高悬的道德教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式的道德说教，与古时“礼教杀人”无异。“灭人欲，存天理”的结果是晚明的纵欲和道德沉沦，而一年一度推出的道德模范，只能意味着社会道德堕落。公民素质中的道德，是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可以做到的要求。

　　(一)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德。人都有欲望，有欲望就有要求，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发于外，就产生了冲突。所以，必然要在人们的各种欲望和要求之间划分界限，要求大家自界限内生活，从而消弭争端。这个界限古时候称作礼，《荀子.礼论》中说“制礼义以分之。”在现代社会就是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和公德，比如不排队加塞、不随地吐痰、不穿越红灯、不噪音扰民。都是些琐屑小事，看上去极易做到。但从我记事以来，就一直提倡这些文明，可成绩单却让人害臊。社会秩序好比一个公共草地，当你多占一部分，意味着其他人受损，大家都去占，最终是公共草地毁坏。绝不要轻视这些小的文明行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以从这些小素质中，看出一个民族的素质。甲午海战前夕，日本人看到大清水兵把衣服晒在甲板上，就推断中国海军不堪一战。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每个场馆都有优待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绿色通道。有些“聪明人”却利用规则，装残疾、七八个人送一个老人。在这些“聪明人”面前，再严密的法律制度也会残废。民主本来就是让大家利用制度，各种利益来公开博弈。今天利用绿色通道的人，明天当他在民主社会中，也会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

　　(二)自尊独立。福泽谕吉在《劝学》第中，把个人独立自尊看成国家平等的基础，没有国人的独立精神，就没有国家权利的伸张。与外国交往时，没有独立自尊，就不会平等对待外国，对富国则如奴，对穷国则如盗。在民主社会中，独立自尊是不可或缺的公民素质。没有独立自尊精神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依赖别人，附庸于团体，屈从权力的淫威。欲求浩然正气，则无异缘木求鱼。而且，长期依赖的人，内心耻辱感慢慢钝化，道德也会日渐堕落，慢慢地和恶势力同流合污。专制社会中独立自尊之人稀少，人们依赖专制权力，嗫嚅于专制淫威，为求生存，不惜做奴才，出卖亲友，充当打手，变成了“奴于心”的真奴隶。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大学校，有多少条铁路，而是看这个国家人民的独立精神。国家缺少独立自尊精神的公民，则那些高楼、铁路、军舰会得而复失。比如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缴获了许多北洋水师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民主社会中，如果国民没有自尊独立之精神，则获得的权利和自由，也会被权力一点一点地蚕食掉。古罗马时期，随着罗马在海外战争的节节胜利，早期的民主化趋势逐渐弱化，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原因是他们总是乐意出卖选票，或者听从那些允诺给他们好处的鼓动者，再加上其他原因，古罗马共和因素越来越少，渥大维干脆给自己加冕为皇帝。

　　(三)责任感。一个合格的公民并不仅仅局限在遵守法治和社会秩序，他还要有责任心。在家庭里，他有自己的家庭责任;在社会上，他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样对于国家，他也有自己的责任。除了应尽兵役、纳税等义务外，对公民别有一个特殊任务。在专制国家中，人民也会依法服役、照章纳税。公民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国家是他的，政府是受他们的委托，设约立法，以履行保障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之职责。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则公民有责任修正。福泽谕吉在论国民职责时，谈到当遇到政府没能履行自己职责时，人民有三种途径解决，一、屈从政府;二、用实力反抗政府;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福泽谕吉认为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服从了政府的恶法，就是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同时，一度屈从恶法，为后世子孙留下恶例，酿成天下的普遍不良习气。第二种，福泽谕吉认为在暴力的循环中，是非曲直的判断已让位于力量大小的较量，最终“人心越发残忍，人的举动几近于禽兽。”到那时希望实行比旧政府好的良法善政，期待人心复归善良已是幻想。福泽谕吉认为第三种最可取。认为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下，都要不带寸铁，矢志不渝，用真理说服政府。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我们不能要求人们舍生取义，但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起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中国不是某个政党的中国，不是某些官员的中国，它是我们的中国，它的未来由我们决定。

　　以上是我认为公民素质的清单。希望能抛砖引玉，在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来更新补充新的条目。

　　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民主制度的关系，就象语言、思维的产生之于人类的诞生。到底是人类诞生后，才产生了语言和思维?还是有语言和思维后，诞生了人类?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时刻，当人喊出第一句话，或开始思考“我是谁”时，人类在那一刻诞生了。应该是在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的初级简陋的“语言”、“思维”促进着人类的诞生，同时人类又不断地改善着语言和思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为什么这么重视公民素质呢?梁启超《新民说》中说：“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质量管理中，概率统计应用广泛，统计结果表明，在一批生产成品率比较高的产品中，找到最优产品的概率，远高于成品率较低的产品。把这个原理应用在社会学和政治中，就是在道德感强、素质高的人群中，产生的卓荦超群人物，要多于道德缺失、毫无公民意识的人群。卓越人物的很多思想可以超越时代，但民主政治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模式，把人民“向上看”，变成了统治者“向下看”。统治者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人民同意。人民第一次可以影响统治者，这使得民主先驱们可能思想超前，但行为和心理未必领先民众多少。比如康有为在变法前对其他同道中人的排斥，孙中山要求入盟人员血书盟誓，这些都分明打着专制时代的印记。温家宝总理说，“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政改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温总理无疑是一位合格的公民，他已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这样的公民还太少，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在这里我提到了三个出色人物，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指望一个杰出人物，而是说这些政治领袖，他们就来自于象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比我们有远见，但他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不会脱离社会大环境多远，恰恰是“我们”决定了“他们”。中国的民主之路铺满荆棘，借用拉封丹的话“通往成功的路上没有鲜花。”只有不断改变的“我们”和产生的“他们”，才是民主最坚实的基础。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制度，第三是器物与经济。其中，“人心的改变”的改变最关键。龙应台先生在北大的演讲，让人很感动，“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在这句话中，龙应台分明在强调民主政治中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什么百分百可靠，总统靠不住，制度会异化，即使民主制度本身，也仅是最不差的。而只有充满公民精神的公民才是民主最坚实的屏障。两千年前的荀子说：“有良法而坏者，自古有之;有君子而坏者，自古无之。”荀子眼中的君子，就是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抗战胜利后，作为当时宪法起草人之一的张君劢，在谈到宪政的前景时，他对自己的“孩子”似乎并没有特别的信心，但他强调指出，“你们对自己权利有警觉性，自然就有宪法，否则若是你们没有胆量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尽管有一部美丽的宪法，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徒法不能自行’，我要对诸位说：人民对自己权利的警觉性，是宪法的第一块基石。”无论是人心的改变，还是人民对自己权利的警觉性，在当代都已变成了公民的素质。在我们抱怨社会不公，公权力腐败时，我要问的是：你是一个公民吗，你准备好了吗?